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北海币移植法币的原因：一是中共视北海币为辅币；二是中共根据地内法币币值较为稳定。北海币发行初定位便是辅币，是在法币面额大、供应不足的情况下满足民众小额交易需求而发行的。中共对发行钞票也很慎重，“只印发辅币，壹元以下的”[15]，并且“每发行一次大额票子，都要报请省和区党委领导批准后才发行”[16]。就法币而言，全面抗战爆发前法币改革已初见成效，“获得了民众的绝对信仰”[17]。至战争爆发，国民党为对内安定人心、促进生产建设，对外争取外援、显示抗战决心[18]，竭力维系币值，法币在非沦陷区内一时坚挺[19]。因此，北海币移植法币信用不失为发展中共金融自身，构建北海币信用的重要途径。
此外，中共还采取其他措施树立北海币的信用，这一时期的信用建设主要是让群众认知北海币。其一，宣传动员，打牢群众基础。在1938年12月，银行举办开行典礼后，工作人员便趁热打铁，在掖、黄、蓬三县广贴布告，并发放《北海银行浅说》宣传册，全文“约五千字，主要说明银行的性质和作用，在当时的情况下设立北海银行的必要性”[20]。时任银行副行长的洒海秋在1941年总结“巩固与提高北海银行钞票的信用办法”中，也着重强调了宣传的重要性[21]。此目的无外乎是使民众认知北海银行是有基金、有组织，北海币与法币是可互相调剂、互相兑换，以确保北海币的信用。其二，清理民间杂币，疏通金融市场。全面抗战初期，山东货币市场存在50多种地方流通券币，币种多样，兑换不便，阻滞贸易进行[22]。1940年4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曾指出“新钞一经发行，必须坚决排挤杂钞”[23]。实际上，北海银行早在此前便已开展清理土杂币的活动。银行成立后，严厉禁止伪钞，并利用限期回收、代为兑换、交押金等方式强制清理土杂币[24]。至1942年四五月份，土杂币日趋收缩，已不起作用：至九月，“土钞、杂钞不能通行，市面大部被原主收回”[25]。根据地清理了土杂币，不仅便利了群众日常交易，还大大拓展了北海币流通范围。其三，办理贷款业务，扶助民众生产。李金铮曾对华北抗日根据地1938至1949年农贷进行论述，认为中共低利贷款若考虑物价波动、货币发行等因素，多为亏本[26]。北海银行建立初期便通过农民贷款所，以低利贷款对农村合作事业、手工业、春耕生产等进行帮扶，较为群众欢迎[27]。如莱芜农贷，“因利息低微，民众多争来贷用”[28]；寿光的生产贷款，因重视贫苦抗属及从事生产业的贷款者，使“该县农民合作社及贫困农民贷款生产者极踊跃”[29]。银行的贷款不仅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农村生产，推动“减租减息”运动的进行；而且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北海币在农民中的认可度，优化银行在群众中的认知。
尽管中共也作了努力，但总的看来北海币一经发行，便陷入困境，其原因如下。
第一，中共山东地方领导人并没有意识到发行货币的重要性。在1938年9月北海币发行初，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同年12月改称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依旧强调法币是经济政策的关键之一，完全没有建立自己的银行，发行自己可控货币的意图[30]。对于北海币的发源地胶东区来说，该区“最初建立北海银行，党委没有专门开会讨论”[31]，胶东地区创设北海银行也只是“打算搞个金融组织，发行小票，便利收付找零”[32]，及至1939年1月，因掖县失陷，北海银行一度宣告歇业。4月，在中共中央明确指示下，胶东区才重组北海银行[33]。可见，北海银行的建立及北海币的发行并没有经过严格研究论证，创建人也并没有给北海银行一个恰当定位，完全是出于现实的需要而组建的临时机构。
第二，银行实力薄弱，处境艰难。北海银行资本金原定数额为25万元、计划由中共出资7.5万元，掖县、黄县、蓬莱3县民股17.5万元，但实收资本仅仅10.1万元左右[34]。而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山东省民生银行实收股款已达320万元[35]。可见，北海银行实力的薄弱。北海币发行初，山东货币市场存在50多种地方流通券币[36]。这使百姓“真假难辨，深受其害”[37]。银行人员也极为缺乏，建行之初“张玉田根据需要邀约了对银行业务有实践经验的五六人，计有王芾村、王复生、方德卿、邢述先、杨祟光，刘翊书等”组成北海银行[38]。银行业务开展也较为紊乱，据胶东分行报告“因干部不熟习与不了解贷款工作，手续非常素乱”，到1941年还存在1939年、1940年的贷款尚未清理[39]。
第三，北海币的发行受到了日伪的破坏与打压。1938年6月9日，日本制定“金融扰乱取缔办法”，规定“如有使用交易或私运等非法行为者决严惩不贷”[40]。青岛的日本特务机关在1938年9月“治安状况要图”中，将北海银行行长张玉田等定性为“抗日匪”，并对北海银行进行破坏。1939年1月16日，日军纠集张步云等伪军攻陷掖县，日伪便将司令部设在北海银行驻地，并大肆抓捕帮助北海银行开办业务人员，重华印刷所以及同裕堂印刷局，因承接印制北海币等被查封，职员吕福梓、董鸿翥更是被日军残忍杀害[41]。此外，日伪还极力推行伪钞，排挤北海币。1940年的山东清河区，在各县与日伪经济联系密切的区域，尤其是靠近铁路沿线30里以内地带，市面主要流通伪币[42]。1941年8月，日伪在其控制的《新天津》[43]报纸上污蔑：中共发钞“无基金的要求，无限制滥发”，“完全冇价值，等于废纸一样”，等到中共撤退，“人民所有的货币，又成为一种废纸不能使用，人民弄得无房可住，无饭可吃，为状之惨目不忍睹”[44]。日伪这些污蔑，极具蛊惑性，易混淆视听。
（本文作者：钟钦武 原载于：《论山东革命根据地的北海银行与北海币》 未经作者和本站同意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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