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北海银行与山东货币战*（十）
发表时间：2022-02-28 08:16阅读次数：次
1938年6月,中共以延安光华商店的名义发行光华代价券,面额为二分、五分、一角、贰角、五角五种。[99]光华代价券并非是银行本位币,而只是作为法币的辅币使用,可按照1:1的比率兑换法币。不过此举遭到了国民党的强烈反对。程潜去函询问延安为何发行光华代价券,在此之前财政部长孔祥煕亦去函指责中共“光华商店妨害币政,极应严予取缔”。[100]程潜很快将延安重新发币的情况报告蒋介石,称“据林祖涵呈复以陕北各地缺乏辅币影响人民生活与商业繁荣,由延安光华商店发行二分、五分、一角之代价券”,并建议于政治方面取消陕甘宁边区政府,不承认其合法性。[101]程潜建议在金融方面:首先由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在陕北设立联合办事处,运往大批辅币收兑光华代价券。其次由陕西省财政厅派员会同四行彻查光华商店发行数量,停止发行,将已印未发及已发行的收回销毁。最后各地流通之光华券由四行以法币收回销毁,并相应扣发第十八集团军军饷。[102]针对当时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及程潜的指责,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分别向孔祥熙与程潜致电,解释说明延安为何发行光华代价券。
林伯渠致电孔祥煕称：
査陕甘宁边区政府辖境内法币信用甚高,流通亦鬯,惟零星辅币万分缺乏,影响物价之提高,有碍小民生活。经当地商会、农会等向边区政府环请,准许光华商店发行二分、五分、一角之代价券。原系暂时权宜便民之计,而其流通范围只限陕甘宁边区。发行以来,因准备充足,深得人民信仰,并无武装部队强迫行使情事。尊座所得报告,完全与事实不符。此间各种抗战工作有进步。惟查绥德公署专员何绍南及新由陕省派来之肤施县长马濯江等,在边区内仍在百般挑拨,进行其反共活动,其口号与日寇及其间谍如出一辙,破坏政府与人民之团结。际此敌人威胁河防企图进攻西北之时,此种现象存在实属削弱抗战力量,尚祈饬令制止,以利抗战。
林伯渠在此电文中详细解释了延安为何发行光华代价券的原因,乃是因为根据地内法币面额太大,辅币不足所致。解释说明了光华代价券的性质,延安并没有发行银行性质的纸币,只是普通的商店代价券,并且是以法币为准备发行,是一种便民的临时性措施,代价券的流通范围只限于陕甘宁地区,没有强迫人民使用。在电文中,林伯渠驳斥了国民党地方官员的诬告,指责了他们破坏统一战线的行为。几乎同一时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天水行营主任程潜也来电质询延安发行光华券的行为。程潜以孔祥煕的名义命令边区政府:“陕甘宁边区政府准许光华商店发行二分、五分、一角之代价券,并未报部,亦未依照省银行或地方银行及领用或发行兑换券暂行办法咨准办理。陕甘等省边区如需辅币及辅币券,应通知中、中、交、农四行,陕甘各地分支行运往发行。该光华商店已发角、分各券,请令饬该边区政府限期饬其兑回,并查明有无己印未发角分各券,一并报请派员监同销毁,以重币政。”[103]面对国民党的指责与不合理要求,延安以林伯渠的名义再发电文驳斥国民党的无理指责:
查边区境内,法币信用甚高,流通亦鬯,惟于开始推行之期,流通市面之法币,多系五元、十元者,而零星辅币万分缺乏。以此影响物价之提高,有碍小民生活与商业之繁荣。商人则因无辅币之找换,货物不易售出,农民则因需用品之不易购到,宁愿物物交换,不肯收受法币。遂致法币失去信仰,流通大受障碍。尤以客岁六月以前,辅币之缺乏已成严重问题,主币比辅币之价格低落十分之ー,而尤以十元、五元之法币为甚。当经托请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向中、中、交、农四行交涉,结果自民国二十六年一月起,直至二十七年六月,此一年半中,只由中央银行兑换辅币贰千元。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而困难愈渐严重。各地商会、农会纷向本府环请,矧是之故,该光华商店为巩固法币流通,畅旺市场交易起见,业经呈本府,准许发行二分、五分、一角之代价券。原系暂时权宜便民之计,而其流通范围只限于辅币缺乏之陕甘宁边区,并备有充足之保证金,且由各地合作社代办兑换,凡是一元之代价券,即可随时随地兑换法币。査自该代价券发行以来,深得人民之信仰,使法币流通畅达无阻,市面交易益臻繁荣。奏效良深,尚无不合处。
延安这封回电与给孔祥熙的回电内容大致一样,但是语气明显相当缓和,这说明中共并不想因此事导致国共关系紧张。所以,中共在电文中再次详细解释了发行光华券的原因,并巧妙地将发行光华券与推行法币进行捆绑。发行光华券的目的并不是要排除法币在边区流通,恰恰是因为为了维护法币的信用,延安才发行光华券,发行光华券首先满足了市场交易中辅币的不足,繁荣商品交易;其次推广法币,维护了法币信用；最后发行光华券只是权宜之计,并不是要与法币进行竞争。中共的电文有理有据,令人信服,但是刚刚取消共产党发钞权的国民政府自然不会允许中共重新发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致函朱德、彭德怀“限期收完所发纸币”[104],同时派出调查人员前往中共各根据地调查[105],根据调查结果,军委会办公厅于令财政部长孔祥熙“对边区政府等所发之辅券纸币,均应速加整顿取缔”。[106]虽然国民党百般反对中共重新发行货币,但是中共重发货币已成不可逆转之势,双方之间的“铸币权”之争才刚刚开始。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议中做了长篇报告(即论新阶段),在会议中对于根据地战时财政经济政策问题,毛泽东提出了十点要求[107],其中明确指示“有计划的与敌人发行伪币及破坏法币的政策作斗争,允许被隔断区域设立地方行,发行地方纸币”。
毛泽东这十点指示成为此后各根据地,尤其是山东地区金融货币斗争的纲领性文件。从此后山东地区抗战形势来看,基本执行了延安的指示精神。在“论新阶段”中,毛泽东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应当充分立足农村,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发展农村经济,采取军事、政治各种手段,保护根据地经济发展,支持根据地对敌金融斗争。尤其是第七条,明确指出必须在各根据地内成立自己的银行,发行根据地自己的货币。根据毛泽东“论新阶段”的精神,山东及周边地区依据延安指示,开始建立根据地内自己的银行,发行货币,满足抗战的财政需求。胶东地区的北海银行便是在此背景下建立,北海银行的建立并不是胶东根据地偶然成立的产物,而是根据延安指示精神建立的。[108]北海银行的建立经历了一个建立、解散、再建立的过程。在这中间交织着国共两党关于铸币权之间的争夺,在山东地区中共建立了以北海银行为中心的银行货币体系，国民党采取措施百般取缔、压制,使得双方的关系一步步走向破裂。
（本文作者： 郭本意 原载于：《北海银行历史研究文集》 未经作者和本站同意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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