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海银行之“前世”与“后生”:
一场特殊的货币战争中山东根据地
金融实践逻辑与经济运行机理*
（十）
周靖祥 李世华
4将货币战争的伟大实践(历史)视为一场自然实验进行解析
历史问题研究,也有其自身的逻辑遵循,甚至隐藏着不能被人们忽视的真理。用卡尔的三层真理来表达即为:其一,被人们所能够接触的全部历史事实从来都不是“纯粹的历史事实”,历史总是通过后来人的大脑折射出来的,而且历史事实本身也不可能以纯粹的形式存在;[96]其要求历史学家拥有富于想象的超强的理解力,以透视那些进入研究视野中的人物的内心世界,把握其行为之后的思想状态;[97]其三,我们任何外人,只有以当下的眼光去看待过去,才能够理解过去。[98]康德(1784)的历史观能够给我们的分析提供一种真理性指导,“在自然的预设下,在自然赋予的人类理性的作用下,人类社会经历一系列的苦难,斗争,最终必将到达人人自由,社会和谐,天下太平的美好境地。”历史演变的进程而言,它是有规律可循的,而且遵循着绝对法则之“人为自然立法”;遵循心中的道德律(约東),历史就是人的一部作品,当世人和后世人,它又是大自然一幕隐蔽计划的实现。[99]明通过人的“非社会的社会性”,历史将达致普遍法治和天人合一的公民社会。回望历史,时刻要思辨这样的问题,“我能希望什么?”除了这些,“我还能知道什么?”20世纪前半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史,又是一部中共党史,战争中上演的一幕幕留给后人更多思考,有待厘清逻辑方能搞得清楚、弄得明白。
4.1北海银行之纸币本位货币制度选择:黄金、白银的特殊地位形成于商品的边际效用
回看中国历史上的币制改革,相比于西方世界是相对落后的,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农业本位经济思想相关联。相比于资本主义世界的主要经济大国,中国直接跳过了金银复本位和金本位货币体制,直接进入了银本位制。在中国货币史上,白银这样一种贵金属自汉代已逐渐成为货币金属,明朝开始将白银货币化,自那之后中国才真正成为用银之国。[100]直至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才颁行《币制条例》,满清政府正式采用银本位，以“元”为货币单位,[101]名为大清银币。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为整顿币制、划一银币,于1913年公布《国币条例》十三条,决定实行银本位制度,根据规定即以一圆银币为无限法偿的本位货币。[102]1933年3月8日,国民政府对外公布《银本位币铸造条例》规定,银本位币定名为“元”,[103]并规定一切公私交易用银本位币授受,其用数每次均无限制。同年4月,国民政府实行“废两改元”,发行全国统一的银币---“孙中山头像”银元。20世纪30年代初,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严重经济危机,引起大国经济的恐慌和金融混乱,主要赘资本主义国家英、日等国先后被迫放弃金本位制、银本位制,国家所发行的纸币不能再兑换金属货币,因此,信用货币便应运而生。资本主义各国先是实行货币贬值政策,筑起保护性的货币壁垒,以此向海外倾销商品并防止外国商品侵入。为改变由此开始了资本金融项目与经常项目收支失衡之困局,开启了货币本位制度改革的新时代,实行纸币本位制,当今世界各国几乎都采用这一货币制度。
当然,关注根据地货币政策,[104]也不得不关注国民政府实施的法币政策(1935年至1949年)另外一件大事。[105]1935年,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改革,规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为法币(后加中国农民银行),并禁止银元的流通,将白银收为国有。抗战爆发前,法币流通范围“北自平津,南至广州,东起上海,西到兰州,除极少数地区外,均已通用法币。”事实上,一些与中央关系并不好的省份并未立即使用法币。比如云南一直使用的是新滇币(半块),直到1937年5月才正式在省内使用法币,而直到抗战结束,新滇币在云南境内始终居于货币支配地位。在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期间,法币急剧贬值,从而彻底崩溃。[106]我们发现,中国共产党发行纸币的历史明显长于国民政府。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到1931年底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以前,赣西南、西革命根据地共印制了ニ十六种版别的纸币,仿制银圆三种,投入流通。士地革命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先后建立了两个苏区15个革命根据地,建立工农政权,成立了近90个货币发行机构,发行6种币材150余种名称的货币。[107]
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实施过金本位即金本位制( Gold standard)，也即以黄金为本位币的货币制度。[108]在金本位制度形成之前,那些曾经实行金银复本位制国家的货币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要求。从19世纪起,英国及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放弃了金银复本位货币制度。[109]各国货币制度改革的实践证明,金银复本位制下金币和银币均为法定本位货币,但在实际流通中起主要作用的往往总是一种货币:银贱则银充斥市场,金贱则金充斥市场。作为一种被人们熟知的抽象概括即为格雷欣法则( Gresham'sLaw)。[110]从全球范围内来看,金本位制于19世纪中期开始盛行。[111]金币本位制作为金本位货币制度的最早形式,又被称为古典的或纯粹的金本位制,盛行于1880年至1914年间。[112]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国为了筹集庞大的军费,纷纷发行不兑现的纸币,禁止黄金自由输出,金本位制随之告终。
中国长期实行的是银本位制,而中华民国政府放弃银本位制度。国民政府被迫而非主动进行货币制度改革的一个特殊背景,中国政府迫于财政危机而筹划币制改革,并向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贷款。今日回看,当时主要受全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冲击,被迫卷入纸币本位制改革漩涡之中。1935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已确定改革币制,时年11月国民政府颁布了《紧急安定货币金融办法》,宣布废除银本位制,实行白银国有,由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发行法币。[113]1935年的币制改革是一揽子的,再比如各种公私款项只许用法币结算、支付禁止白银流通、白银收归国有、现有流通白银及银币可按规定换领法币,以后又规定与英镑、美元等外币的汇价由指定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由于英国在华的投资规模远远超过美国,英国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便积极协助南京政府进行币制改革。[114]法币改革后,南京国民政府于1936年同美国政府签订了《中美白银协定》。[115]经过中、美、英达成联盟、各自做出让步之后,法币同英镑和美元都分别联系。解释并推知此举的演变态势,可以借助于第三部分第三节的多方动态博弈模型,这是暂时之举而非长久之计。至1937年7月底,国民政府存在外国的黄金和外汇准备共1.35亿多美元,其中70%存于美国,其余存于伦敦和香港,如此一来美国就能够通过掌握中国的黄金外汇准备来控制中国的金融。[116]对南京政府而言,国家主权货币的地位已经被动摇。
回顾整个的货币制度变迁史(图6),不难发现货币制度的选择总是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货币制度改革总是与战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国民政府发行法币的信用货币举措又先于北海银行发行北海币有了前述的理论知识准备,以及时代背景的梳理,也就能够很好地解释北海银行既不选择金本位制,也不选择银本位制,而是选择了合乎国情和世情的纸币本位制。北海币的货币斗争实践,更像是一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方独立行动。在北海币采取纸币本位制(实则是实物本位制)之前,货币制度设计的思想早己成型。作为中华民国军政府财政部次长、代理总长的廖仲恺(1918)主张建立货物本位钱币制度,即以多种货物作为钱币的本位,而以纸币代表流通。[117]最具体的事项就是,所设置的钱币部可分为制币、生产、供给及销毁四个局,各局业务分明,不得侵越。由于实行货物本位制,纸币发行没有定额,货物入而纸币出,流通的纸币与准备的货物同额。[118]在这样的思想体系中,我们找到了北海银行在20多年诞生于山东,银行运行和北海币发行、流通的种种举措,与此如出一辙。无独有偶,朱执信(1920)也主张以若干生活必需品为基础发行纸币。[119]他认为用日用必需品作为保证,既可以保证国家的准备货源,又可以保持商品量和货币量的季节性均衡,防止物价波动。[120]很多年以后,薛暮桥(1943)提出只要根据地能够适当控制货币发行量,并掌握充分物资,就能够在必要时用来回笼货币,平抑物价,促成了山东根据地北海币统一市场的形成。思想基石,马克思认为货币是各种商品的一般等价物,所以货币不一定同金银联系，也可以同其他商品联系。[121]从1944年1月到1945年1月,北海币发行量由2亿元增至6亿元,到抗战胜利前タ,约有7亿元北海币在市场上流通,抗日根据地实现了北海币的完全统一。北海币在山东的发行和快速流通,既证明货币理论是“有用的”,货币制度选择是“正确的”。十余年北海币的稳定供给(发行)可见一斑,无需太多的说理与解释。表3给出了北海币在山东四地的发行情况;图7则显示了10年间北海币发行随时间而呈现出来的递增趋势。
（本文作者： 周靖祥 李世华 原载于：《北海银行历史研究文集》 未经作者和本站同意不得转载）
（关键字：党性教育、沂蒙党性教育、临沂党性教育、党性教育基地、沂蒙红色金融教育基地、山东省银行保险业红色金融教育基地、党性教育培训、党务工作者培训、干部培训、干部学院、干部教育基地、干部教育课程、红色教育、红色教育培训、沂蒙红色教育、临沂红色教育、沂蒙精神、沂蒙精神教育培训中心、国企党建、国企培训、机关党建、红色培训、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沂蒙干部学院、沂蒙干部教育培训中心、井冈山干部学院、延安干部学院、红旗渠干部学院、遵义干部学院、临沂市委党校、人大培训、政协培训、统战培训、银行业培训、检察院培训、法院培训、工会培训、保险业培训、主题党日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