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在山东设立北海银行印发北海币。北海币发行初，其信用移植法币信用，但因银行实力薄弱、中共重视不足，加之日伪攻击、国民党限制、民众质疑，货币信用极不稳固，无法发挥应有的调剂经济效用。及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法币加速贬值，北海币受其牵连，信用不断滑落。中共随之做出反应，通过法币折价、主辅币调换等措施，尝试建立北海币独立的信用体系，但北海币信用依旧未完全脱离法币的桎梏。随着第一次“排法”斗争失利，中共逐渐统一认识，决定完全排斥法币，创设出集货币发行及币值调控为一体的物价本位制。最终，中共对北海币信用建设演变为民众对货币的普遍信任。
关键词：全面抗战时期；北海币；货币信用；山东抗日根据地
国共合作抗日伊始，中共虽在军政上取得了“合法”地位，但国民政府奉行“发行统一”的货币政策[1]，严格限制中共货币的印制及流通[2]。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共放弃货币发行权。但随着日伪钞券的侵入，地方货币又杂乱纷呈，中共为疏通金融与日展开货币斗争，不得不在“违法”情境下设立银行发行纸币[3]。纸币“只有在它的当作象征的资格为商品所有者公意所保证了的时候，就是说，只有在它取得法定的资格而具有强制通用的效力的时候，它才能继续当作货币材料的符号”[4]。
换言之，纸币需要由政权保证发行，民众普遍接纳才能发挥其职能。实际上，北海币却是在国民党认定的“违法”行径下发行的，民众接纳北海币的前提是北海币拥有信用，因为信用可以加速货币流通，从而促进资本周转和商品交换[5]。1940年兼管华北根据地财经工作的彭德怀曾就巩固货币信用提出4种举措：一是扩大货币流通范围，二是防止通货膨服，三是努力平衡贸易，四是查禁伪币[5]。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法币信用渐趋崩溃，中共货币信用却日臻完善。中共是如何在复杂多变的斗争中建立及维系货币信用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目前学界对山东根据地货币的探讨主要聚焦于货币的诞生、币值的稳定、根据地货币与其他货币关系上[7]。这些成果为学界认知山东根据地货币提供了基础，然囿于材料及视角，目前对货币信用的研究尚付阙如。本文拟通过梳理中共对北海币[8]信用构建的过程，从货币金融角度探讨中共货币如何让民众普遍信任。
一、内外交困：北海币发行初的状况
日军入侵山东后，据点密集、政权林立，实行残酷统治。在金融方面，由于日伪的破坏，“陷于极度的紊乱状态”：伪钞猖獗，“各县特别是靠近铁路三十里路以内与敌之经济关系（商业关系）密切的地区，市面流通者多伪币”；法币停滞与贬值，“大批法币在敌人抢夺（敌人常在集市上翻民众的法币并没收）与有计划的收买下，流入敌人之手，商人富户则大量贮藏法币，因此市面流通之法币大减，同时多属破烂，因此使法币形成停滞状态”。且在敌人压力下沦陷区的法币逐渐贬值，大大影响了法币的地位；土杂钞横行，国民政府溃逃后许多投机商人、地痞流氓、地方势力，在毫无准备金的情况下发行纸币，哄骗民众行使，以“纸”换“财”。因此，根据地内“日用品昂贵，直接影响了民众及抗日部队的生活问题”[9]。
1938年3月8日，“平掖人民抗日救国会”联合“掖县民众抗敌动员委员会”举行起义，攻克掖县[10]。随后蓬莱、黄县起义成功，中共在这3个地区内建立起民主政权。面对伪钞猖獗、法币停滞、土杂钞横行的局面，中共认识到“为了进行地方建设，安定市面，也为了疏通抗日的活动经费，客观上需要有自己的银行”[11]。1938年5月3日，银行筹备工作在掖、黄、蓬3县展开。8月5日，北海银行在掖县开始试营，银行印发壹角、贰角、伍角、壹元4种纸币计95000元投入市场[12]。此时，北海银行是以大额法币作准备金印制北海币。北海币以小额辅币形式出现[13]，与法币等值流通、自由兑换[14]。这意味着北海币与法币的美元、英镑等外汇储备间接挂钩。此时，北海币并没有独立的信用体系，其信用是通过移植法币信用来确立。
（本文作者：钟钦武 原载于：《论山东革命根据地的北海银行与北海币》 未经作者和本站同意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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