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海银行之“前世”与“后生”:
一场特殊的货币战争中山东根据地
金融实践逻辑与经济运行机理*
（十一）
周靖祥 李世华
除了正确理论和思想指导,货币发行、货币斗争和流通范围的扩张,需要强大的经济基础作为坚强后盾,依靠农业经济发展支撑北海币斗争北海银行金融业务开展又主要面向农业、农村。做出此判断,也就要求我们研究山东根据地社会经济发展纪实,从中能够找到解释为何山东根据地能够在货币战争历史上创造奇迹。早在1942年,胶东解放区扩建盐田至6557亩,年产盐644万余担,价值1900余万元。山东军区滨海军分区等单位在日照县安东卫建设盐田9副。用盐向敌占区换回医药、布匹弹药等重要物资。山东全省抗日根据地全年盐税收入达160万元。[122]根据地的社会运行,借助于当年全省各抗日根据地教育发展来说理,当年开办有小学7983所,教员14944人,学生410023人。1944年6月5日，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发出《关于生产基金的指示》,规定各行政区北海银行贷给军区20万元,1500人以上的兵团或军分区15万元,1500人以下之兵团10万元,帮助部队发展农业生产与日常必需品生产。部队发展生产,部队经费全年可自给50%。12月6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作出《关于货币政策的决定》,提出应继续稳定币值,稳定物价,贮存本币,积蓄物资,为发展生产和对敌斗争服务。1943年以来,山东解放区对敌经济斗争和大生产运动取得明显成绩。1945年3月3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发出《关于一九四五年经济工作指示》,指出应以发展生产为主,做到粮食和工业品全部或大部自给,部队、机关自给经费30%~40%。[123]1945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财委会作出《关于今后对敌经济斗争的指示》,要求继续压缩伪钞,扩大北海币流通范围,与敌争夺物资,准备反攻。根据山东省政府实业厅统计,到1945年年底全省有合作社4926处,社员144878人:1946年年底,全省解放区合作社发展到8494处,社员269万人,股金2.14亿元(北海币)。1948年2月8日,北海银行发行本年度第一期农业贷款13亿元,以能够帮助农民发展生产。
注:坐标纵坐标对应于1940-1944年的货币发行额,右边纵坐标对应于1945-1949年货币发行额。货币单位：海币亿元;原始数据摘自《中国草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第四册第565页,北海银行总行档案第二九九号卷。本表原始数据转自《北海银行货币大系(下)》第854页,重新设计分段年份,均折合北海币为单位。其中,1948年还发行华中币492亿,1949年发行华中币253亿。
数据来源:原始资料由山东省档案馆提供,山东北海银行总行编印,“统计”（数据),第一期《城市银行工作特辑》,中华民国36年7月31日出版。注：地区黄金价格指数1—4月份是青岛价格,58月加入了济南黄金价格;我区黄金价格1—4月以胶东沙河为基准,5月份増加石岛、南村和沙河,6—8月份又增加周村和博山。
后来的历史证明(参见图8),北海银行选择盯住实物的(实物本位制)纸币本位制而不采取金银本位制是对的,而且切合于山东农业经济、农业社会发展的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后因地制宜选择货币制度,一系列举措的正确性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当然,北海银行之所以能够与时俱进,保持较长时期的正常经营,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高度相关,自成立之初到最后合并,上级部门都高度重视并不断地给以指导或指示。任何一种货币制度的确立,都伴随着货币发行(实践先行),在实践中加以总结形成货币理论,再用理论指导实践和丰富实践形态,总体符合认识和实践运行的一般规律。历代中国货币制度的实行,并未严格遵循一般规律,而是跳跃式进行。银本位制盘踞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从银本位制直接跨入纸币本位制。就纸币本位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时期有过伟大的实践,积累起丰富的经验(服务于根据地经济发展),创造性地发行纸币,并创新性地发展了货币理论。
货币制度只是众多制度中的一种,兼容了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等众多内容,作为经济制度的一个分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新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过程中,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极具解释力为何如此,不得而知。就该书的推介和阅读指导,国内的韦森教授所做的工作极为精致。[124]当我们读到其中与此项研究相关联的内容,不禁要转入其中的章节内容。诺斯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指出:“制度变迁一般是对构成制度框架的规则、准则和实施组合的边际调整”。“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制度变迁存在着路径依赖,后来的变化会出现两种可能:其一,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且不断地得到优化;其二,存在着进入恶性循环的可能,欲罢不能。在《理解经济变迁过程》一书的“前言”中,诺斯( North,2008)就明确指出“人类演化变迁的关键在于参与者的意向性( the Intentionality of the players)。……人类演化是由参与者的感知(perceptions)所支配的;选择和决策是根据一些旨在追求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目标的过程中,不确定性的感知而做出的。因而,经济变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为行为人对自身行动结果的感知所型塑的一个刻意过程( a deliberate process)”。进一步分析指出:“理解变迁过程的关键在于促进制度变迁的参与者的意向性以及他们对问题的理解”;“人们所持的信念决定了他们的选择,而这些选择反过来又构造( structure)了人类处境( human landscape)的变化”。由此,诺斯认为,“信念是构建理解经济变迁过程之基础的关键”。[125]
（本文作者： 周靖祥 李世华 原载于：《北海银行历史研究文集》 未经作者和本站同意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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