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海银行之“前世”与“后生”: 一场特殊的货币战争中山东根据地 金融实践逻辑与经济运行机理* (九)

发表时间:2022-03-10 10:05阅读次数:
北海银行之“前世”与“后生”:

一场特殊的货币战争中山东根据地

金融实践逻辑与经济运行机理*

(九)
 
周靖祥  李世华

 
        3.4军事对抗之外没有硝烟的货币(北海币)战争:不存在均衡解的多主体动态博弈
        为了简明扼要地展现山东北海银行展开货币战争的那一段历史,我们就从一次历史文献的对话来呈现。一次对话,足以勾起一场货币战争的回忆。来自文献的佐证,1946年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考察团来到当时中共山东省政府所在地临沂调研,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满腹狐疑采访了当时主持山东经济工作的薛暮桥。他问,“你们北海币一无金银、二无外汇做储备,为什么能保持物价稳定?”薛暮桥答,“北海币以物资作为储备。”看着满脸迷惑的美国人,薛暮桥详细阐述了货币发行数量与物价同步增长的规律。真实的历史场景再现则是,1946年2月8日,山东省政府各厅局负责人重新分工,薛暮桥任山东省政府秘书长兼实业厅长1946年2月17日,山东救济分会、山东省府机关及临沂群众1万多人集会,欢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人员。

        薛暮桥作为新四军的干部与北海币的发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在回忆录里写道,他们到达山东抗日根据地后,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希望他留下。[92]但朱瑞也知道薛暮桥是延安点名调动的,不便强留,就“提出要我留在山东工作三个月,帮助他们解决货币斗争问题、减租减息和征收公粮问题”。在今日看来,就是要解决经济发展和战争进行的货币和财政两大难题。为还原那一段历史,我们先看一下当时的战争情形。自1938年就已开始发行的北海币在很长一段时期只是“辅币”,不仅根据地掌握大量法币来保证当地货币稳定,日伪政权也通过在沦陷区发行伪币,收兑法币,然后拿到上海等口岸城市,换取美元英镑或者购买各种物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没收了英美在中国的金融机构,利用法币换取外汇。仅在1942年,流入山东根据地的法币就有几亿元。这不仅使相应数量的物资流向敌占区,还导致根据地市场上法币数量远远超过了市场流通的需要。法币购买力迅速下降,与之关联的北海币也快速贬值。就如何树立北海币在山东根据地的主权货币地位,我们需要思考一下。假定是这样发生的,[93]将一段历史以对话的方式来呈现出来:
        J:既然山东根据地已经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战争形势虽然严峻。换种方式来进行思考,我们可以变不利为有利,在一步步满足“天时地利和”之基本要求。目前,该如何将理论武器用以指导战争实践,以能够保证战争的最后胜利?
        X:就山东根据地经济运行的现行状况,我们需要清楚两件事:其一,北海币究竟能够获得怎么样的地位?其二,山东的物价水平变化是怎么样的?如果将1937年山东根据地的粮价定为100,1941年则是2141,1943年已达到52407。物价综合指数则从2317上涨到47656。就目前情形来看,物资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金银、外汇。山东根据地应该考虑抓准时机控制法币流入,以能够提高北海币的币值。再者,如果要稳定物价只有驱逐法币,建立自主的货币市场。
        J:那么你们究竟是如何建立的呢?因没有大量的黄金储备,而且货币流通并不通畅的情况下,如何应对?
        X:马克思认为货币是各种商品的一般等价物,所以货币不一定同金银联系,也可以同其他商品联系。只要根据地适当控制货币发行量,并掌握充分物资,就能够在必要时用来回笼货币,平抑物价。山东根据地最强势的物资就是海盐。开始时,海盐由盐商收购后转手倒卖。根据地政府于是专卖海盐,然后降低盐税,增加产量。
        J:根据地货币既无金银又无外汇做储备,何以能稳定物价?
        X:根据地(意指对内、对外敌斗争的大后方)资货币有物资做储备。“我们每发行一万元货币,至少有5000元用来购存粮食、棉花、棉布、花生等重要物资。”如果物价上升,就出售物资以回笼流通中的赏币;反之则增加货币发行量,收购物资。与西方国家和货币理论规范不同,实行金本位,发行纸币必须有40%以上的黄金储备,用于控制币值。试想,既然可以达到这样的目标,我们可以反其道而行之,通过控制货币发行量的办法来保持物价稳定,一箭双雕。
        按照标准的“囚徒困境”博弈情形,我们很容易解析清楚中日货币对抗的均衡解。但是在参与主体超过两个时,出现的可能性就会增多。为此,谢林(1970:2005)提出基于多主体博弈的MPD模型:[94]有n个参与者(n>2),每个主体都具备相同的且包含两个选择的策略空间,且所有参与主体的效用函数相同,偏好固定且无差异:所有参与主体都有一个相同的占优策略(对应于偏好的选择);存在着一个稳定值k(k>1),只有当大于或等于k的参与者选择了劣势策略( Dominated Strategy),而且其余的所有参与主体选择占优策略,结果就会使得选择劣势策略的参与主体所获得的效用高于选择占优策略的主体。将这样的场景设定与日本侵华、国共合作(合作中就相互对抗)对抗日本的战争情形相对应起来,结果发现居然如此相像。真实世界,居然发生于理论设想相一致的事件。事实上,现实中要想找到与此相仿的实战场景,也极为困难虽然MPD与标准囚徒困境博弈的参与主体和策略选择设定有所不同,但本质上却是相同的。无论在何种情形下,对抗中任何的参与主体都面临着类似的选择的困局( Di lemma)。理论上,博弈矩阵的纳什均衡解依旧是所有人选择占优策略L,因此会存在着实现帕累托改进的情形且能够使得所有参与主体的效用都得以增大。在此博弈模型中,起决定性影响的是参数:能够通过放弃占优策略而获得收益的群体的最小规模kmin,以及整个参与群体的总福利水平(或称平均得益)。
        顺延上述分析,就可行性战略联盟的最小规模kmin而言,由于博弈的最终均衡格局是所有参与者都选择L,在均衡状态所有参与主体获得的效用均为0(不失一般性讨论,图中L是从原点出发的曲线)。只要选择R的人数大于或等于R与横轴的交点k,则这样的战略联盟是可行的,即通过联盟就可以使得各参与方获得比初始均衡状态更多的效用。由于图5a和图5b中的R都是边际递增曲线,图5a中的L是边际递减曲线,图5b中的L是边际递增曲线。所以在并不是所有的在k点之后的情形都存在着帕累托改进,也只有图5b存在着帕累托改进的策略选择空间。理论上存在达成联盟的可能,但不是稳定状态(不存在着稳态均衡解),联盟中的任何参与方都有倾向于对应自身偏好的动力改变最初的选择(L曲线始终在R曲线之上)。换言之,最初的联盟要保证其稳定,则需要某种来自外部合约或规制措施或依靠强制手段才能实现。

 
 
        注:在0到n的横轴上有两条收益曲线,L代表占优策略的收益曲线,R代表劣势策略的收益曲线(曲线工始终在R之上),R与横轴相交于k;横轴上的取值表示选择策略的参与者数量,随着选择R策略的人数增多,参与者选择L和R策略所获得的效用都会增大。
        参与主体的整体的福利水平最大化的点并不一定出现在n个参与主体都选择劣势策略R的点(图5中横轴最右侧)。上图中虚线部分表示了总体福利水平随参与主体选择不同策略而呈现出的变化。针对不同的总体福利水平曲线的形状进行理论推演,将总体的福利水平函数(平均福利水平函数)表示为:

 

边际收益递増情形下,由于UR(n1)-UL(n1)<0,UR(n1)ー-UL(n1)>0,U(n1)>0。
        以史为鉴,在中国革命斗争中寻找理论构想的社会事实。根据资料记载,薛暮桥刚在山东主持北海币发行和流通推广工作时,面临着如何以北海币跟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日伪政府发行的伪币做斗争。当时,北海币处于劣势,物价急剧震荡。他通过研究认为,稳定物价的唯一办法是驱逐法币,使北海币独占市场。这一举措实施后不久,北海币和法币的兑换比价便则由原来的1:2变成了1:6,囤积法币的地主们纷纷抛出法币,北海币由此占据了市场,节节攀升的物价又得以大幅回落。为防止物价持续下跌,根据地加大北海币发行量,然后大规模购进物资,进而可以达到稳定物价和推广北海币的双重功效。随着根据地的不断发展,利用与法币斗争经验,1945年又成功地把几十亿元伪联银券从根据地排挤了出去(从排法到排伪),换回了同等价值的敌占区物资。通过这样的一进(物资)一出(货币)的重要举措,对山东根据地军需民用商品的供应,无疑起到了重要影响。在山东根据地市场上,法币、伪币逐渐被排挤出去并最终绝迹,山东的其他游击区也变成流通北海币的市场。[95]至此我们会发现,北海银行在山东地区某种程度上扮演过“央行”的职能,再联想到其他地区的根据地银行也掌握着货币发行权,由此认为根据地银行的货币保持着对内独立封闭运行,对外则具有可自由兑换的开放性金融特质。
        就a情形而言,平均福利水平曲线表征先上升后下降:b情形则会多出两种情形,先下降再上升再出现a情形类似的情况。由于上述分析引入了多主体博弈,因此可以引申出多人博弈中的均衡求解问题、潜在(可能合作)联盟规模、约束性或强制性合约的重要性等问题的讨论。关于均衡状态为无效的情况下,实践中需要通过组织或者联盟等方式来达到总体最优的状态。不论最终均衡与初始的均衡状态相比,是帕累托改进的,或不是帕累托改进的(一定存在参与主体利益严重受损的情况)。理论上此类动态博弈模型不存在均衡解,根源于一切都在变化之中,几无定论货币斗争实践中,只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进行着的联合和对抗,借助于联合进行对抗(一致对外抗击日本侵略者或其他国家的侵略行为),又在联合中进行着对抗(任何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货币斗争白热化程度及其残酷性并不亚于对外斗争)。正所谓殊途而不同归,道不同相为谋只是暂时的依据之策,最终结局还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军事斗争亦然如此,只是对抗形式更容易被察觉,更容易记入历史史册。通过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满清政府被推翻之后的军事斗争(革命)主要发展和演变形态,尤其1931年以来中国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一系列战争形态,即能够布置出货币战争的军事斗争背景和底色。


(本文作者:    周靖祥  李世华      原载于:《北海银行历史研究文集》    未经作者和本站同意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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