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北海银行与山东货币战*（八）
发表时间：2022-02-28 07:48阅读次数：次
任何银行创立都需要准备金,北海银行亦不例外。关于北海银行准备金问题,关注不多,相关著作并没有详细探讨准备金的由来,及银行经营性质问题,迄今为止,只有史守海、丁洪荣等人依托回忆录及档案选编等史料进行了前后对比[65],不过仍有不足之处。而且相关的回忆录及回忆文章前后矛盾之处甚多,对于北海银行准备金问题,据郑耀南后人回忆:“银行二十五万元的开办基金,是三支队通过抗日民主政权——掖县县政府向各区征集的,没有私人股份”。[66] 但是郑耀南后人的回忆与北海银行副行长陈文其信件内容完全相反。陈文其在1955年10月21日,向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办公厅去信,信中对北海银行初创时期的经营性质进行了汇报。陈文其称“北海银行初创时,系公私合营,私股的募集,除一小部分系由工商界认购外, 其余均系向农村募购的,方式是通区政村派购,而村又派到户，但认股书则是以村委单位发的（未发正式股票）”。[67]
以上可以明显地看出,两条史料完全相反,到底谁说的是真实的?经过查证，山东分局的机关报《大众日报》在1944年5月8日曾经发布一则启事：
本行自改为完全公营后，曾登载《大众报》声明，凡在蓬黄掖三县所收之民股一律发还,并算给股息。但至今领者寥寥,兹经本行重新决定自登报之日起,凡未发还之民股,皆按一本一利发还(即当初交股本十元者,现在发给股息十元,共二十元)。领款时须经政府开条证明，向所在县之银行领取即可。万勿迟延为幸。
从《大众日报》的报道可以明显看出,陈文其的回忆是最真实的,北海银行在初创之时确实是公私合营的,在改革开放后解密的档案史料亦明确证实了这一点:
北海银行的性质在招股简章上明确规定,它是官民合办的股份有限公司。银行的资本共为25万元,民股17万5千,官股7万5千。并决定民股由掖县募集6万5千，蓬黄各5万5千。掖县的大部分募齐,黄县的将近5万,蓬莱当时因为正在蔡晋康、陈昱、秦玉堂等围攻县城的时候未能筹集。
胶东地区的档案材料不仅说明了北海银行系“官民合办的股份有限公司”[68],而且详细介绍了准备金的由来,及蓬莱为何没能募集银行准备金的原因,完全可以与陈文其的信件内容相印证。可见郑耀南后人的回忆是错误的,北海银行不仅是公私合营,并且民股的股份明显超过官方股份,在抗日战争的险恶情况下,山东人民不怕牺牲,为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抗战慷慨解囊,足见中共在胶东地区广泛发动群众,实行全面抗战,打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这使得北海银行甫经营业,便具备了深厚的金融基础,为北海币的发行提供了强有力的准备金保证。
1938年8月,北海银行开始发行北海币,初期发行了四类面额的钞票,[69]计一元券5万元、五角券2.5万元、二角券1万元、一角券1万元、共计9.5万元。从发行种类及发行数额来看,北海银行的货币发行非常克制,近乎通货紧缩,尤为奇怪的是全部是一元以下的辅币的,完全没有发行大面额的纸币。但是当时北海银行募集的准备金就有25万元,在你死我活的战争时期却仅仅发行9.5万元,不得不让人对北海币发行如此克制产生疑问。抗战时期,山东任何政权都天然的增发货币满足自身财政需要,更何况经济实力最弱的中共,准备金与发行之货币比例相差如此之悬殊,必然受多方面的因素制约。传统观点认为,中共的印刷设备、材料缺乏,印刷技术低,相关回忆录[70]和研究也印证了这一点。[71]北海银行发行所需要的道林纸、水印纸、[72]油墨、机器等都需要通过走私的手段获得,[73]从开业至抗战结束前夕,这一现状没有获得大的改观。但这无法解释既然印钱缺少设备材料,为何不发行50至100元大面额的钞票,不能只归因于条件落后,而应该从更深层次的经济政治动机寻找答案。为什么北海银行的货币发行如此克制?为何发行的纸币面额如此之小?回答以上问题首先要从国民党的法币与北海币之间的关系谈起。
第一,法币坚挺,北海币依附于法币。国民政府于1935年开始货币改革,规定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发行法币,后又加入由蒋介石直接控制的中国农民银行,共四大银行有发行法币的权力。禁止使用金银等贵金属,禁止白银出口,凡是地方银行发行的地方货币等杂钞必须兑换法币使用,公私账目货币流转必须加写或改写“国币”字样自此之后,法币逐渐流通于全国,成为当时中国的通用货币,抗战初期法币非常强势“信用比任何货币都高”。[74]所以北海银行初创之际,实际是以法币作为北海币的发行准备,换言之北海币依附于法币。在此又有一个不小的争议,张加洛在回忆文章中指出“这四种票子,绝不是作为辅币来印刷的,而是堂堂正正地取代旧法币及各种杂票的”。[75]此话与他1978年的回忆前后矛盾,张加洛在1978年谈到“(北海币)与法币等价流通,随时可以兑换收回”, [76]此话并没有说要取代法币,只是说北海币与法币等价流通,反而证明了北海币依附法币的实际情况。
第二,中共本身政治经济实力弱。国共两党在抗战初期实力并不对等,缺枪少弹的共产党显然处于从属地位,政治军事上的弱势自然在货币发行上表现为低姿态。初期发行的北海币自然只能作为法币的辅币而存在,[77]自诞生之时便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刁难。[78]就政治角度,中共抗战初期实力较弱的情况下只能发行面额不大的角票、一元券作为法币的补充。而政治的表象往往隐含着潜在的经济因素,对中共而言发方小面额的北海币在政治上隐蔽,经济上有利可图。这有一个现在看来相当矛盾的问题,从成本而言,印刷大面额纸币要比小面额角票获利更大，为何发行角票在经济上比较实惠?
第三,小票危机。这主要是因为随着国民政府的财政恶化,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小票危机。随着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节节败退,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幅缩水,军政开支不得不通过超发货币来解决,国民政府此时印发的法币面额也越来越大。由于法币全国通用,这对全国市场交易造成严重不便,市场上面临着严重的小票危机,称之为“大小票问题”(或大小券问题),[79]即小面额的纸币数量严重不足(十元以下面额),商人对于五十元至一百元大面额钞票不愿找零,导致大小票之间不能依票面额等价流通,出现大票对小票必须贴水的现象。[80]山东虽处敌后,同样面对零票不足的问题,[81]国民党、日伪则趁机滥发各种流通券、伪钞,尤其是国民党地方势力(包括最恶劣的投降派),滥发各种流通券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胶东地区有赵保原、蔡晋康、苗占奎、郑维屏、陈昱等发行的地方流通券十余种,如果加上山东其他地区的国民党势力,国民党有名的地方流通券不下三十种。
大小券问题在抗战爆发之前便已存在,但是并不严重。全面抗战爆发后,战争激化了这一矛盾,严重削弱了国民政府对大小券的调控能力,国统区内出现了严重的辅币缺乏现象,进而引发了大小券问题,出现了上述概况,小券虽小,但却造成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引发了“蝴蝶效应”。市场交易中大券必须贴水小券,铜元、镍币、铝币等金属硬币遭到熔化、储藏,逐渐退出市场交易。市场自发采取的解决措施反而使得币制更加紊乱,扰乱了国民政府的法币体系,使得国民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补救。然而,国民政府实行的货币政策也只是对法币体系的小修小补,始终无法解决通货膨胀问题与自身的腐败问题,使得大小券问题席卷全国,日伪趁机设立银行发行伪钞,中共被逼走向重新发行货币的道路,导致国民党的辅币系统在抗战胜利前基本崩溃。
总体而言,国民政府不仅没有解决国统区、沦陷区的大小券等问题,而让危机不断蔓延,给日本人以可乘之机。日伪势力借此机会在华北地区成立伪中央银行,在华北各省建立分支机构,强行接收华北各省原有的地方银行,将其纳入日元体系,推行伪,禁止使用法币。法币不仅在国统区和沦陷区逐渐糜烂,还逐渐蔓延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尤其是延安总部,可谓首当其冲。面对如此险恶的货币形势,中国共产党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本文作者： 郭本意 原载于：《北海银行历史研究文集》 未经作者和本站同意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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