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正当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党领导的莒县人民举行了珍珠山起义，点燃了武装抗日的火炬，建立了中共山东省委直接领导的鲁东南地区第一支革命武装一一莒县高房乡民众抗敌自卫团。这支武装根据省委的决定，在一九三八年三月与沂水县党组织所发动的武装汇合，组成了八路军山东游击第四支队第六大队，不久，又整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二支队，在抗战初期成为鲁东南地区一支宣传、组织抗日救国的工作队、战斗队。
我参加过这次起义，在这支部队里生活战斗过较长的时间。为了真实地记录革命斗争历史，让后代了解当时的斗争情况；为了告慰已牺牲的烈士及其遗属，鼓励幸存者进行新的长征，我觉得有责任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我所了解的有关这支人民军队的建立经过，如实地反映
出来。
接受党的任务
“七七”事变后，平津沦陷，日宼侵入华北。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抗战情绪空前高涨，抗日的行动遍及城乡。当时我正在济南师范（原省立第一师范）读书，学校当局为了阻止学生的抗日活动，借故放了假并不准学生留校住宿。可是，我们这些长期在党的领导下做救亡工作的同志，争取团结了一部分赞成抗日的教工和学生，留校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并要求校方对平津流亡同学即将来校表示欢迎。当时，我们曾去黄河北慰问正在对日寇作战的东北军（记得是刘多荃部），路过车站看到大量的食品堆积在站上受潮发霉，不积极向前方运送，而前方战士又吃不上饭的现象时，大家十分痛心。特别是当大家看到国民党韩复桀政府，为了对日妥协，排斥东北军的抗战行动，有意制造困难，许多伤员长时间泡在雨水里不得治疗的情况后，就更加深了我们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对抗日战士的崇敬。在全国抗战形势的推动和广大群众的支持下，我们冲破了国民党山东政府、学校当局的百般阻挠，在市民中展开了广泛深入的宣传救亡活动。正在这时，我们听到了有一批政治犯将要出狱的消息，大家高兴极了。不久这一消息就得到证实。一九三七年九月的一天，被国民党囚禁的政治犯赵健民同志到济南师范来了，随后姚仲明同志也来了。他们的身心虽然长期受到敌人摧残，但精神却很好，深深地影响着每一个和他们接近的人。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在济南师范东北楼下学生宿舍里，赵健民同志向我们传达了党的指示。
赵健民同志是冠县人，家中只有老母，他为寻求革命道路，考入了山东省第一乡村师范。入学后，由于他对政治时事比一般同志关心，对同学热情诚恳，作风正派，生活俭朴，因此在同学们中间有相当威信，有些进步的老师也很器重他。我于一九三二年考入这所学校，和健民同志是四级的同班同学。几年中我们同桌读书，同室就寝，彼此十分亲密。他既是我的同学益友，又是我参加革命的引路人。从考入这个有着地下党工作基础的学校后，在党的教育和赵健民、姚仲明同志的影响下，我的思想觉悟有所提高，先参加了党领导的读书会和党的外围组织“瓦砾社”，通过学习，我逐渐懂得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开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参加了”学生抗日救国会”、“学联”、“民先”，直至入党。
这天晚上，健民同志向我传达党的指示后，严肃地说，“新形势给我们提出了新任务，党要求我们脱下长衫到农村去，发动组织游击队，建立抗日武装。过几天我准备到鲁西聊城范筑先部去帮助组织抗日武装，你和我一块去怎么样?”我十分高兴地表示同意。过了两天，健民同志和另外一位同志（后来才知是王永福同志）来了，他说情况有些变化，我明天就走，组织决定叫你到莒县去，因为你是莒县人，便于利用这个条件开辟工作。“又说，“我走后你要和姚仲明同志联系，他现在的住址是杆石桥外第十七小学。姚仲明同志也是我在乡师的同学，虽然他在二年级我在四年级，但是由于乡村师范的校风好，同学关系和其他学校有明显不同，不仅不存在那种常见的高年级学生欺侮低年级学生的现象，而且一入学就使人感到有人在帮助你教育你，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在影响你，使你感到温暖、亲切。后来，才知道乡师地下党支部是个模范支部，就是她创立了这种良好的校风和同学之间的新型关系。因此，仲明同志虽是高年级生，与我却很亲近。按照赵健民的指引，我找到了姚仲明同志。他非常热情，详细地向我交待了回莒县的任务：一是发动进步知识分子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二是选择对党有认识的对象入党，建立党的组织；三是在适当时机发动组织抗日武装。当我告别的时候，他又说：“我很快就要到长山县去，你以后和我联系就写K山县中学。这次接触之后，我很快就回到了要去开辟工作的地区——莒县。
到达莒县之后
莒县是个大县。当时包括着现在的莒南、莒县以及五莲、沂水的一部分，约五十多万人口。莒县人民有着光荣的斗争传统，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反抗封建和军阀统治的动人事迹。一九二八年，全县各地曾建立过许多农民协会，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取消苛捐杂税和抵制日货等群众性的斗争，一度搞得轰轰烈烈，封建统治者吓得丧魂失魄，军阀设在集镇上的税卡也一扫而光。韩复築统治时期，这里的群众又組织了金钟罩、红旗会等革命团体，拿起武器和韩部的展书堂师运其昌旅进行过激烈斗争，最后发展成为莒县，沂水一带人民的联合行动。这两次大规模的斗争虽然都失败了，但人民群众坚定顽强的斗争精神，却不断发扬光大，如今他们又把满腹的仇恨集中在日寇侵略者身上。
一九三七年十月，我回到莒县后的第二天，就去五花营村找曾与抗日救亡组织有联系、对共产党主张抗日表示拥护的王禹民同志。当时，他在该县九里坡小学任教员，与地方上的中下层群众和小学教师有着广泛的联系。经过交谈，我了解到莒县的形势是相当混乱的，日宼对我国的疯狂进攻，早已震动了这里的人民群众。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制止人民群众武装抗日，凭借其军事、政治,经济等有利条件，到处下委封官，结果出现了数不清的各种名义的有官无兵的司令、”抗日军”o其中有直属国民党军委会系统的光复军，有所谓国民党嫡系的别动队，有第五战区的，有沈鸿烈系统的，还有张里元系统的，等等。诚然，这些队伍中有的人确实希望组织武装抗击日寇，但也有不少人却是借机招兵买马升官发财。因此，他们自领委之日起，便向老百姓要枪，要钱，要捐，象土匪一样，对老百姓实行绑、吊、烤、砸。人民群众对他们深恶痛绝，都希望能有真正抗日的力量来领导抗日。
地方上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抗战情绪是很高的。一部分进步的知识分子和地方上的开明人士，面对日寇长驱直入，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的严酷现实，忧心如焚，正在到处寻求抗日救国的道路。他们听说我和共产党有联系，便纷纷来访，表示愿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和日寇斗争到底。但也有的人认识模糊，对国民党抱有幻想，被骗加入了国民党的政训处、训练班和抗敌后援会等组织。这些组织，有的一开始就反对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抗日活动，有的在敌人向莒县进攻以前就跑光了，还有个别的当了投降派。
面对现实，我和王禹民同志研究了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问题，商定由他负责莒县东乡、南乡的工作。他即刻行动起来，找到了聚将台的教师曹明楼，坡子的青年农民曹吉亭，山头渊村的教师王济堂、尹茨芬，农村工商业者王玉璞，店员赵子俊、董绍云，雇工孙发启等，还有本村的张学明、刘登五、杜信，杨树森。接着，我和他又去吕家樹西找到第一师范的同学马凤祥（马华）、马星五等同志做工作。以后由山头渊逐步向辛庄、车辐沟、磨家湖、汀河一带发展，整个东、南乡的工作迅速地开展起来了。王禹民的堂叔王挹青，以前曽去济南、青岛当过小职员，失业后在五花营任小学教员，他和当地中上层人士有比较广泛的联系，也有一定的活动能力。通过他的介绍，我认识了当时的高房乡乡长刘克诚（入党时改名刘炎光）。
炎光同志是莒县兰家官庄人，出身地主，本家曾出过儿位有名望的教书人，他也曾在北京上过大学，在学生救亡运动中受到过进步思想的影响，他对国民党丧权辱国的反动政策极为不满，是一个政治上进步，做事有魄力有胆量，生活朴素，能接近群众的好青年。我和他谈了党的抗战主张和组织抗日武装的问题后，他态度明朗，很肯定地说，“国民党卖国求荣，打内战……他们是不会真正抗日的。”还说，
北平的学生救亡运动肯定是共产党领导的，可咱当时找不上。你这一来太好了，咱们合在一起干吧！”刘炎光忠心报国的态度，使我很受感动，就在他那里住了儿天，又同王挹青、杜鸿喜等人商谈了组织武装起义的具体设想。炎光愿意把自己家里的枪拿出来，拉队伍，把乡公所的尾欠粮拿出来作队伍的给养，还商定以乡公所的名义动员各村青年出来抗日。同时，他提出了希望参加党的要求。
对被国民党和地方势力统治的莒县县立第一小学（城里小学）和第四小学（陈家屯小学），我们也积极地进行了工作。有一次我去城里小学找张叔达等人的时候，恰巧遇到了庞汇川。他是莒县辛家官庄人，农民子弟，为人正直，富有正义感和爱国思想。这次见面，我们交谈了形势和任务后，他毫不犹豫地表示，希望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抗日救国工作。他说：“国难当头，别的没有出路……”并表示愿意去城西开展工作。庞汇川去了不久，那一带的工作就很快开展起来了。接着，我们又到了陈家屯小学和教师来润农一起做了校长毛星帆的工作，吸收了一部分教师参加了当地的抗日活动。后来中共莒县特支用的那架秘密印宣传品的油印机，就是这个小学捐助的。
通过一个月的紧张工作，莒县的抗日活动蓬勃地开展起来了。我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和八路军坚持抗战的行动，鼓舞着这个地区的广大群众、知识分子及其他方面的进步人士，甚至连一些不大开明的地主士绅也和我们取得联系。已经组织起来的同志，就象获得了新的生命一样，信心百倍地到处奔走，他们走到哪里，工作就开展到哪里，由于同志们的积极努力莒县城南的五花营；东南的坡子、石井、吕家樹西；城西的泥沟子、兰家官庄、辛庄、水牛庄等，很快成为党开展工作的基点。一、二、六、七、八等五个区，也都有了我们的党员和秘密游击小组的成员。根据党员和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我们不失时机地拟定了建立武装的计划，决定举行珍珠山起义。
珍珠山起义
挺拔峻秀的珍珠山，位于莒县西南约二十多华里一派连绵山岭的中部。登山东望，一片平原，城镇公路历历在目。西望则丘陵起伏，直到沂蒙山区。山南有担山、土山,山北有好婆岭、望夫山、浮来山，还有高大的雪山，从北到南形成了莒县古城的一条天然屏障。
浮来山，在历史上素有盛名，山上有棵两千多年的银杏树，其身八围，叶茂参天。是战国的鲁候、莒子相会的地方，“大树龙盘会鲁侯”因此得名。这里庙宇齐整，碑碣林立，据历史传记，古代文学家刘勰曾在此修过”文心雕龙》。每逢新春佳节，都有盛大的庙会，远近来赶会者人山人海，凡来赶会者都争抱大树，饮泉水，攀登高峰。据僧人说，这里安静的时候，修书不知昏晓，读经声扬山谷。
珍珠山原来不如浮来山有名气，但从抗战以来却为人们所传闻乐道，成为群山之中的后起之秀。可用得着“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的比喻。它之所以有名，就是因为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献身于革命事业的共产党员和抗日志士，在中共山东省委的直接领导下，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揭竿而起，在这里成立了一支抗日武装——莒县高房乡民众抗敌卫团，挙起了人民渴望的红旗，燃起了其势燎原的星火。人民的斗争给珍珠山帯来了光荣，使它在历史上刻下了为人传颂的称号。
起义前，连着儿天晚上,我和刘炎光、庞汇川、杜鸿喜，带着几十个执行瞭望警戒的人，来到珍珠山上的三官庙，观察了地形地物，反发研究了起义问题，决定利用高房乡乡长的名义组织队伍，还决定召开村长会议，把各村愿意出来抗日的青年集合起来编成第一中队，由杜鸿喜同志担任中队长，请车辆沟的王学敏当教练；把被争取过来的佛教会友以史金印为首在陈家屯小学组成第二中队。同时决定把乡以下四个社的壮丁组织起来，编为不脱产的常备队，担任打更、放哨、査夜和维护地方秩序，还在各村成立夜学，作为学习文化和宣传抗日的场所。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日，高房乡民众抗敌自卫团”第一中队在珍珠山上正式成立了，莒县人民的第一支革命武装胜利涎生了。与这部分武装同时组织起来的还有四个社的常备队和在陈家屯小学成立的第二中队。
民众抗敌自卫团成立的那天团长刘炎光请杜鸿喜中队长给战士们讲话。他说*“弟兄们，咱们的抗敌自卫团今天成立了，大家都很高兴。老百姓参加抗日军第一次离开家，对家里不要挂心，有要紧事，还可以说一声回去看看。咱们想想，小日本鬼子来了不抗日，能当顺民、当亡国奴、当汉奸吗？不！爱国就得抗日。”接着又说，过去大家都是庄稼人，整天拿着锄、镰、掀、锹和地打交道，一家一户的自干。现在我们手里拿的是枪，打交道的是日本鬼子、汉奸，是大家一齐和敌人干。一齐行动就得有个纪律，有个指挥的。要服从统一指挥，不然一盘散沙怎么能打敌人！再就是我们要加紧训练，手里拿着枪不会用也不行。还有我们的队伍要保护老百姓，尊敬老百姓，不能象旧军队那样，不能忘本。"最后他说t“从农民锻炼成一个抗日军战士是个大变化，不光是学枪法，还得学习、锻炼……希望弟兄们坚决干吧！”
武装建立之后，人员不断增加，装备、给养，尤其是部队的训练等一系列的问题随之而来。我们几个负责人都缺乏领导部队的经验，急切盼望上级派给有经验的红军干部。正在这时，姚仲明同志的回信来了，说军政干部都有。大家高兴极了，决定我立即去长山中学找仲明同志汇报工作。在长山中学，我见到了姚仲明和廖容标同志。等我全面汇报了莒县的工作情况之后，仲明同志除向我谈了当前的工作方针、政策及建党知识外，还告诉我今后莒县的工作由省委直接领导，并写了两封信要我去省委。
我赶到济南后，从十二军政治部田佩芝老师那里得知，省委已移往泰安。当夜，我又乘车转赴泰安。在泰安第三中学找到了省委办事机关（对外名义是平津流亡同学会），把两封信交给了孙有为（孙陶林）同志。第二天，孙陶林和刘居英同志听了我的汇报，经过他们研究,决定成立由省委直接领导的中共莒县特别支部，由我任书记，刘炎光，庞汇川任特支委员。还决定由刘炎光兼任
(作者：郭有邻，未经作者与本站允许不得转载)
（关键字：党性教育、沂蒙党性教育、临沂党性教育、党性教育基地、沂蒙党性教育、党性教育培训、党务工作者培训、干部培训、干部学院、干部教育基地、干部教育课程、红色教育、红色教育培训、沂蒙红色教育、临沂红色教育、沂蒙精神、沂蒙精神教育、国企党建、国企培训、机关党建、红色培训、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沂蒙干部学院、井冈山干部学院、延安干部学院、红旗渠干部学院、遵义干部学院、党校、临沂市委党校、人大培训、政协培训、统战培训、公安培训、检察院培训、法院培训、工会培训、统战培训、主题党日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