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6月，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在临沂成立“山东北海银行总行”，并相继在省内各区和省界边区设立分行，原胶东北海银行改称为“山东北海银行胶东分行”。此后，根生于掖县、成树于胶东的北海银行，林漫齐鲁，并荫及冀、豫、皖、苏，在山东及周边地区建立了以“北海币”为本位币的独立的战时货币体系。解放战争期间，山东是我军的总后方。跟随大军南下，北海银行陆续接管了包括国民党中央银行在内的多家国属银行和一部分民族大资本银行，并临时代行国家银行职能处置涉外业务，其自身势力在此间得以迅速膨胀，无论是机构规模和人员编制，还是资本金总值和资产总量，都堪称是我党领导下的最大银行。在当时，北海币的流通遍及华东及陇海沿线，覆盖了新解放区和经济发达区的相当面积。
北海银行的业务人员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种是从政府、部队干部中选派过来，另一种是通过学校或者训练班培养出的。为此，决议创办财政经济学院，培养山东根据地内的财政经济干部。学校聘请时任115师代师长的陈光为校长，北海银行行长艾楚南、战工会耿光波为副校长。学校主要开设财政、银行、经济建设、税务等四个部分的内容，学习时间一般为4个月。学校的学员主要有两个来源：一部分来自根据地内各专署报送的人员，另一部分来自委托各专署代为招收的学员。另外总分行还在各地区举办了训练班，招收青年知识分子，加以严格培训，后进入银行工作。此外，对于由政府配备到银行工作的人员，银行也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培养，在金融政策和业务水准方面给予严格的训练以便更好地在银行开展工作。拿北海银行印刷厂教育来说，分为政治学习、业务学习两方面。在政治学习方面采取分班上课制度，加强“三风”持久战、党员素质等学习，在业务上分天讲解机器、兑色、裁纸、熬胶和杂物等方面的内容。这种学习制度，不仅仅提高了工作人员的政治素养，培养工人吃苦耐劳、甘于奉献的精神；同时还重视工人业务能力的培养，提高工人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效率。此外，还对工人的粮食、菜金、服装、鞋袜、津贴等制定了分级供给制度等[3]。
北海银行作为我党领导的山东抗日根据地自己创立的银行，它的存续对于中国革命意义重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框架内，抗战初期的山东抗日根据地尽管出于自身生存需要，设立北海银行发行北海币，但在货币政策上坚持维护法币的法定货币地位，只是后来因客观环境的变化和巩固发展根据地的要求，才排挤、驱逐、停用法币。北海币由分区独立发行的辅币，逐渐转变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统一的法定货币。在发行北海币及与法币和伪币的斗争过程中，中共把马克思的货币经济学说灵活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独创“物资本位”论。当时主持山东抗日根据地经济工作的薛暮桥提出“货币的价值决定于货币发行数量，而不取决于它所包含的黄金价值”的观点。他认为货币除了可以同金银联系之外也可以同其他商品联系，也就是所谓的“物资本位”论。而在当时根据地持有北海币的人民不会用北海币来换金银或者美元英镑，他们更需要的是换取粮食、棉布等物资，能够兑换粮食、棉布等日用必需品才是北海币最大的功能。因此，只要在革命根据地内控制北海币的发行数量，并掌握着充分的物资满足市场流通需要，就完全可以保持币值和物价的基本稳定，并取得民众的信任。由于北海币保持了币值和物价的稳定，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取得了对法币和伪币斗争的胜利。这不仅使山东抗日根据地市场繁荣，经济不断发展，民生得以改善，有利于根据地社会稳定并动员民众参加和支持抗日斗争；而且，北海币的推广使用，打破了日伪的经济封锁，扩大了根据地的物资来源，增加了根据地的财政收入。
（本文作者：王征 原载于：《论山东革命根据地的北海银行与北海币》 未经作者和本站同意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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