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大一分校在沂蒙办学的创新性探析(一)

发表时间:2020-12-16 07:40阅读次数:
       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教育进步的生命力。抗大一分校1939年自晋东南东迁至山东办学6年,在沂蒙这片热土上,面对新的形势、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在探索中不断开拓前行,用创新性的理念和方式方法,完成了历史使命,交出了无愧于时代,让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满意的答卷。

       一、     学校建设融入地方政权和社会建设

       抗大一分校来到沂蒙山区后,校长周纯全等人正确地分析了学校所面临的形势和工作任务,很快就充分认识到了学校建设融入地方政权和社会建设的必要性。周纯全认为:“敌后进行教育,必须以根据地为依托。”政治部副主任刘浩天认为:“因为我们过去的一年半是处在不巩固的根据地,不能不把建设根据地的任务与建设学校的任务密切联系起来,必须参加根据地的建设,协同政权机关、部队、民众团体及进步人士开展根据地的民主民生与文化教育的各种工作,并因之而获得各方面对学校的帮助,造成建设学校的各种便利条件。”1941年1月26日,训练部部长袁也烈在抗大一分校召开的教育会议上也指出:“学校的建设,是与党军建设和根据地的建设分不开的”。
       因此,抗大一分校在努力加强学校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干部(包括师资)队伍建设的同时,积极参加山东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和社会建设。侯炳鑫、侯炳章回忆说:“一分校到山东后,迅速到新解放地区边教学边做地方工作,支持地方政权的建立,大力组织抗日团体,如妇救会、儿童团、识字班,开展减租减息、互助合作等。”一分校“在建设抗日根据地政权方面,取得很大成绩。抗大走到哪里,就把建设政权的工作做到哪里。”“对抗日根据地的教育、文化事业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的确如此。例如,一分校民工团的主要任务:一是宣传发动群众,帮助地方建立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儿童团、自卫团等群众抗日团体:二是帮助地方建立区、乡、村各级抗日民主政权;三是组建、扩大抗日武装,将参军的战士输送到抗大独立团。以后又承担了举办基层干部训练班,培养基层干部,发展新党员等工作,民工团走到哪里,就把哪里的抗日群众团体、区乡村政权、抗日武装队伍建起来,把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支援前线,动员参军、攻打敌伪据点、反对道会门等活动搞得轰轰烈烈,发展、巩固、扩大了抗日根据地。一分校在敌后血与火的斗争中,文化宣传教育工作是鼓舞士气、密切军民关系、提高学员和群众政治思想觉悟的一种很好的形式。在这方面,政治教文化教员、宣传队、文工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分校文工团在开展校内及驻地群众的文化宣传、配合部队开辟建立抗日根据地等方面,为战争服务、为部队服务、为抗日根据地的工农群众服务。他们一面创作一面演出,先后创作出数十个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精彩节目。
       一分校师生利用课余时间,深入农村调查研究,进行政治形势和党的方针任务的宣传,发动组织群众,改造村政权。为了密切学校与群众的关系,每到一个村庄,一分校学员都要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有选择地交一个农民朋友;积极开展生产运动,不仅组织当地群众搞好农业生产,帮助老百姓整畦田,挖山泉,修渠道,建厕所,挖痰盂,打扫院子,挑水。此外,还抓紧课余时间,走家串户,访贫问苦,宣传抗日道理。通过这些活动,不仅密切了党群、军民关系,而且为沂蒙社会建设做出了贡献。例如,一分校学员何乐三回忆说:“在整个学习过程中,不仅联系个人的思想实际,还直接联系当时根据地建设的斗争实际。如当时莒南县委发动春耕生产,推行合理负担,组织贫苦农民向地主富农借粮度荒,发动组织农民开展减租减息增加工资的斗争活动,我们都积极参加。有一次,我们连刚移防到董家堰柱村,就有几位农民来找,说他们是阎马庄的雇农,受全村的委托,要求我们派人去帮助开展增加工资的斗争。刘指导员接待并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派了6名同志到阎马庄去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帮助他们建立职工会,增加了工资和推行了合理负担,增强了抗战团结,把斗争搞得很有成效,受到了校部的表扬。
       因此,一分校校长周纯全在工作总结中指出:“在这一年半过程中,抗大一分校没有丝毫放松了扩大和巩固根据地的工作,除了全校人员经常的、有组织的在驻地附近进行宣传动员帮助群众工作外,还专门组织了民运工作队,以及其原有的文艺工作团,他们经常是分散在驻地周围百里以内,和各种落后势力作斗争,艰苦的进行工作,深入动员,积极组织民众参加抗战,协助地方政权开展工作,配合着扩大和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
 

       二、养成教育卓有成效
 

       “养成教育”是培养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教育,主要包括正确行为的指导和良好习惯的训练。抗大一分校在沂蒙为了达成办学目标,务实、高效地进行了养成教育。
       1938年3月,毛泽东为抗大题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1939年5月,他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成立三周年而作《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一文,明确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作为抗大的教育方针确定了下来。同时强调:“这三者是造成一个抗日的革命军人所不可缺的。”《抗大学习法》明确指出:“我们的学习目的与资产阶级相反,我们不把学习看作‘镀金’、‘镀银’,装装门面的事,而是为了提高每个革命青年的政治觉悟与理论水平,使每个革命者能更好地献身于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的伟大事业。”这为抗大进行养成教育明确了方向。
       抗大及抗大一分校在晋东南时期,始终按照毛泽东为抗大确立的教育方针办学。一分校到达沂蒙后,在敌后严酷的战争环境中,为了高质量地培养前线部队和地方急需的干部,围绕“政治素质、军事素养、工作作风”,创新性地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养成教育。主要表现如下:
       1、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把转变学生的思想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的重心,尤其强调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把政治教育一直放在育人工作的首位,将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形势任务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党性锻炼和思想意识教育等作为教学的重要内容。
       2、把养成教育视作衡量教育训练质量综合成果的一项重要标志。把内务条令、纪律条令、队列条令等作为养成教育的主要课程。
       3、工作、生活战斗化,是养成教育的重要方面,敌后严酷的战斗环境,培养前线部队需要的干部,要求敌后办学工作、生活高度军事化、战斗化。学校从开始就重视军事化、战斗化的作风培养。首先要学会使用武器,数人一支枪,轮流学射击,每人两枚手榴弹,天天练投弹,还要学习利用地形地物在行军中进行结合实际的侦察、警戒、通信联络等养成教育,在日常养成教育中,也讲军人职责、军容风纪、礼节、生活制度。起床、晨操、吃饭,上课,都有严格的限时和动作标准。操课有武器者随身带,背包当坐凳,随时都能紧急投入战斗,抗大人出现在人民群众面前,要有良好的军人仪表、整齐清洁的军容,讲礼节、重卫生,做到紧张有序,团结活泼。这使一分校学员“养成了联系思想和实际学习的自觉性。”
       4、营造良好的养成教育氛围。抗大一分校到处洋溢着朝气蓬勃、愉快向上的欢乐气氛。这种不怕困难、乐观向上的校园文化,熏陶、浸染着每个抗大人的心灵,师生们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自己的价值取向和人生态度
       5、要求每个学员在学习、训练、战斗及生活中培养好的学风和优良传统,把我党我军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一套优良传统和作风学到手,并在行动中体现出来。
       一分校在沂蒙的养成教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学员何乐三曾说:“抗大是部队培养干部的单位,要求更高,领导上要求我们成为全军的表率,这就促使抗大在政治学习、军事训练、作风培养等方面抓得更紧,要求更严,我们每天早晨起床,要求从穿衣、打背包到集合完毕,只用五分钟,紧急集合三分钟;早操或其它活动后开早饭,开饭时间八到十分钟;早饭后开始政治学习或军事训练,课余时间开展体育文娱活动,有时还自动帮助驻地群众劳动或干家务活;晚上分组自习、校对笔记或座谈讨论。结束后,连或排进行晚点,回班召开五分钟的生活检讨会,总结一天的学习生活,表扬好人好事,指出应纠正或克服的问题。为了假炼紧张迅速的作风,要求每天晚上就寝都要解绑腿,脱衣服,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大家养成了一种紧张的作风,一听到熄灯号,我们就一面进行五分钟生活会,一面解背包,脱衣服按时就寝;一听到起床号,就一面唱起军歌,一面穿衣服、打背包,迅速地集合起来。”朱月华回忆说:“抗大的学习训练是严格的,处处要有革命军人仪表,并将条令条例贯彻到日常生活之中,谁违反了纪律就要自我检讨,自行纠正,决心不得再犯。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大家对条令条例的内容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明白了一支部队如果没有铁的纪律、没有正规的管理就不可能出战斗力的道理。当时抗大很注重马列主义理论教育,使我在理论方面增强了理解,提高了认识,初步领会了马列主义精神实质,从而奠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基础。学校在开展军事、政治学习的同时,配合部队教育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整风、生产运动,贯彻执行精兵简政等各项政策,为反攻作战在精神和物质方面进行准备。”
       因此,虽然抗大一分校来沂蒙,在艰苦的战斗、流动、分散条件下办学,经常面临着日寇频繁扫荡,汉奸、顽固派、土匪部队的制造磨擦,但是,不但没降低育人质量,反而使沂蒙变成了养成教育的实验室,变成了冶炼抗大人革命意志、实战才华的时代熔炉。
 

       三、机构和课程设置引领、适应国家抗战需求
 

       抗大一分校在沂蒙办学正值抗战时期,故一切以我们党和国家的抗战需求为需求办学。这在学校机构和专业设置方面体现得尤为突出。
       1、学校机构设置引领、适应国家抗战需求
       抗大一分校在沂蒙办学阶段,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山东军政委员会等领导机关,经报上级批准,对一分校领导和组织机构多次作过重大调整,扩大了抗大一分校的办学机构,除一分校本部扩大培养干部的规模外,又下设三个支校。一支校驻鲁南地区,二支校驻鲁西地区,三支校驻胶东地区。学校除了常设的军事队、政治队、上干队以外,根据山东抗战形势发展和社会建设的需要,不断增设办学机构。
       随着抗日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地方干部越来越缺乏。为了培训更多的急需的地方干部,1940年12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决定,一分校组建“建国大队”承担培训县、区、乡三级政权干部的任务,1941年3月,在建国大队的协助下,组建滨海中学——设立师范部和中学部,实为培养地方干部(含师资)的学校后改称滨海建国学院。1942年,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地方干部培训的力度,一分校抽调部分干部和教员,组建了专门培训地方干部的山东省建国学校,以后又继续举办过“宣教队”、城市青年队等。宣教队与文工团一起活动,学习戏剧,音乐美术等课目,设立城市青年队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城市地下工作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是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城市工作的任务逐步提上重要日程的产物,这说明,一分校的机构设置是为了培养党和国家当时及以后急需的人才具有适应性和引领倾向。
       一分校在增设机构的同时,为了适应敌后办学环境艰苦和精兵简政的要求,实行行教、军教合一制度。即由正副大队长兼教育处长,正副队长兼军事教员,政工干部兼政治教员,实行教育——行政——政治工作三位一体,互相配合,互相推动,互相保证。通过行教合一的锻炼,不少行政、政工干部和教员,都培养成为既会指挥作战,又会做思想工作,还能讲课的全面人才。“也就是说,抗大分校既是学校,又是战斗队,一分校的编制是教育编制、军事编制及行政编制相结合。
       2、学校课程设置引领、适应国家抗战需求
       抗大一分校主要培养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抗战人才。为此,一分校按照“政治与军事并重”的原则办学,很有针对性地设置课程,目的是“培养文武双全的干部”。
       政治学习的课程主要有《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问题》《政党建设》《抗政日民主根据地建设十大政策》等四门课。在学习过程中,根据当时斗争需要,往往会增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的战争观和方法论、《矛盾论》和《实践论》,以及增强党性、精兵简政、整风文献、除奸保卫、待人接物等内容。军事学习的主要课程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步兵战斗条令》《游击战术》《伏击战》《袭击战》《急袭战》等。后来又根据抗战的需要增加了《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等课程。教材本身就具有理论与实践结合、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特点,深受学员喜爱。
       为了满足将来战争的需要,一分校还设置了一些超前的,具有引领作用的课程,例如,设立特科大队,主要培养“炮兵、工兵、防化学兵、测绘兵等”“主要使用国民党军校的教材,由在国民党军校学习过的地下党员或进步青年军官,到抗大任军事教员组织施教。”
另据抗大学员朱月华回忆:“学校还根据部队作战训练的需要,开设了地理、政治、语文和数学等课程,经过抗大的学习,我的文化水平有很大的提高从不会写到会写,特别是学会了识图用图,为我到部队后研究部署作战任务、分析判断敌我情况帮助很大,为正确指挥部队作战行动创造了条件。”

       此外,一分校还做到了教学内容与现实工作需要结合起来,训练部部长阎捷三在《我们在战斗流动中的教学方式》一文中讲到:“教育内容与战斗任务要很好的联系起来,要做到:(1)做什么讲什么。如当时的任务是侦察,就讲侦察;行军的时候就讲行军。这样与当时任务联系起来讲授,学员印象最深刻,即使讲课已经讲过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复习。(2)需要什么讲什么。如当时需要开辟某地的群众工作,那就可以讲民运工作课。(3)发现什么弱点讲什么。如“当去年第一次敌人扫‘荡’,学员中发生了唯武器论的倾向,于是,我们就讲‘持久战’中的驳亡国论与唯武器论一章,纠正那种不正确的观点:当然好的模范的例子也应及时的表扬,使全体向好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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