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联合法币：抗战初期北海市与法币等值流通
1937年10 月，日本侵华的战火在齐鲁大地蔓延。在中共中央洛川会议提出的“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争”[3]指示下，山东境内各地党组织迅速响应。利用日军立足未稳而国民党势力逃离的有利时机，领导群众举行武装起义。1937年9月,中共山东省委制定《山东抗日武装起义十大纲领》,提出“要保卫山东，就要组织山东抗目游击队”，“团结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起来参加部队，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吸收积极分子参加部队”。[4]到1938年底,山东党组织领导了数十起的抗日武装起义,以武装起义为发端,在山东胶东、鲁东南、清河、鲁中、湖西、鲁南、泰西、鲁西北、冀鲁边等地陆续建立若干块抗日游击根据地。[5]这些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创立,标志着山东抗日政权初步形成。此时，日本对革命根据地的残酷掠夺导致地区经济混乱，国民党势力的逃离造成法币体系信用下滑，这给中共坚持敌后抗战带来极大的财政困扰。改变这一状况，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银行来对根据地经济、金融、财政进行整顿。山东的共产党人认识到发行货币的急迫性,“发行票子，是我们一搞财经工作就要遇到的问题，一建立政权就要办的事情。”[6]当时,山东抗日根据地金融市场异常混乱。虽然山东抗日根据地内有津浦线、胶济线，交通运输便利;地处渤海之滨，粮食、花生、棉花、渔盐油等物产丰富；且胶东等地区盛产黄金，外汇兑换便利。但是日本侵占山东后，山东地区良好的自然条件不能被充分利用起来。在抗战初期，山东各地的货币金融状况极为紊乱，既有国民党金融体系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发行的法币，“不敷流通，不能兑现”；还有韩复榘利用民生银行发行的民生票；此外还有一些商号趁机发行的纸币，“虽经取缔，有的还在暗中流通”。[7]这其中，以法币流通范围最广，信用也最为稳固，但法币以元以上的大钞为主，致使市场上辅币奇缺；并且由于战争的影响，法币现钞供应断绝，民间商贾巨富又不断地携法币外逃或将法币掩蔽，致使根据地内货币供给不足，无法满足正常的交易需要。1938年2月，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在北平宜告成立，并在山东、河北、河南以及青岛、天津等地设立分支行 25 处，发行伪“联银券”作为“国币”流通于济南、青岛、北平、天津等沧陷区。[8]到1940年左右，日伪成立的银行有二十个，构建起了庞大的金融网络。大量印制伪钞攫取战略物资。[9]面对这种情况，1938 年秋“胶东民主政府为调整市场金融，适应环境需要，即开始发行北海票。”[10]北海币在发行之初，定位便是辅币，是在法币面额较大、现钞供应不足的情形下满足群众小额交易使用货币的需求。北海银行“对发票子一直是很慎重”,在开始“只印发辅币,壹元以下的。这时北海币不够用的，有的县还以收入为后盾，印发少量地方流通券，也全是辅币。”[11]北海银行初创时期，人员较少，经验不足，资金短缺，内部机构不健全，货币信用不完善，使其流通范围存在很大局限。北海银行成立时原计划募集资金 25 万元，实收资本金仅仅为 10.1 万元，不及计划的一半，而发行的北海币也只有 9.5 万元，[12]'“票面有壹角、贰角、伍角及壹元几种”。与之相较，法币以国家信用为基础，政府进行无限法偿，在群众中威信虽因国民党政府溃逃一度削弱，但依旧是根据地内最为有力的通货。北海银行为了打开局面，扩大北海币的流通范围，稳固货币信用，宣布北海币为“通用货币，与法币等价流通，随时可兑换收回”。 [13]
（本文作者：钟钦武 原载于：《联合·排斥·抵制·接收： 北海银行对法币政策转变的历史考察》 未经作者和本站同意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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