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困难中前进
十二月间，省委派李仲林同志来到莒县，在我家住了一个多月。他检查了儿个重点村党的工作后，向同志们传达了当时的形势和任务，井和王禹民、刘炎光、庞汇川等同志谈了话，同意了他们要求建党的意见，并建立了儿个村的党组织。春节后，李仲林同志路经沂水县回省委去了，临走时给我们留下了去省委的地下交通线，即沂水马荒庄邵德孚同志家，新泰蒙阴北交界处的野店李XX家以及莱芜西的柳行沟等地，一站接一站，即可找到省委。
在省委的指示和李仲林同志的具体指导下，莒县的抗日工作和革命武装有了迅速发展。
一九三八年二月，日寇侵入莒县，国民党莒县县长许黑子（许树声）和他的随从不战而逃。中共莒县特支立即通知所有党员和游击小组队员到珍珠山集合。这支队伍，在珍珠山西的砚瞳庄进行整编时，已由二个中队发展为三个大队，一个特务中队，共六百多人的武装了。由刘炎光任团长，我任政委，庞汇川任参谋长。团部还设立了几个处，军需处（李锡印任处长），修械处（曹伯贤任处长），政治处（由我兼主任），联络处（朱板卿任处长），秘书处（王挹青负责）。第一大队队长原是杜鸿喜同志，他牺牲后由张百川同志接任，孔福亭同志任教导员（开始称指导员）；第二大队队长张石生，原名张渠,第三大队队长孙发启，负责政治工作的是王禹民、曹明楼同志；特务中队由贾长吉、王振山同志负责。部队的名义，也由原来的”高房乡民众抗敌自卫团”改为“莒县民众抗敌自卫团”了。
部队扩大后，如何解决武器装备，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开始时，我们只有一架油印机，第一中队建立时只有十几支土造枪，第二中队则全是大刀长矛，新中队集合时则只有七颗手榴弹。为了搞到枪枝，个别人采用了国民党的办法派枪捐，或在夜间去起枪。特支和其他同志坚决反对和制止了这种行为，同时采取了有效措施，向群众反复宣传拿出枪来建立抗日武装的重要意义，对自愿交出枪来的群众，由乡公所发给借枪收据。这样，较顺利地解决了部队最初的装备问题，仅在东西营墩子，我们一次就借到了十几支枪。
其次是部队的给养问题。最初我们吃的是高房乡的尾欠粮（即未向国民党县政府交的粮），后来就靠刘炎光同志和各村开明人士的捐助，但还是经常出现吃饭紧张的情况。有一次过春节，只好采取让大家回家过年的办法，来解决节日改善生活的问题。后来，经特支研究，决定扩大活动范围和募捐范围，并按照党的政策，没收了张家车瞳的汉奸地主张启的一宗粮食，除部队存用一批外，还分给无粮度荒的群众一部分。记得分粮的那几天，远近几十里内，扶老携幼地来了上千穷苦人，在军需处具体组织下，我们很快就把粮食分下去。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们挑的挑，背的背，高高兴兴地領了度荒粮。这次行动，同国民党游击队的横征暴敛、挥霍自肥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不但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而且也获得了社会各阶层开明人士的支持，扩大了党的影响。后来，我们又在地方上设立了半政权性质的办事处，与国民党粮秣系统反复斗争，解决了一部分给养。有一次二区粮秣主任、九里坡的大地主张XX拒不给粮，我们便把他抓来，押到部队里，不准他同家中的人见面，并扬言要送司令部处理。这一来，他家里的人慌了，赶紧请了当地的许多名流士绅，向我们求情说和。通过这些方式，我们较顺利地解决了给养问题。
在解决装备和给养问题的同时，我们还注意解决了部队的服装问题。在这方面，贡献很大的有赵子俊、王玉璞、輩绍云等同志。王玉璞不但有正义感，而且有爱国思想，在地方上联系面相当广，他自己开着染坊,还办着小学，在莒县、日照县一部分工商业者和群众中有一定的号召力。一九三八年初，他参加了共产党，除了努力动员青年参加部队外，对解决我们部队的军需起了很大作用，从六大队到二支队，这时期的军装主要是靠他们募捐和供应的。还有从莒县城逃出来的裁缝李文斋等，他们组织起来，日夜为我们赶制军服。
队伍每到一地的宿营，开始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时走到哪里都得住老百姓的房子，穷人家房子少，地主家不去住。在大的村子里，我们经常住的是酒店、庙堂、油坊的碾屋，马粪味臭的熏死人。小村子就更难办了，费好多事才能在有的户里住上一个班或一个排的。铺麦穰睡暖和些，但很滑，翻几个身，麦穰就跑了，早起一看，还是睡到地上To铺谷草倒不跑，但又硬又不暖和，拉衣服很厉害。有的战士离家近，回家修补衣服、鞋袜，媳妇看见心里痛，但还用开玩笑的话安慰说：'等打走了鬼子再来算工钱，听着吗？”
从建立这支武装开始，我们就注意加强了政治建设和组织纪律，使之具有人民军队的鲜明特色。在特支领导下，部队团部设政治处，各中队尽量配备上政治工作人员，还秘密地发展了新党员，建立了党的组织。这样，就从政治上组织上为部队的发展提供了保证。在群众纪律方面，我们更是严格要求，除及时处分那些犯有严重违纪行为的分子外，还在砚瞳庄举行过群众大会，公审判决了持枪抢劫老百姓钱财的罪犯，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获得了群众的赞赏。
在战斗中成长
抗战初期，阶级关系十分复杂，象我们这样一支刚刚建立的弱小武装，常常遇到难以对付的形势。在这种情况下，党的统一战线的政策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正是依靠这一法宝，对社会各阶层的人士进行了广泛的工作，只要拥护抗日，就团结联合他们。因此，我们和当地的一些开明士绅和中上层人士都保持较好的关系，很快形成了以王玉璞、宁德新、唐彩臣、庄龙田等为主的在地方上有相当影响的统战力量。他们在捐助给养、布匹，支援部队等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包括一些后来走上错误道路的人，在当时一个时期里，对我们工作的开展也曾起过积极作用，另外，由省里介绍的统战对象张鹏（东北义勇军军官），对我们也是支持的，他的部下哪里的枪都去起，就是不到我们高房乡去。尤其是在六十九军新六师和五十七军（东北军）中做秘密工作的党员同志，他们以公开合法的身分，对我们工作的开展给予了很大支持。莒县的动委会、保安旅政治部及所属少年队等组织，在一个时期内也起过重要作用。
发展统一战线的同时，我们坚持党的领导和独立自主的原则，对企图吃掉我们的敌对人员和武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从我们这支武装一诞生，许黑子就以县长的名义，派政工人员鲍子宜到我们这里来委任招降。许黑子的这种做法遭到我们强烈反对后，恼羞成怒，接着来了第二步，以诬陷我们搅乱地方秩序为名，于十二月间的一个深夜，采用土匪绑架的手段，抓去了我第二中队部分队员。经过我们反复交涉，他无话可说，才放回来。日寇进占莒县城以后，许黑子又想利用我们去保护他，派了县商会会长于星堂，以供给我们武器、给养为诱饵进行游说，要我们归顺他。以后，许黑子又派出手枪队妄图消灭我们。由于我们保持了高度的警惕，他们的手枪队未进兰家官庄（乡公所、团部所在地），我们的队伍就拉到珍珠山上，一面派人和他们讲道理，一面做好了成斗准备。他们见势不妙，只好灰溜溜地跑回去了。
要给我们委任的除许黑子以外，还有其他系统的。委任的名义有的是很大的，许的愿也很高。因此，在我们队伍内部，拒委斗争也相当激烈。有几个负责人，儿次想接委，都被我们制止了。特别是最后一次，我们在拒绝国民党苏魯战区第二纵队给的委任时，他们竟然提出一“省委还不知道在哪里呢气"我们离开这里，不能再干了”等错误主张。但是，由于绝大多数同志立场坚定，使部队没受影响。后来，我们又和第二纵队派来的主纪先交谈，说明我们是中共山东省委领导下的武装，不能接受二纵队的委任，他弄清了这一情况后，不但对我们不接委任很赞成，并说：”你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我也要在这里干，不回去了。力主纪先这样一明确表态，那几个抱有投机思想的人也就孤立了。
由于我们不接受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委任，他们就采取了更加恶毒的手段，从县、区到乡，都成立粮秣委员会，把群众上缴的粮秣全部控制起来，一粒粮也不给我们。如果我们向村里要粮，他们就攻击我们是额外勒索，以此破坏我们与群众的关系。他们还造谣说我们“抗战是借口，占地盘是目的，将来把有土地财产的老小都杀死，留下青年当兵”等等，给我们吃饭、住宿、扩大武装等都造成了困难。但是，我们仍然坚持着，并以事实为依据，不断揭露国民党政府的罪恶行径。
一九三八年二月，日寇侵入莒县，国民党正规军争先撤退。许黑子更是“闻风四十里，枪响一百,溃不成军，拚命逃窜。我们的部队却杀上了抗日第一线。
敌人侵占莒县城后，马上南下进攻临沂，成队的汽车在台潍公路上日夜不停地往来。为了阻滞敌人前进，我们组织了两个中队的力量，在旧历一月的一个晚上，奔向台潍公路，烧了黄花沟大木桥，破坏了一节公路，割断了几段电线。第二天一早,敌人就出动了，他们一面抢修公路桥梁，一面寻找我们的队伍。这时我们早就埋伏在浮来山上，做好了消灭敌人的准备。然而，狡猾的敌人只朝浮来山乱打了一阵机枪就回去了。
我们的这次行动，不仅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而且使部队受到实际斗争的锻炼，鼓舞了士气，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进一步提高了同志们和日寇战斗的勇气。
胜利的汇合
随着抗成形势的发展，我们的队伍也迅速扩大了。在这种情况下，更感到需要干部，尤其需要有战斗经验的红军干部。三月间，我们又去省委汇报工作，并请求上级派干部。这次孙陶林、景晓村等同志接见了我们，传达了省委的决定：莒县的武装与沂水县邵德孚等同志组织的武装汇合，统编为四支队（直属省委领导的支队）六大队。遵照省委决定，我们回莒县后经过紧张的整顿，冲破了一切困难和阻碍，于三月上旬向沂水县南泉庄进发。临行前，同志们都佩戴上红色的“八路军山东游击第四支队”的臂章，每个人的脸上都显出了无限的兴奋。有些青年同志一面看着自己的臂章，一面伸着大拇指说：”这回我们是正式的八路军了！”两支队伍在南泉庄汇合后，进行整编。整编后的队伍由鲁滨任大队长兼政委，邵德孚任副政委，李仲林任政治部主任，刘炎光、赵子俊分任募集处正副主任，庞汇川任二中队指导员，我任参谋，同时兼管莒县地方党组织的工作。这时全大队共设五个中队和一个特务中队，还有四个不脱产的常备队。
在我们的武装发展过程中，曾一度出现过左的错误，不管是发展党员，还是发展游击队员，都再三强调“老实力,甚至有的同志提出：“越老实越好，越不会说不会道越好，因此，对入伍的队员要求过严，一般的人想参加队伍是不容易的，即便收留下，也得找出可靠的保证人。这种不符合当时斗争形势、脱离实际的做法，严重影响了我们队伍的发展壮大。特别是在张家哨整顿队伍时，我们按主观想象的条件要求每一个队员，结果将相当一部分队员清洗了。最后弄得枪多人少，剩下的队员好多人都背两支枪，就这样，还有一部分枪枝不得不存在群众家里。这些被清洗的队员，有的回了家，有的把我们存的枪拿出来，重新拉起了队伍。他们刚重新组织起来时，对我们是有很大意见的，但以后他们又主动派人与我们取得联系。当我们的队伍从沂水开回莒县后，他们中间很大一部分同志，仍回到了我们的部队，组成了莒县独立营，由刘炎光、孔楚白二同志分任营长和政委。
队伍汇合不久，我们又发现大队长有严重的破坏行为，不仅使部队的发展造成了困难，而且使供给毫无保证,不得不四处游荡就食。有一次，队伍开到北辛庄，人家关了寨门不让进村，经多方交涉，寨里才派人送出一天的口粮，象打发讨饭的一样。部队开到葛庄后，刘炎光和我跑到沂水南乡他岳父家借来六担谷子，才暂时解决了燃眉之急。在这种处境下，部队思想混乱，情绪不稳，减员严重。在这紧耍关头，我们党组织在沂水汶村召开了干部会议，严肃批判了大队长的错误，并决定由我和徐文三再次赴省委汇报。
我们这次去省委，在莱芜南的张庄，见到了省委负责人郭洪涛、孙陶林，还有王彬等同志。省委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后，决定撤销大队长的职务，派罗积伟、吴坤和杨昆三名红军干部到六大队加强领导，并对部队领导班子作了调整，由罗积伟同志任大队长，吴坤同志任副大队长，杨昆同志任政委。这三位同志都是在党的多年培养下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红军干部，他们把红军一整套政治工作经验带到部队，经常召开活动分子会议，培养骨干力量，对指战员进行传统教育，使部队的政治素质很快得到提高。军事训练也抓得很紧，每天率领部队出操上课，练兵场上紧张活泼。他们特别重视群众工作，成立了民运工作团，由杨昆同志兼任团长，我兼任副团长。参加工作团的同志，有的是从部队里调岀来的骨干力量，如曹明楼，王禹民同志；有进步的教师，如刘曦、刘浩、毛洪、孙涛，王卓，邵英、刘灼等七位女同志；还有投笔从戎的庄泽华、李辉等同志。民运团在开辟新区和做群众工作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那几位女同志，成了发动妇女参加抗战的带头人。
部队开到莒县后，在尉家垛庄办了两期民运工作训练班，由邱也民同志具体负责，罗积伟、杨昆、李仲林等同志亲自讲课，该地区绝大多数有爱国思想的教师、知识青年都参加了学习。不久，莒县县委以二支队办事处的名义，在辛河以王卓，徐华两位女同志为主，举办了一期妇女工作训练班。参加学习的，大都是地方上的中上层民主人士的女儿，她们有文化，有抗战要求。这些女同志，冒着社会和家庭的各种非议参加了训练。通过这儿期训练班，我们培养岀很多人才，有的到了部队，有的参加了地方工作，对这支部队的发展和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通过以上工作，我们在各方面都打开了局面，部队的后勤供应工作也有了显著改善。在开赴鲁东南前，我们还赶做了一批新军装，战士们脱去了各种各样的便衣，换上了整齐的灰色军服，精神面貌大有改观，许多同志高兴地说：“这样嘛，才有点抗日军的样子哩。”
六月间，我们根据省委的指示，到达鲁东南地区，同时把部队番号改为“八路军山东游击笫二支队”O除直属三个营、一个特务连外，还有苕县独立营，日照独立营和诸城的两个独立营等，到三八年秋就发展到两千多人。二支队在良店、相邸一带接连打了几个胜仗，一是打垮了盘踞在甘霖的土匪百多人，把他们抢劫的牲口、财物让群众领了回去；二是消灭了准备在三界首组织维持会的汉奸队，活捉了他的头目刘建一；三是解决了歇官庄、小坊前的土匪和准备组织维持会的土顽队伍。小坊前成斗，我们缴荻的胜利品最多，有武器，还有布匹、银元和钞票。经过几次战斗，我军在这个地区树立了军威，安定了地方秩序，为开辟这个地区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这年十二月，省委决定把这个部队的番号改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二支队”,并派刘勇、景晓村同志来部队分别担任司令员和政委。部队进驻大店后，又进行了一次整顿。由景晓村、刘勇、李仲林、崔介等同志组成中共鲁东南特委，景晓村同志任书记。从此，二支队在刘勇、景晓村等同志领导下，驰骋在鲁东南战场。瓦店、朱解一仗，初次打击了诸城、胶县一带敌伪的反动气焰，为开展这个地区的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以后，我们又在诸城进行了贡口、石河头、泊儿等多次战斗。在打贡口时，我们第一次用土炮和五子炮（也是土炮的一种）痛打了敌人的炮艇。炮声一响，飞弹如雨，敌人还没搞清是什么武器，就夹着尾巴逃跑了。大家高兴地说：“这次小鬼子回去，够他研究几天的。"经过半年时间，我们胜利地完成了开辟鲁东南根据地的光荣任务。
在新的形势下，我们部队分成了前方和后方两个部分，鲁东南特委以二支队后方司令部的名义，驻在莒县桑园一带，领导整个鲁东南地区的工作。主力部队则由刘勇、景晓村二同志率领，经招贤到诸城和日照一带开辟工作。并在贡口设立了税收机构，增加了财政物资收入，改善了部队的供应。不久，特委由高克亭同志担任书记，整个鲁东南的工作进一步开展起来了。一九三九年五月，二支队开赴鲁中参加反扫荡，组织上决定我去胶县开辟工作。从此我就离开部队，一直在沦陷区做地下党的工作。一九四三年初，为了打通华东局到胶东区党委的交通线，山东军区从胶东军区和滨海军区各抽调一部分部队，组成路东支队（台潍路以东滨北段），由贾若瑜同志任司令员兼政委，调我到支队任副政委。这个支队活动在敌伪占领的诸城、胶县、高密等地，直到解放战争胜利。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这支珍珠山起义的部队不断发展壮大，成长为我党活跃在鲁东南地区的-支坚强的地方武装。经过几次整编，原来部队的大多数同志进入我军的主力，就象涓涓细水，汇入到汹涌澎湃的大海，成为我军伟大肌体的一个细胞。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岁月里，他们南征北故，英勇杀敌，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从珍珠山起义到现在，已经四十多个年头了，回忆起我们这支队伍所走过的道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大家都深深体会到：党的领导，是人民武装胜利的根本保证，这支队伍所取得的一切胜利，都是党的胜利，人民的胜利。同时，历史也告诉我们，谁要反共反人民，违反社会发展规律・谁就要灭亡；谁要对党的领导发生动摇或脱离覚的领导，谁就要走上错误的道路。缅怀过去，面对今天，我们应该永远保持艰苦创业时的那种革命精神，永远保持当年对革命事业的信心和热情，团结一致，奋勇前进，为四化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作者：郭有邻，未经作者与本站允许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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