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过程中,群众工作一直是中国共产党联系群众、组织群众以及团结群众的一项重要工作,也一直都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优良传统。在艰难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山东党政军如泰山般屹立于齐鲁大地,如砥柱般扎根在人民之中,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为了人民群众的解放与幸福不懈努力、苦战奋斗;在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受到侵害时,党和人民军队又总是第一个站出来保护人民群众的切身生命安全…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这些卓有成效的群众工作,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舍生忘死为人民,这才换得了沂蒙人民一颗红心跟党走,百折不回地倾其所有、破家支前,参军参战、血洒疆场,才有了山东党政军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存亡、心连心、共命运,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反抗外来侵略以及国民党反动派的壮丽诗篇,才锻造出了感天动地的沂蒙精神
民国时期,山东一直都是匪患的重灾区,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山东仍然是全国土匪最多的省份。在那战争不断、连年灾荒、农村凋敝、民不聊生的年代里,这些土匪烧杀抢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山东人民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山东土匪历来以人数多、分布广、影响大,组织严密、武装程度高而出名。如何解决压在人民群众头上的巨大匪患,已然成为中国共产党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为此,中国共产党在山东对土匪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积极、稳妥、灵活的方针和政策,为人民消除匪患解放了贫苦的人民大众,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从而为沂蒙精神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群众基础。
一、匪患严重,山东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民国时期,中国土匪横行。据保守估计,1930年,全国的土匪就已达到2000万人。那时的许多报刊把“民国”称之为“匪国”。而山东一直都是全国匪患的重灾区。尤其是鲁南地区,几乎到了无山不匪、无村不盗的地步,他们成群结伙、散居各处、抓人逼粮、图财害命、绑架勒索,攻城屠村的惨剧也是屡见不鲜。他们少则数百人,多则上万人,仅沂蒙山区有名有号的土匪在19世纪20年代末就已达50余股,武器装备几乎与官兵不相上下。至于那些打家劫舍的散匪流寇,更是难以计数。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更是土匪遍地起,司令如牛毛。“土匪、流氓、地主武装蜂起,一派混乱”,三里一司令,五里一团长,犹如过江之鲫。
山东的匪患为何会如此严重?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外侵内乱,中国社会动荡不安
旧社会山东多匪;又是“产兵区”。兵也变匪;匪也成兵。在连年战乱中,军阀政客大肆征兵,他们都看中了能打敢拼的山东大汉,竞相在山东地区招兵抓丁。为躲避战乱,大量农民外逃为匪。在战争过程中,许多溃兵散勇没有办法生存,就会厕身流为土匪,所以每发生一次战争,土匪就会随之增加许多。结果就如当年许多报纸所报道的:各省招兵买马多半在山东,而每遣散一兵,山东即多一匪。常年的战乱同时也为土匪提供了大量的武器,使土匪得以迅猛发展。
1937年10月，日军进入山东境内,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路军总指挥韩复渠为了保存自已的实力,稍作抵抗,便弃民族大义和军事命令于不顾,节节撤退.12月下旬,日军渡过黄河,韩复渠主动放弃天险,弃守黄河防线,率领十多万军队不战而逃，导致日军占领的广大地区,国民党地方政府瘫痪,政权崩溃,各地政府官员纷纷弃官,有的携款逃跑,有的投靠日伪军。在此环境下,山东处于无政府状态,人心惶惶, 社会生活秩序更加混乱,导致各股武装力量包括土匪乘虚蜂拥而出。
(二)吏治腐败,苛捐杂税不堪重负
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证明:吏治清明,则盗匪罕见;吏治腐败,则盗匪盛行。民国以来,山东地区政治动荡不安,而这种政治上的动荡不安又很容易滋生吏治上的腐败,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人民不堪重负。抗战时期,正是由于这种吏治腐败及其对广大农村地区的的残酷掠夺,致使乡村经济纷纷破产,大批农民成为无业游民,他们无法继续生活下去,被迫铤而走险走上当土匪的道路,正所谓官逼民反,土匪在当时很大程度已上成为农民得以生存的唯一方式。这正如王仲鸣所言:“各派军队的将军们,问农民不断地征收重税,使农民经济完全破产…破了产的农民流为土匪或投身兵队,这是他们唯一的出路…或过乞丐兵士和土匪的生活,或是速死。”
（三)连年灾荒,农民流离失所
近代以来,山东一直是自然灾害多发区。尤其在民国时期各种灾害频繁发生,几乎到了无年不荒的地步。抗战时期,山东地区更是不断发生水灾、旱灾、风灾、冰雹和蝗灾等自然灾害，人民生活困顿不堪。据史料记载,1940年夏末秋初,全国发生洪水灾害,山东亦未能幸免,莒县北部“淫雨连绵大部分小麦为之淹没,以致秋季歉收”。1942年6月至8月,费县南部等鲁南地区长期无雨,河水断流,水井大多干枯,人畜吃水困难,农作物旱死,大多数人外出乞讨以度过饥荒。1945年,整个山东地区几乎全部都遭遇到了严重的蝗灾袭击。这些频繁的自然灾害使人民群众本就窘困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饥饿几乎成为了每个老百姓所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他们为了活命而不得不采取极端的手段,沦为土匪。落草为寇做土匪几乎成为当时那些农民解决饥荒唯一可行的途径。
(四)官匪勾结,“剿匪”有名无实
土匪猖獗,广大群众迫切希望政府和官兵能够剿灭土匪。但地方政府及军阀经常围剿不力,或束手无策,或官匪勾结,长此以往,反而助涨了土匪的嚣张气焰。1943年11月21日,《大众日报》社论就曾指出此种现象:“刘逆桂堂是祸国殃民,罪恶滔天的巨奸惯匪……我山东人民,不管男女老少,谈起来没有不咬牙切齿,非寝其皮食其肉不能甘心。这郁结在心头的怨恨，已是几十年了。抗战前,旧官府吃粮不管事,坐视人民受此灾难,人民虽也曾自动起来防匪保家,但缺乏组织领导,收效不大。抗战后,刘匪更乘乱作恶,或借反正之名,或依敌寇之助,近更一身二任,为非作歹,变本加厉,并未见国民党当局一字之讨伐,”比如张宗昌“督鲁”期间,曾多次派兵剿匪,但从未触动过土匪的一根毫毛。当时,每逢官兵“围剿”土匪,土匪立即撤退,在战场上留下大批鸦片和银元,于是官兵朝天放一阵子冷枪,给土匪留下些枪支、弹药便扬长而去,如此这般,土匪是越剿越多。
除此之外,山东地区自古以来尚武、民风剽悍,不畏强权再加上风俗闭塞,民众观念出现偏差,“逼上梁山”,“替天行道”等观念深入人心。许多生存陷于绝境的老百姓纷纷放弃“为匪羞耻”的观念而加入匪帮,以寻求出路。甚至于还有一些人把土匪当成一种理想的职业和出人头地的捷径,先做土匪,然后再以此为跳板转而投军为兵、为官。
由于常年战乱与巨大的匪患,大批农民受到迫害与压榨,失去土地和生活来源,苦不堪言,很多老百姓只能选择背井离乡、举家迁移或四处讨债,这就造成了山东根据地大量土地荒芜、经济衰败,人民生活难以为继,抗日拥军热情不高,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根据地工作也难以展开。
二、区别对待,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山东对土匪的策略
如上所述,匪患已成为压在山东人民头上的一座大山,剿匪势在必行。抗战爆发后,作为全国匪患最为严重的地区,山东境内基本形成了日伪军、国共两党及其土匪、会道门等几方势力割据的局面。由于民族矛盾迅速上升,山东的社会形势以及各种政治力量对比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且随着抗战的发展不断继续变化,其中土匪队伍也随之发生了急剧的分化。有些土匪能够为了民族大义举起抗日大旗,奋勇杀敌;有些则趁机烧杀劫掠,无恶不作,投靠日军,成为伪军的重要兵源;还有些反复无常,对日军、国民党和共产党时附时叛。
如何对待这些土匪将直接关系着党群关系的好坏,关系着抗日武装力量的壮大与否,关系着抗日战争的成败。为此,中国共产党在党中央的指导下,在山东对土匪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积极、稳妥、灵活的方针和政策,教育和争取抗日、进步的土匪,打击和消灭反动、投日的土匪,警告和教育中立、观望的土匪,消除了常年压在人民头上的巨大匪患,同时也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教育和争取进步、抗日的土匪
土匪是中国几千年来历史社会发展的产物,在整个社会制度没有改变之前是难以根除的。早在1937年之前,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一切可以抗日的力量,就已经开始教育和争取包括土匪在内的各股民间武装力量,主张对于各派中间力量,必须坚持积极争取的方针,不能因其时好时坏就轻易改变自己的方针,即使他们将来会倒向反动营垒,而暂时能够争取其成为朋友或者使其保持中立,对于革命都是极其有利的。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为了巩固后方,增加抵抗力量,中国共产党对待土匪的总策略是,必须用最大的努力尽可能多的争取这一重要的地方武装力量,同时逐渐把他们教育和改造成为革命的队伍。只要他们愿意参加抗日,不再残害百姓,中国共产党就决不会追究他们过去是否曾经反共。
1938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专门针对建立山东根据地过程中的问题发出了《中共中央给山东省委的指示信》,其中就明确包括如何对待土匪,“山东为土匪最多的地区,必须对土匪有正确的政策。我们对土匪总的方针,应当是争取他们抗日。当土匪还是抗日时,我们不应去削弱或瓦解他们的部队,应当帮助他们的发展,巩固他们的部队,并逐渐的帮助他们改善与群众的关系,与他们采取共同行动去反对日寇。当他们为日寇所利用时,应当使他们一方面去敷衍日寇,一面与我们保持善意的中立。”根据这一指示,中共山东分局制定了相应的方针政策。1942年10月1日,《中共山东分局在<抗战四年山东中共工作总结与今后任务>的决议》中指出:“对土匪应设法劝导其散伙,参加抗战,参加农村生产,必要时政府应拨款予以救济及安插生活。但对怙恶不悛的股匪,应坚决予以剿灭,以安定根据地的民主秩序。”中共山东分局还决定以中共党员和先进分子为骨干力量,积极教育、团结和争取土匪成员。这些方针政策,为中国共产党以后在山东成功解决土匪问题,争取土匪抗战提供了政策依据和保障。
乔明志,系《桥隆飙》人物原型,山东潍县人,1928年拉杆为匪,人称“乔八爷”,30年代,在相当广的地面上,地主老财们是谈“乔”色变。日军发动侵华战争后,平度地下党员罗竹风对乔明志进行了教育、争取,使其心悦诚服、自愿投靠中国共产党。1937年9月,乔明志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担任胶东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侦察大队长,1939年任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特务营营长,之后又先后担任过平度县公安局局长,胶东军区特务三营营长,西海军分区十五、十六、十七团副团长,军分区参谋,四总队副团长等职。乔明志领兵杀敌、带兵侦察,猛如张飞、细如孔明,不获胜利决不收兵,在无数次的战斗中13处负伤,成为一名抗日传奇英雄,甚至还受到了党中央的嘉奖,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教育和争取了许多像乔明志这样开明土匪,壮大了抗日力量,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二)打击和消灭反动、投日的土匪
日本侵华期间,采用以华制华的策略,他们在山东打出“鲁人治鲁”的旗号,将大批土匪收编为伪军,作为其奴役山东人民的工具及其附属力量,山东的士匪武装多数成为敌伪顽的直接后背力量,他们仗着日本侵略者的势力继续他们的罪恶行径,抢杀劫掠,沦为日本人的工具和走狗,走上汉奸的道路。还有些土匪反复无常,时而投靠日本侵略者,时而投靠国民党顽固派。针对这样的土匪,中国共产党坚决予以打击和消灭。
比如土匪刘桂棠、刘月亭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华北巨匪刘桂棠,绰号刘黑七,放羊出身,十几岁便拦路抢劫。从1915年拉杆为匪,到1943年被八路军击毙,横行二十八年之久,匪众最多时达到3万余人,危害山东、河南、河北、山西、江苏、安徽、辽宁、吉林、察哈尔等十几个省份,他上投国民党、反动军阀和日本侵略者,下靠恶霸地主以及地方反动势力。他们之间,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猖獗至极。土匪刘桂堂活动范围之广泛,危害时间之长远,匪徒成员之众多,作恶手段之残忍,历史罕见。由于他恶名远扬,沂蒙人民经常赌咒发誓:“如果我说瞎话,今天就碰上刘黑七。”刘桂棠长期屡剿不灭,去而复返,既匪又官,老百姓对他是又恨又怕,无可奈何。据有关资料记载,1925年到1928年,仅沂蒙地区被刘桂堂洗劫的村庄就有1000余个,烧毁的房屋20多万间,杀害的人民群众1万多人,先后制造的血案有白马峪血案、南孝义惨案、大泗彦村劫难等等。抗曰战争时期,刘桂棠有奶便是娘,一面投靠日本侵略者,一面又投靠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残杀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及其人民群众。
当年,沂蒙地区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刘黑七,怪不瓤,鬼子来了不抵抗。刘黑七,怪不瓤,配合鬼子去扫荡。鬼子兵,刘桂堂,没有人性狠心肠.刘黑七,怪不瓤,投日对付共产党,刘黑七,怪不瓤,坑害百姓赛虎狼。说黑七,道桂堂,黑七来了民遭映…”为保卫抗日军民的生命安全,改善鲁南地区的抗日斗争形势,中共鲁南区党委和八路军鲁南军区决心剿灭刘桂堂,1943年11月,八路军鲁南军区部队包围了刘桂堂部,经过两个半小时的激战,将刘部一举全歼,刘桂堂在落荒而逃时被击毙。战斗结束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向全国连续三天,每三小时播报一次刘桂堂被剿灭这一喜讯。《解放日报》和《大众日报》也都相继发表社论,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大众日报》社论《庆祝鲁南大捷,更要加紧反扫荡》指出,剿灭刘桂堂,“这个大胜利,不仅是我山东军民胜利反扫荡的第一声号炮,也洗削了我山东父老的深仇大恨----几十年来的深仇大恨。
刘月亭是鲁南地区有名的匪首,有匪众万余人,横行乡里、残害百姓。仅1939年至1942年,就杀害无辜群众二百余多人。抗战爆发后,刘月亭公开投靠日本,同时又投靠国民党顽固派,担任国民党临郯情报站总站长,成为集日、伪、顽于一身的典型人物。1942年6月,马陵办事处主任傅伯达等带人化装成“伪军”，出其不意将刘月亭活捉。经过审讯,并经中共鲁南三地委批准,6月21日将刘月亭执行枪决。
(三)警告和教育中立、观望的土匪
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对敌占区、拉锯区不愿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也不抗日的土匪,积极贯彻中共中央“孤立日军,应使日军不能扩大伪军和巩固伪军”的指示,深入到敌占区以及伪军驻地,对土匪和伪军喊话上课和宣传教育。在喊话教育时,不讽刺、不谩骂,更不挖苦打击,而是以生动的实际生活实例进行思想教育,进行日军阴谋宣传,力劝、警告他们保持中立,不要破坏抗日、残害白姓,否则就会在适当的时侯将他们剿灭。一时间,日军“推完磨杀驴吃”的说法传遍土匪和伪军各部。除此之外,山东军民还创造出了点“红黑点”和记“善恶录”的办法,即哪支土匪队伍做了一件有利于抗战和人民的事情,就为他们记上个红点,要是做了一件对抗日对人民不利的事情,就给他记上个黑点,并把红黑点等记录汇总起来,在恰当时机把汇总结果子以公布。红点多的可以赎罪,黑点多的要受到惩罚。对那些记黑点多又冥顽不灵、不听劝告、继续做坏事的,先予以警告,警告不听者就坚决打击镇压。
还有一种“两面派”的土匪队伍,他们不断动摇、不断观望,既应付日军和敌人,也同样应付、糊弄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这些拥有“骑墙”行为的土匪,就像墙头草一样,在利益驱动下,哪边利益大、势力强,他们就倒向哪边。对待这部分土匪队伍,中国共产党对症下药,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工作,揭露日军“以华制华”的阴谋以及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向他们说明日本鬼子最终是兔子尾巴长不了,教育他们认清形势,要为自己留条后路,不要对不起祖宗和后代。除此之外,他们如果有困难就帮助解决,通过感情取得他们的支持,至少是保持中立。这些措施和做法对于瓦解敌伪战线,减轻匪患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三、消除匪患,奠定沂蒙精神形成的群众基础
(一)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剿匪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山东进行的重要群众工作之一,践行了群众路线,密切了党群关系,为沂蒙精神的形成莫定了群众基础。
抗战时期,除了日军的侵略,山东人民还饱受匪患之苦,尤其是巨匪刘桂堂势力庞大,长期屡剿不灭,亦官亦匪,亦伪亦顽,给人民群众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人民群众对其无不恨之入骨。柱子山一役,中国共产党剿灭刘桂堂,为国除奸,为山东人民除了一大害,大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及其八路军的威信。战斗前,一些老百姓对八路军说:“你们如果抓住刘黑七,花一千块钱买斤肉,我们也要买来吃吃,尝尝到底是个什么味”。曾在1928年被刘桂堂血洗、残杀七百余人的泗彦村村民数百人自动从百里外赶来,冒着枪林弹雨,帮助八路军作战。附近民众亲眼看到了八路军的神勇战绩,惊叹万分地说:“天兵天将一定有神明帮助”。
受刘桂堂残杀、迫害最为深重的就是鲁南地区的老百姓,击毙刘桂堂,对于他们来说首先就是一次精神上的大解放。正如王麓水政委所说:从此鲁南人民可真挺起腰杆来了。他们在得知刘桂堂被击毙后莫不拍手称快,纷纷奔走相告。第二天,甚至有百里之外的民众赶来庆祝这次胜利的,前来看刘桂堂尸首的民众络绎不绝。人们都指尸痛骂,并且自动用粪筐(意喻遗臭万年)抬着刘桂堂的尸体到鲁南各地游行,以泄民愤。山东各地也随之掀起了拥军热潮,纷纷杀鸡宰猪慰问参战的八路军队伍。泗彦村血海深仇一朝得报,群众拍手欢呼,特别联合周围村民赶制了一顶“万民伞”送到部队。兖州附近敌占区的民众,也纷纷赶来慰问参战部队。
沂蒙人民还编了一首歌谣“小五更”,这首歌谣反映了当年人民群众在击毙刘桂堂后扬眉吐气、欢欣鼓舞的心情。“一更里月儿刚出山,黑七正在房中吸大烟,洋洋得意暗算盘,那知今夜死在柱子前。二更里月儿照得高,八路军突袭来到了,出奇兵围上东柱子,黑七正美梦黄梁睡大觉。三更里月儿偏东南,黑七房中泪涟涟,又怨天来又怨地,吓得全身打颤颤.四更里月儿照正南,火烧炮楼红满天,刘匪残兵全被歼,我军将士多喜欢。五更里天大明,黑七的脑袋打个大窟窿,人民抬到根据地,黎民百姓都来看分明。”通过剿灭刘桂堂,沂蒙人民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才是老百姓的大救星,才能救人民于水火。广大群众更加信任中国共产党,依靠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立即掀起了祝捷拥军的高潮,军民空前团结。刘桂堂的剿灭也成为了鲁南根据地加速发展的新起点,到1943年,敌伪据点多处被八路军攻克,鲁南根据地大面积连成一片。
（二)为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民国时期,山东一直是军阀盘踞的地方,国民党反动统治势力强大。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在山东的军队为数众多,且多为蒋系控制的原地方土匪武装,他们反共气焰嚣张,活动猖獗。”他们经常与我军制造摩擦,争人、争枪、争地盘,袭击抗日根据地,残杀抗日民众,充当日本侵略军的别动队,增加了建设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困难。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山东对土匪采取的策略是正确的,也是比较成功的。中共山东分局贯彻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有力回击了国民党顽固派妥协、投降、倒退、分裂的反动逆流,沉重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嚣张气焰,严重摧毁了敌伪的统治机构及战斗力,有力策应了山东军民的反扫荡斗争,极大地震慑了日伪军,同时也争取、团结了包括进步土匪在内的一切抗日武装,发展了一切进步势力以及可以争取和团结的力量,为山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展和壮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活力,把山东的党组织锻造成为一个具有广泛性、群众性的党组织,推动了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
土匪问题解决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在山东根据地如火如荼地进行,鲁南地区的斗争形势从此彻底好转,并为之后抗战转入反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夺取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以后解决土匪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三)剿匪过程中的问题与不足
总的来看,中国共产党在山东对土匪的策略是正确的,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与不足。这些问题主要出现在1942年之前,中共山东分局对土匪的政策时“左”时“右”,不够成熟。比如鲁南土匪王洪九部在抗战初期伪装进步,1940年以后开始暴露其反动本质,积极反共亲日,残杀抗日军民。王洪九部有一个营,中国共产党在这个营有非常好的组织基础,营长提出要把这个营单独拉出来编入八路军,但是中国共产党由于害怕得罪王洪九,破坏统一战线,就坚决不同意。后来这个营长被王洪九杀害,随之党支部也遭到了破坏,全营瓦解。这导致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次非常好的打击,瓦解王洪九,发展壮大统一战线的机会。
有时中国共产党又对土匪不加区分地进行收编,结果导致一些反动土匪混入八路军的队伍,之后叛变革命,给抗战事业和人民群众带来了巨大损失。比如1938年8月,日照,莒县边界有股以朱信斋为首的土匪,他们害怕被驻滨海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给吃掉,于是就开始接近八路军山东游击二支队.为了团结抗日，应朱信斋的要求,特委派人收编朱信斋部为二支队第四大队。山难改,性难疑。长期的土匪生涯决定了朱信斋的反动本性很难改变.1941年3月,朱信斋叛变,致使大批优秀抗日干部和人民群众惨遭杀害,还使滨海区革命根据地丧失2个区9个乡的政权和区中队。1942年,刘少奇来到山东,对中国共产党包括土匪方面的工作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之后,中共山东分局在这一方面的方针和政策日趋成熟。
总之,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践行群众路线,根据山东土匪的具体情况和特点,对其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稳妥、灵活的方针和政策。通过这一系列方针和政策,巩固、发展、壮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增强了抗日民主力量,同时又沉重打击了日伪军以及国民党顽固势力,为山东人民消除了几十年来压在头上的巨大匪患,密切了党群关系,得到了老百姓的信任、拥护和支持,从而为沂蒙精神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群众基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曾经土匪泛滥,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长期驻扎过的沂蒙山区爱党拥军,碧血精魂,村村有烈士,户户有红嫂,甚至有的寻常百姓家满门忠烈,生者尽是老弱妇孺,为革命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山东的革命史上留下了一笔浓墨重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