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北海银行扶助城市建设活动，山东解放区内城市经济活跃起来。表现在：一、贸易兴盛。解放前每天仅有七八辆大车往返城市，而经过几个月的发展,往来车辆每日增加到一百多辆。这些车辆满载花生、生油、粮食、猪肉等内地土产进来，盛满五金、杂货等货币回去。贸易往来频繁，应接不暇。二、工厂先后复工。如烟台的生铁厂、熟铁厂、造钟厂、织布厂等在日伪的统治下，大部分均已经停业，但解放后短短五个月复业便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而且还增加了三合、胜利两家铁工厂。[130]三，物价相对稳定，人民生活大大改善。随着抗战胜利，法币为了争夺山东根据地市场大量印发，企图使其在解放区内死灰复燃。北海银行也一改抗战期间坚持的紧缩货币政策，大量印发北海币，1945 年印发北海币仅仅 15.50711 亿元，而到了 1946 年便达到了 136.29091 亿元。[131]大量货币的发行，亦导致解放区物价有所上涨，但根据地内物价明显要低于国民党控制区。具体比价可以从下表 2 中看出来。
表 2：1945 年至 1948 年解放区与敌区物价指数对比分析表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等编,《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第4 册，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585 页。
全面对抗：重点进攻时期北海银行对法币的抗衡
由于国民党一手撕毁和平协定，内战危机一触即发，为了坚持和平民主方针,争取战争的胜利,北海银行配合山东省政府逐步调整工作重心,对城市物资进行妥慎转移，对城市机关迅速精简，并明确提出北海银行为农民的银行，必须到农村中为农民服务的宗旨。北海银行再次调整工作重心，对法币的货币政策亦调整为全面对抗。
其一，银行业务方针的调整。1946 年下半年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北海银行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一方面要保证战争中的货币供给，支援前线战斗；另一方面在解放区被国民党蚕食，北海币流通市场缩小的情况下，要防止北海币像国民党法币那样恶性贬值。在解放战争期间，山东解放军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采取大规模运动战、歼灭战的形式，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这样的斗争方式要求部队能快速调动，灵活作战。部队的大规模作战及快捷迅速的移动，不但使军队日常开支巨大而且往往对时间的要求也很紧迫。为了支援前线战斗，北海银行在军队无法照应的情况下，争分夺秒进行钞票印制工作，往往边工作边进行自卫战斗。同时，国民党大军压境，不少解放区被强占，北海币流通市场也随着地域的缩小而减少。这就形成了货币量激增与流通市场巨减之间的矛盾，势必造成解放区的通货膨胀。此时，由于政府实业部门本身业务沉重，不能专门开展农村贷款工作，加之经验不足农贷业务收效颇微。而北海银行也因脱离了较小城镇及广大农村，业务也大大的受到限制，随着解放战争的爆发大量城市沦为敌手，北海银行城市工作更难继续下去。
为了“达到自给自足，解决军民衣食，支援前线，提高胜利信心”，北海银行于 1946 年 9 月 18 日召开总行分行行长联席会议，提出“到村中去为农民服务”的银行业务方针,北海银行重新面向农村,支援战争土改，恢复农村生产。并决定在之后的工作中“银行直接经营农村”，定位北海银行为“农民银行”。[132]北海银行中心任务的调整，既体现了北海银行政策的灵活度，也说明了北海银行一切服务于解放战争胜利的高度自觉性。对于山东解放区来说，国民党虽然占据了重要的城市和交通枢纽，但农村的范围比之更广阔，北海银行这一政策的转变为北海币的流通使用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从而也更加密切了与人民群众的联系。
（本文作者：钟钦武 原载于：《联合·排斥·抵制·接收： 北海银行对法币政策转变的历史考察》 未经作者和本站同意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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