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罗荣桓学做党的工作(张新刚）
发表时间：2019-07-19 07:39阅读次数：次
罗荣桓作为山东抗日根据地重要创建者和领导人，其历史贡献历程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以1942年秋为界，前一阶段，作为八路军115师政委与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山东战时行政委员会主任黎玉、115师代师长陈光等人一起，共同领导根据地建设与发展，粉碎了敌人“治安强化运动”，保卫了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同时，也暴露出了根据地领导班子政治上不强、团结搞得不好、决策能力不能适应形势任务要求等问题，以至于群众发动不充分，使根据地一时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因此，1942年3月，毛泽东致电朱瑞，明确指出山东“近年来的工作，在旧的基础之上，曾有若干新的开展，这是好的一面”，但“亦有严重弱点”，“关于山东工作及领导干部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央已委托少奇同志路过分局时，协同你们检查和解决”。后一阶段，经过刘少奇指导之后，中央对根据地领导班子进行调整，由罗荣桓主持党政军全面工作，逐步形成了党政军民“一元化”领导体制，扭转了一度被动的局面，根据地日益巩固和扩大，成为我们党一个完整的、重要的战略基地，对中国革命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毛泽东1962年评价说“山东只换上一个罗荣桓，全局的棋就下活了。山东的棋下活了，全国的棋也就活了”。讲的应该主要是这后一阶段的情形。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发展，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任何一个方面都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同时，在主观条件中，又有组织设置、班子状况、政治生态和个人主观能动性等若干方面，任何一个方面也都是必要条件，不是充要条件。但是，在整个作用体系中，人的作用是最重要的，特别是主要领导人的作用至关重要，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特别是“一元化”领导体制，党在之前、之后不同时期、不同层面都有所尝试，有的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有的效果较差。也就是说，制度的功效是稳定的，不同的领导人在“一元化”领导体制下展现的作用不同，效果也大不相同。换言之，主要领导人的党性修养、品质能力等起着关键作用。因此，在关注“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同时，更加深入地关注“一把手”的领导能力、工作方式，就显得极为重要，对新形势下加强领导班子和党政“一把手”队伍建设也更有现实意义。
总的来看，罗荣桓领导方法的核心要义是：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归根结底是做好党的工作。罗荣桓通过长期的革命实践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并能够在具体工作中灵活运用
一、充分发挥党委对各个组织、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作用
1944年10月，在山东军区军工会议的总结报告中，罗荣桓明确指出，我们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经验是，“比较老实地执行了中央给我们的方针与政策”，“并由分局的领导根据山东具体的情况，有重点地决定了工作发展的步骤，统一了党的各种工作。”我们应该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统一作战指挥、统一作战方针，发扬自下而上的、自主普遍的、互相配合协同。”只有基于这些成就上，才有了我们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实现与军事指挥的统一，才有了我们上述的结果。”为了克服严重困难，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中央制订了对敌斗争、统一领导、三三制”政权等“十大政策”1944年8月，罗荣桓等就执行“十大政策”有关问题向毛泽东致电汇报。毛泽东回电说：“关于十个问题的答复，早已收到，内容很好。你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对山东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十几年后，毛泽东仍对此印象深刻，评价说：“山东是执行中央十大政策的模范。“
当然，坚持一元化领导，发挥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并不意味着以党代政。罗荣桓指出，“在不违背统一作战方针与上级的意图下，战斗指挥上必须尊重指挥员单一的下达决心，这是造成我们最高集中行为一个必要的条件。政治委员及政治工作者不但不应该影响指挥员决心的下达，而是以自己的工作去巩固指挥员决心的下达，当指挥员下达决心时个别方面有不适合情况的地方，亦必须说明情况，帮助改正，而不是动则出以对立的态度，甚至轻率地去变动整个决心，这是错误的。而指挥员对决心的下达亦不是任意孤行的，须对情况作充分的了解，组织决心的下达，应征求政治委员不同的意见与政治工作人员的协同，才会更周密地下达决心。但我们部队中不少指挥员与政治工作人员对战斗指挥上互相间仍然存在分歧，由于一些指挥员与政治工作人员均在幼年时期，缺乏经验，对自己职责并不十分清楚，也由于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容易发生个人的争强较短，指挥员则强调自己有带兵权，政治工作人员则强调政治地位，把军事指挥与政治工作对立起来，把政治工作个人地位与党的一元化领导混淆起来，这就破坏了党的集中主义的思想，而代之以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是必须纠正的。”
二、结合整风运动，加强领导班子建设
1942年4月，刘少奇到达沂蒙山区指导工作时，面临的问题就是：“山东分局主要负责同志应对在执行中央政策、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和锄奸政策等方面负有领导不力的责任。”对于这个重大问题，罗荣桓毫无回避之意，他向中央发报说，“我罗荣桓负主要责任”，“要求学习或调动工作”。经过刘少奇指导之后，班子建设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
在一元化领导体制下，如何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把党的方针、政策化为大家的实际行动，不搞成个人说了算，罗荣桓对此高度重视。罗荣桓参加过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古田会议，对于加强集体领导有深刻体会。建国后他曾总结说：“我们不像旧军队，也不像外国，我军有特点，历来就是反对‘我’的，用只是用‘我们’，我们主张集体领导，这是个很好的传统。”这个传统在山东根据地得到了很好的发扬。罗荣桓明确指出，我们实行的是“民主与领导的结合，现在应强调民主，但又要有领导。我们的领导是引导民主的集中，向正确方面去发展。对任何人的意见都要表示虚心，否则不会很好的结合起来。”对有关方针政策问题，有关山东全局的问题，有关重大军事行动的问题，别人有不同意见时，罗荣桓从不独断专行，总是广泛听取意见，集体讨论决定，之后，抓紧不放，一抓到底。对于一般性的工作，总是放手要大家大胆地干。开始，有的干部事无巨细都要请示，罗荣桓反复向他们说明，要他们放手大胆地去处理一些职权范围内的事情。人们常常形容与他共事的几位领导干部是他的“三头六臂”。他自己经常对人说：“我自已能有多大本事？还不是依靠大家的努力！”这样，在信任、团结的氛围中，领导班子的凝聚力得到了增强，山东党的领导集体出现了空前的团结一致，大家心情很舒畅，共同为尽快改善山东抗战局面而奋斗。在山东军区军工会议的总结报告中，罗荣桓特别指出，“我们有了更好的团结，一般的克服了各自独立主义的倾向与党政工作互相脱节的现象。“
1943年4月，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在罗荣桓主持下，山东分局规定整风为四大任务（对敌斗争、经济建设、群众工作、整风）之一，而且是保证其他三大任务完成之决定性的任务，要求大家从精读整风文件入手，认真领会精神实质。罗荣桓明确提出，“贯彻整风学习，打通思想，在军队中首先在我们高中级干部中更有严重的意义。”“过去的工作仅限于组织工作，思想方面还未做到。只有从思想与组织结合做下去，才能从组织的起点达到高度。过去严格说来是形式主义的。”整风，要把半条心的变成一条心，把两条心的变成一条心。这就是转变异党作风。我们要这样去培养干部，教育群众。”今后学习方法：理论与实际联系，首先要求整风与反省的统一组织领导，反省与学习更加统一起来。要自上而下作示范。主要干部不仅是参加学，而是要在自己反省和学习心得中教育影响干部。”他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检查自己的历史、工作，检查自己的错误思想，并分析其根源，提出改正的办法，在此基础上，每个干部都写出自传，在集体讨论和帮助下，反复进行修改。罗荣桓抽看了城市工作部副部长王见欣、机要科长苏蕴山等许多干部的自传，还和他们作了亲切交谈。1944年冬，罗荣桓在山东卫生工作会议上作讲话，指出了卫生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比如，不愿作普通工作或对部队更实际又能收效的工作，不愿作护理伤兵的工作，党政工作存在着一般化、公式化、麻痹的现象，等等，非常具体实在，切实挖到了根子、触及了灵魂，对整个整风学习给予了有力指导。
延安整风后期，出现了“抢救失足者”运动，对党内政治生活造成了严重伤害。在山东，罗荣桓强调，“整风是最细密的思想改造”，整风学习要“一切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是从组织上解决问题”，保证了整风工作健康进行。毛泽东后来评价：“罗荣桓领导的整风，把主要目的放在从检查领导思想作风开始，到改进领导作风结束，重点是端正路线，而且抵制了延安的抢救运动这很难得。
三、发扬党和军队优良传统，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在实行了一元化领导后，山东地区党政军系统进行了一次比较彻底的精简整编，主要是解决以主力部队地方化为重点的统一军事领导问题。山东军区（山东纵队）与115师各直属机关合并为新的山东军区，山东分局与司令部合并为一个行政管理单位。这样，干部管理工作就摆上了议事日程。
在使用干部上，罗荣桓历来主张搞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对拉山头、搞宗派深恶痛绝。在这次精简整编中，罗荣桓十分注意使新老干部、主力部队与地方部队的干部互相交流、加强团结他认为，红军干部经过长期锻炼，十分可贵，但数量很少；而本地成长起来的干部，与当地人民群众有着极为密切的血肉联系，熟悉本地斗争历史状况，在群众中享有一定威望。所以在整编中，罗荣桓安排了大批本地干部担任领导工作。在红军干部中，罗荣桓对红一、二、四方面军的干部也一视同仁，各军区负责人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有。罗荣桓说：“如果因为个人的熟悉不熟悉，决定使用与不使用，领导者就不会使用大量的干部，容纳大量的干部，只是在熟人的小集团中去打圈子，领导者要变动工作就想到把熟人也来一个搬家，必然会造成个人的干部政策倾向。”他还说：“如果以合乎个人口味来说，那么能够使用的干部就少得可怜了，甚至可能用些庸俗的吹牛拍马钻营的角色了。”
对如何识别干部，罗荣桓提出，着眼点是“从言论中去认识，尤其从长期行动实践中去认识，并经常从实践中去审查、充实、纠正及修正结论。”“要抓住每个干部的不同特点，从思想意识转变和发展的规律，逐渐达到比较完满正确地认识一个干部。”对“不同种类的、不同出身的干部应有不同的要求和着眼点，将领导干部与一般干部的标准分开。领导者着重在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是否能掌握和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罗荣桓还提出，“审查与鉴定应有区别：审查在于有系统地了解千部，从历史和思想意识的发展、转变和德才综合全面地了解个干部。鉴定则在于了解干部在一定时期中，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发展变化的状况。同时审查与鉴定又有密切的联系，不能把它截然分开或看成两件事。应将干部某些重要情节在鉴定中力求弄清，得出结论。”
罗荣桓非常重视干部学习教育。在他的倡导和带动下，115师和山东纵队规定，只要情况许可，干部每天要挤出两小时时间学习。他还给师直属队的同志系统宣讲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要求广大干部战士都要懂得，除了争取抗战胜利外，革命还有更远大的目标，就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1944年7月1日，根据在实际革命斗争中的感受和自己学习党的历史的体会，罗荣桓向山东分局和军区机关干部作了题为《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报告。这是党内高级干部对毛泽东思想所作的较早的理论阐述之一。
四、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作为人民军队的第一任连党代表，罗荣桓对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有深刻理解。早在1940年10月，就主持起草了115师政治部《关于营连党组织的规定》，并提出“建立模范党军的支部工作“建立支部有组织的领导，强固支部堡垒作用”。要“把党的领导高于一切，一切经过支部的保证的口号变成认真执行的实际工作。”“提高党员的模范作用，消灭党员与非党员没有区别的现象。”要“巩固党的经常工作制度”，“支部应抓紧支委会、小组会支委会应成为主要会议，要定期的举行，不应以支委扩大会代替支委会、以小组生活检讨代替小组会。”这些规定，为加强党组织建设提供了重要遵循。
领导以农村为主阵地的艰苦斗争，一定要有坚强有力的农村基层党组织，有数量足够多、质量足够高的党员队伍。1943年1月，山东分局发出《关于改造支部工作的决定》，指出：基层支部工作薄弱，是山东党建上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其主要缺点表现在成分不纯洁、党员水平过低、组织松懈、支部领导不民主、核心作用一般不高等，要求党的支部工作能有一个真正的改造和转变，并就整理与改造支部的标准、方法、方式等作了规定。在罗荣桓领导下，这项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到抗战结束，全省大多数自然村建立了党支部，党员队伍由抗战之初的2000余名发展到20多万名，若与冀鲁豫区山东部分合并统计，计有党员30余万，约占全国党员总数的1/4。
1943年，随着抗战形势的逐渐好转，反攻迫近，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成为当务之急。7月，山东分局要求各战略区抽调适合城市工作条件的干部训练后派往各城市，建立与加强城市党的领导机构，为反攻作战准备了条件。1944年6月，中央发出《关于城市工作指示》，要求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同等重要的任务，准备担负起夺取所属一切中小城市和交通要道的责任。为贯彻中央指示，山东分局和各区党委都设立了城市工作部。9月，罗荣桓主持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主要研究发动城市交通要道的工人和千百万群众，争取伪军、伪政权，准备武装起义的工作。会后，以济南、青岛、烟台、徐州等城市和胶济浦、陇海路为重点，抽调大批干部建立和加强城市工作机构，广泛开展了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
五、开展减租减息，深入做好群众工作
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最终落脚点是动员广大群众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伟大事业，而减租减息则是争取群众的基本政策。1942年以前，山东抗日民主政府虽然也颁布过有关减租减息的法令，但实际上没有放手发动群众。当时28%的村政权还掌握在地主阶级手中，另有47%的政权成分不纯，因而明减暗不减的现象相当普遍，不少地区出现了侵蚀群众胜利成果和地主反攻倒算的现象。山东分局的《四年工作总结》对此已经作了检讨。刘少奇到山东后，明确指出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罗荣桓也认为，减租减息是发动群众的中心环节。这一工作搞好了，军民关系、群众工作的问题都将迎刃而解。他和分工抓这项工作的黎玉，通过调查研究，认为减租减息运动进展缓慢而又不彻底的主要原因，是有一些干部对减租减息还存在一些模糊乃至错误的认识，因而领导不力。
为了澄清模糊认识，罗荣桓召开群众工作干部会议，部署推动把减租减息同改造村政权结合起来，放手发动群众，同封建地主阶级作坚决斗争，摧毁封建统治，彻底改造村政权，使减租减息顺利进行。他要求，部队每到一地，都要进行该地村史、阶级关系、工作现状的调查，协助地方党组织和群众团体进行工作，走一村做一村，住一户做一户”。通过这一系列举措，据不完全统计，1944年全区召开约1.9万次斗争大会，斗争顽固抗拒减租有民愤的恶霸地主约1.3万人，追回非法掠夺农民的大批粮食、土地、房屋、牲畜、农具和现款，进行了减租减息的村庄占解放区内村庄数的63%，组织起来的群众达四百余万人，齐鲁大地涌现出参军、参战热潮，兄带弟、儿别娘、父送子、妻送郎的感人事迹层出不穷。以往有些农民参军都希望参加不离本乡本土的地方部队，现在则指名要求参加打硬仗最多的老六团（686团）。广大群众支前热情空前高涨，主力、地方部队和民兵都欣欣向荣，游击战争得到巨大发展。
70多年前，罗荣桓同志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党的工作方面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今天，面对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罗荣桓做党的工作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及党性修养、品质能力，仍需要我们深入学习研究、发扬光大。
（作者系 中组部全国组织干部学院副院长 张新刚 未经作者与本站同意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