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北海银行与山东货币战*（二十）

八、山东根据地金融形势的恶化
（一）根据地面积缩小与通货膨胀严重
       在敌人疯狂的进攻之下，山东根据地遭到了严重打击。这主要表现在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政治方面根据地面积不断缩小，经济方面根据地内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现象。根据日军的战事报告，华北方面军在经过中共百团大战的沉重打击之后，“采取彻底加强各项治安措施，收到了极大的战果，由于这一主要原因，使华北的治安在1941、1942两年有了飞跃的改进”。[220]日军认为，由于日军连续的扫荡作战，特别是毁灭抗日根据地的作战，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均给八路军以极大打击，“共军蛰伏于残存地盘之内，埋头于恢复战斗力及重建根据地工作”。[221]然而由于急剧扩军，急于恢复军事实力，导致军队素质下降，战士逃跑现象一定程度上增多。并且由于日军的“三光”政策，根据地民穷财脊，过多的物资征收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个别地区出现了军民分离的现象，某些县甚至出现了老百姓与县政府对峙的局面。这些情况并非是日军报告的夸大，可以与中共的材料相印证，并且从中共自身的史料可以看出，真实的情况比这还要糟糕。
       据中共山东省主席黎玉回忆，敌人在对根据地进行“扫荡”的同时，加紧了经济封锁和“蚕食”活动，企图进一步扩大其势力范围，设法将“非治安区”变为“准治安区”“准治安区”变为“治安区”而逐渐扩大“治安地区”的面积。从1941年起，敌人就在根据地边沿地区安设据点，然后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得寸进尺，逐步蚕食抗日根据地。在扫荡之后，则迅速建立据点，企图长久占领。同时扶持地方伪政权，并进行伪化宣传，加紧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封锁。仅1942年一年，敌人就新设了1200多个据点，连原有的加在一起约有3700多个据点。有些地区，如泰山区、冀鲁边区平均每8里路便有1个据点。至1942年底，日寇在山东境内修筑的封锁沟、墙竟达4000公里之长，相当于山东省周长的两倍多。山东抗日根据地受到严重蚕食，面积比1940年缩小了约三分之一，有些地方甚至压缩成“南北十余里，东西一线连”的状况。[222]根据地面积的缩小，便意味着人口的减少，人口的减少则意味着北海币流通量及流通区域缩小，加之此时日伪采取多种方式，发动对根据地的经济进攻，北海币币值低落，商人拒收，更出现了输入性通货膨胀的现象。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上海、天津等地所有中国、英美的银行均被日寇强占，大约有70亿的法币（上海地区估计有20亿元法币）完全落入日伪手中。但是此后国民党改变了原有的货币政策。国民政府财政部通令各银行，防止沦陷区法币内流进国统区，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沦陷区的物价可能高于后方，届时会出现法币大量内流的可能，所以国民政府取消法币出境限制，鼓励法币外流进沦陷区。[223]这是因为国民政府宣布法币不再兑换外汇，敌人失去了用法币套换外汇的通道，法币在沦陷区对日伪而言已经与废纸无异。所以敌人改变政策，将大批法币通过各种渠道输入根据地套购物资。这是因为在华北、华中各根据地中，山东根据地法币的购买力最强，并且没有禁止法币使用，所以数十亿的法币突然涌入抗日根据地，根据地大批物资外流，物价狂涨。日伪主要通过以下渠道，集中向山东地区倾泻法币：
       第一，以法币高价购买根据地物资。法币不能兑换外汇之后，对日伪而言无异于废纸，但是山东根据地并没有禁止法币使用，而且由于与国统区隔绝，山东地区的法币购买力反而最强。日寇在汉奸的配合下，在根据地周边地区大量以法币高价收购根据地物资。在对根据地经济侵略的过程中，日本的财阀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如日本财阀三井公司。三井洋行在罗密庄（泰安地区）设立分行，大量倾销消耗品，在周围各据点设立土产收买交易所，大肆收买棉花、花生、生油、粮食、五金等物资，以套购根据地战略物资。并施放贷款，购买定期货。规定铜元一枚换伪钞一角；子弹壳两个换金枪烟一盒，以诱骗人民。在根据地周边公路上，日军车辆挑担络绎不绝，根据地农产品源源不断的出口。日伪三井洋行还在相公庄、汤头、夏庄等各据点，亦设立粮库，专收买抗日根据地的粮食。青岛、新浦等地日军，亦利用奸商收买根据地的粮食、土产，对根据地的民生造成严重影响。
       第二，将沦陷区法币引向根据地。日伪规定苏、浙、皖三省及南京、上海两市新旧法币最后兑换期限截至1942年11月30日，并自1942年12月1日起，所有苏、浙、皖三省及南京、上海两市全境以内的旧法币，全部停止使用，并绝对不许保存持有，违令者从严惩处。所以沦陷区内法币币值大跌，商人百姓都不想法币在自己手中变为废纸，都急于将法币出手。由此日寇遂将民间持有的大量法币投放到根据地，一方面破坏根据地金融稳定，另一方面借以掠夺根据地资源。[224]更为恶毒的是，在大量的旧法币中夹杂着假票使用，据根据地查获的假币版本主要有以下几种：中华书局有限公司民国二十六年、三十年印之杏红色中央银行一元、二元、五元、十元票；德纳罗印钞公司民国三十年印之小型浅蓝色中央银行五元票；中央信托公司民国三十年印之蓝色中央银行十元票；大东书局有限公司民国三十年印之古铜色交通银行十元票；中华书局有限公司民国二十六年印之深蓝色中央银行十元票；美国钞票公司民国三十年印之红蓝色交通银行十元票；中华书局有限公司民国二十六年印之深绿色，正面有孙中山先生像、右有三鼎、反面图影有孔子问礼老聃中央银行五元票；德纳罗印钞公司民国二十年印之灰色中央银行五元票；美国商务印钞公司印之绿色交通银行十元票；德纳罗印钞公司民国三十年印浅蓝色中国农民银行五元、十元票两种；中央信托局民国三十年印浅蓝色中央银行十元票等十五种之多。[225]这些假票荼毒根据地人民，几乎无成本的掠夺根据地物资，对根据地的金融稳定对外贸易等造成极大损失。
       第三，经济进攻与政治进攻相结合。敌人对我之政治进攻为主，军事进攻辅之，事实在各处却不断地暴露得非常明显，尤其在此次敌之拉网扫荡后，除继续趁敌出动大肆造谣外，并派出了大批奸细、奸商、伪组织等下流分子在市面上乡村里进行造谣愚惑民众，同时也就在敌之大扫荡后，人民之生活思想不稳，对自己的生存无信心，而正是坏分子乘机宣传的好机会。[226]山东日伪分子利用奸商、汉奸等人，在青岛、烟台、威海等地散播谣言，谣传日本将撤出华北等地，将此地让给汪精卫。[227]汪伪等汉奸分子也趁机传播谣言，造成根据地民心动摇，各地有钱的商人、地主、富农不敢存储、使用北海币，根据地内的商人也对北海币发生动摇，多存储货物而不使用北海币。这导致根据地内物价高涨，外汇价格提高，形成市场紊乱状态。再加上有些人存有“正统”观念，认为法币才是合法的货币，是中国人的货币。[228]在胶东牟海夏村镇，有在商品交易之时必须以法币作价，滕家庄有一个地主卖皮袄，只要法币不要北海币。这些谣言进一步加重了根据地金融形势的动荡，不久物价高企，而且民心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