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日伪金融政策的转变，国民党也于1942年初调整货币政策，强调“携运法币出口暨前往游击区以及在国内携带之限制，亟应予取消”：“携运法币进口或由游击区携往后方各地之情形严密注意查察”[63]，遂将往日限制法币出境，变更为入境查禁、出境自由政策[64]。货币具有流动性，在区域币值不相等的情况下实行自由兑换，必将促使货币由价值低的地区向价值高的地区流动。由于国民党放开出境限制，这等于将大后方的法币向币值较高的根据地驱赶[65]。此种行为也是一种变相的法币倾销。与此同时，国民党为应对日伪法币的倾销，严厉查禁法币内流情况，“凡携带巨额法币者，强迫存入附近四行，限制分期支付数额”[66]。国民党在大后方也早已禁行日伪大量掌控的带有“苏浙皖及华北地名”的法币[67]。此外，国民党还对法币发行进行调整。1942年7月制定《统一发行办法》《中央银行接收省钞办法》，不仅将中、交、农三行货币之发行，统交中央银行集中办理，而且还将各省地方银行发行钞券，亦由中央银行接收[68]。货币发行权的统一，一方面可以防止日伪利用旧法币对国统区进行货币倾销，另一方面也便于控制法币的数量调剂资金供求。再加上，国民党大后方相对隔绝，日伪法币倾销不便。根据1942年12月四联总处各分支处调查报告显示，“沦陷区法币大量内流，尚无确切之事实可资证明”[69]。可见，大后方并没有形成有规模的法币内流情况。从下表1也可以看出，1942年根据地物价增长率为320%，法币区物价增长率为269.36%，根据地物价增长率高于法币区物价。
表1：北海币、法币、伪钞流通区物价指数对比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等编：《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第4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85页。
说明：北海币发行初期与法币等值流通，1937年北海币基准指数以法币核算；1994年之后法币被排斥出去，物价指数无法核算；敌区物价指数，选取济南市物价进行核算得出。
虽然日伪未能对国民党大后方形成强有力的法币倾销，但众所周知国统区法币贬值却也异常严重。这是因为法币本身存在的膨胀才是其贬值的根源。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赤字严重，遂大量发行法币弥补亏空，致使法币通货膨胀日甚一日。由此造成社会生产资本转入投机事业，生产降低而投机囤积之风大炽，这反过来又加剧通货膨胀[70]。下表2为1937年至1945年国民政府财政收支及法币发行状况表，可以看出自全面抗战爆发以来，国民党财政赤字不断增长，随之而来的是法币发行量的不断扩大，到1945年已达1.0319万亿元，是1937年发行数额的629.2倍。货币激发必然造成物价的飞涨，1942年3月11日王世杰在日记中记载，重庆市物价总指数已是战前三十倍[71]。至1942年8月13日，徐永昌在日记中记载“按渝市米价，每一市斗约近五十元，较战前约增三十余倍，为膨胀中之最低者，其他物价有高五十倍乃至百余倍不等”[72]。
表2：1937-1945年国民政府财政收支及法币发行状况表
资料来源：张嘉璈：《通胀螺旋：中国货币经济全面崩溃的十年1939——1949》，于杰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427页。
（本文作者：钟钦武 原载于：《论山东革命根据地的北海银行与北海币》 未经作者和本站同意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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