第四，国民党也多方限制中共货币的发展。1938年10月，蒋介石收到地方电文，称八路军强划行政区，“私设北海银行滥发纸币强迫行使”，请求蒋介石电饬八路军“迅予制止”，“严予取缔”[45]。1940年初，国民政府先后制定了《打击中共伪钞办法》《取缔中共非法发行钞票办法草案》，认定中共钞票为“非法”，要求各省政府加紧宣传其“欺骗性”“非法性”[46]。1940年6月，国民党宣称中共迫使人民使用北海币，造成“民不聊生，相率逃避”[47]。国民党甚至强调是中共推行北海币引发了大刀会滋事，称“中共军在蒙阴境内迫民使用北海银行钞票，惹民反愿群起组织大刀会反抗”[48]。1941年1月13日，蒋介石指示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就北海银行发行钞票一事进行查禁[49]。6月，财资部制定了《禁止根据地货币办法》，宣布各地中共根据地钞票为“非法”钞票，指示各地军事长官即刻查封中共根据地银行资产，并对推行、转运、承印中共根据地钞票者进行严惩等[50]。国民党将北海银行、北海币置于“违法”地位，并恶意诋毁，这加重了民众对北海币的质疑，为中共巩固货币信用设置了障碍。
民众是革命的主体，民众对北海币的接纳与认可程度直接决定着北海币信用的强弱。以胶东地区为例，1939年6月中共便发现部分抗日民众中存在“北海银行钞票的流通就是破坏了行政系统”，“北海银行钞票将来是会骗老百姓的”，“谁使用北海银行钞票谁就是汉奸”的论调[51]。1942年初由于日伪频繁扫荡，荣成、牟平等一些地区的人民对北海币严重的不信任，部分商贩将北海币贬至八折秘密使用[52]。在栖东、栖霞等一些新建立的根据地，民众因对北海币信用认识不足，将其与私杂钞相提并论，贬低使用北海币的现象较为普遍。如栖霞桃村集一斗米市价是法币50余元，但用北海币须100元；在栖东徐家集，每元法币比北海币高2角，部分民众不愿自己持有北海币，不遗余力将北海币脱手，致使北海币在市场上过多；甚至还有民众公开拒用北海币[53]。这些现象显示北海币尚未建立起良好的信用，民众对北海币的信任很容易发生动摇。胶东为北海币发源地，也是北海币信用较稳固地区，但依旧存在不信任现象，其他地区情况可想而知。
总之，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北海币信用主要是移植法币信用，币值随法币价值的涨落而波动。中共虽对北海币信用进行简单构建，但因深陷困境效用微弱，民众多将北海币视为法币的辅币，无法形成群众集体信任。
一、北海币信用的滑落
由于法币实行外汇准备制，日本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大量攫取法币，通过英美等国在华银行套取中国外汇[54]。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正式对日宜战并封存中国在外资金，日本也转行“排除英美之残余经济势力”的方针[55]。日本以法币套取中国外汇策略宜告破产，遂将吸入法币变更为排出法币[56]。货币具有传导机制，货币政策的改变必然会引起社会经济的变化[57]。日伪货币政策的转变，使法币贬值异常严重，北海币也因与法币等值兑换，受到牵连，信用下滑。
1942年1至3月，日本兴亚院制定金融处理要纲，要求以日元取代法币，成为“中储券”的等价媒介，并逐步废止法币流通[58]。5月31日，汪伪政府颁布禁止法币流通法案，以1：2比率进行新旧币兑换[59]。值得一提的是汪伪兑给的并不是货币，而是“金融安定公债”，颇有空手套白狼的意味。日伪将经济政策重心调整为在占领区开发和取得物资[60]，遂千方百计将手中积存的法币向外倾销，换回其所必需的物资[61]。此外，日军还抢占了国民党法币在香港和缅甸的秘密印制厂，截获大量半成品的法币、印刷机、法币编码等物资，后又在南洋截获20亿元中国银行版纸币半成品，日军利用截获的工具和半成品，伪造数十亿法币向外倾销[62]。
（本文作者：钟钦武 原载于：《论山东革命根据地的北海银行与北海币》 未经作者和本站同意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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