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海银行之“前世”与“后生”:
一场特殊的货币战争中山东根据地
金融实践逻辑与经济运行机理*
（十二）
周靖祥 李世华
4.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实践:一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具体行动
理论离不开实践,实践需要理论来指导。除了前面提及廖仲恺、朱执信、薛暮桥三位中国人的货币思想或理论之外,还需要继续追寻马克思的货币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足迹。马克思关于货币学说的论述和思想导引(尹振涛,2017),也主要集中在《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两部著作中。从1919年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这两部著作的内容也已开始在中国陆续得到译介。[126]中国共产党的红色货币思想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的货币学说,这是从成立伊始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探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色货币思想,自当以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为逻辑的起点与前提。1919年6月至11月,北京《晨报》连载了陈溥贤(陈博生)以“渊泉”为笔名翻译的柯祖基(考茨基)著《马氏资本论释义》(1920年6月商务印书馆以《马克思经济学说》为书名出版),其第1编第2章即为“货币”,介绍了“价值尺度之货币”“价格标准的货币”“货币的流动”。然而,1927年8月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之后,中国共产党对于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货币学说有了比较迫切的需求,其中的重要动因,就在于在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认识到了红色政权的现固离不开国民经济的发展,根据地的社会经济生活离不开货币,为此就须有科学的货币理论来指导经济工作。[127]
作为文献补充的内容,我们不满足于简单的说理与总结,而是将相关内容整理成表。相关内容参见表4。寻根溯源,追寻中国共产党发展红色金融的理论和思想源泉。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工作者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和中期所取得的这些成果,基本涵盖了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的全部内容,并且具有系统性和通俗性,为中国共产党人完整地学习和把握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提供了文本依据和学理基础。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色货币思想,就是在运用这一学说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完善起来的。[128]事实上,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清政府的外交人员和主张改革的知识分子如崇厚、张德彝、王韬、高从望、黎庶昌、李凤苞、汪凤藻等人就曾在他们的记述、报道和著作中以不同的方式提到了作为马克思主义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主义。[129]明早在20世纪初,中国一批思想开明者就已经关注马克思主义思想。瞿秋白所著《社会科学概论》也早已把阶级斗争说引入唯物史观,他曾经试图使进化说与革命说形成内在的统一。该文所转引《社会科学概论》第12章的文本内容,[131]可谓瞿秋白已将政治与经济的对立统一关系阐释清楚,并揭示技术进步内生性,“大致而论:经济的基础一技术,因人类以之适应自然而日有变易(所谓工业‘革命’),经济关系因之而变(城市生活及商业关系的发展),政治制度及法律亦就渐渐变动(国会里的争执及民法商法上习惯的积累)。于是社会心理潜伏新潮(文艺复兴前后),久而久之,社会思想就大起激变(启蒙时代)；凡此都还只是数量上的渐变,一所谓‘进化’。这些根源于经济的变更,逐步帮着经济进化,积累既久,便引起社会上的突变——‘大革命’。”补充解释时这样说明,“进化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量变,革命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质变；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便引发质变”。[132]
在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之外,还有其更多政治经济学思想也早起20世纪之初就由俄文和日文版本翻译成中文在中国传播。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或思想,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治或经济报告中早已得到运用。1931年,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提出,“苏维埃区域内日的货币在目前得在苏维埃区域通行,并消灭行市的差别,但苏维埃须对于这些货币加以清查以资监督,苏维埃应发行苏维埃货币,并兑换旧的货币,对于旧的货币开始亦可采用,加盖图记通用,外来之货币须一律兑换己盖苏维埃图记之货币,或苏维埃自己发行之货币。”1934年1月,由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决议》提出,“苏维埃政府对于纸币的发行应该极端的审慎。”纸币的发行如超过市场所需要的定额之外,必然会使纸币跌价,会使物价腾贵,使工农生活恶化起来,以致影响到工农的联合。[133]同时为了免去苏维埃纸币跌价的危险,苏维埃政府必须更注意于对外对内贸易的发展,尽量输入现金与限制现金的输出,使苏维埃金融在经济建设的发展中极大的活泼起来,是增加市场吸收纸币的容纳量与保持纸币信用的重要办法。[134]
1935年,在当时中国国内最顶尖经济学者论文集的序中写道，[135]“货币问题与金融问题,可说是经济问题中的重要问题；尤其是在恐慌深刻化的今日,这两问题简直成了世界经济问题的焦点了。各国货币专家,乃至金融专家,均在绞尽他们的脑筋,设计打开世界恐慌的名案,不论他们的名案是成功还是失败,也尽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了。”其中《货币与金融》(二)之附录编入了两部分重要内容,分别是“货币本位制度研究”“中国货币史上的特征”。关于战时经济的研究,代表人物还有罗敦伟,在其思想中,坚持主张战争时期应采取统制经济的手段对工业、农业、劳动、交通、财政金融和外汇实施总动员,以保证军事上的需要和经济秩序的稳定。[136]单继刚(2008)曾经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主要是唯物史观的传播,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发起成立,是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最初传播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启蒙时期。”[137]提出质疑,认为当马克思主义被当作某种社会主义学说介绍到中国时,涉及到了它的哲学依据,这个依据就是社会进化论;唯物史观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第一个理论形态,这第一个理论形态是社会进化论。[138]
理论之特殊功用在于指导实践，实践也会不断地重构或检验理论。就货币理论与货币金融实践的关系问题而言，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和货币斗争的成功实践经验，已经做了最好的注解(表5)。正如薛暮桥所提出的“货币价值论”(货币币值决定于货币发行数量)，是经过中国山东根据地北海币发行的实践检验的。1946年春夏之交，总结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对敌货币斗争经验，提出了独立的货币发行是稳定物价的前提、“物质本位论”“良币驱逐劣币规律”等经济思想。[147]借助于后来人的讲述，“他的经济学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为革命实践需要研究实际情况，为当时整个革命实践服务。”时隔多年,《瞭望周刊》于1985年第2期刊发《薛暮桥和钱学森的对话》一文，记录了著名经济学家、时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身)总干事薛暮桥和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就自然科学如何更好地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系统工程方法如何运用到经济研究并为经济发展服务的一次思想碰撞。[148]根据在场的人的讲述和记录，钱学森提出，“改革开放了，经济研究应该运用数学模型。”当时薛暮桥讲述道，“很好，但一定不要搞成‘数字游戏’。如果输入计算机的数据不准确,得出的结论就有问题,因为计算机缺乏‘测谎功能’”。[149]秉承唯物史观，马克思继承发展的货币理论，在中国大地上得以实践，并取得了成功,也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中国革命实践也创新了货币理论。中国共产党在对外、对内革命战争年代开展的货币斗争，事实上又丰富了马克思关于货币的一系列理论，经过发展至今仍然具有较强生命力。
（本文作者： 周靖祥 李世华 原载于：《北海银行历史研究文集》 未经作者和本站同意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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