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沂蒙精神的灵魂(一)

发表时间:2022-02-14 18:08阅读次数:
论沂蒙精神的灵魂(一)
潘可礼  陈玉峰
        沂蒙精神是沂蒙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以马克思为指导,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底蕴,逐渐砥砺而成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区域特色的群体意识。20世纪90年代后期,山东社会各界将沂蒙精神凝练为“爱党爱军、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沂蒙文化的灵魂是沂蒙精神,沂蒙精神的灵魂是沂蒙大爱。大爱就像一条红线,将这四句话、十六个字串连成一个有机整体。大爱不是超阶级的,而是沂蒙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之间似海深的阶级情感;大爱不是抽象的、捉摸不定的,而是具体的、可感知的,即“水乳交融,生死与共”。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山东结束时说:“山东是革命老区,有着光荣传统,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的沂蒙精神,对我们今天抓党的建设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大爱至深:水乳交融
 

        沂蒙大爱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沂蒙人民在与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长期交往过程中形成的阶级情感。沂蒙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生活穷不堪。沂蒙人民的主体是农民,他们视土地为命根子,渴望有自己的土地。据资料统计,抗战前沂蒙农村,约3.5%的地主占有45.8%的耕地,而70.5%的贫雇农仅占土地的18.4%,大部分农民处于极度贫困之中。中国共产党爱人民,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千方百计满足人民的土地要求。在抗日战争期间,沂蒙党组织在贯彻中央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时,即考虑到沂蒙人民对土地的渴求,又不违背中央的政策,采取了变通的方法,使得沂蒙地区的减租减息运动带有土地改革色彩。沂蒙党组织采取“拔地”“增资”“找工”“开斗争会”“借粮”“找问题”等措施,把地主的财富、地权向贫雇农转移。1943年至1944年间,仅莒南县11个村的地主就减少土地15362亩,因被斗追出的土地10777.69亩。中农、贫农等其他阶层占有的土地明显增多,增地6590亩。抗日战争胜利后,民族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沂蒙党组织领导沂蒙人民打土豪、分田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沂蒙人民终于有了自己的土地。1950年10月,沂蒙地区的莒南县土地改革完成,各阶层占有土地的情况如下:贫雇农人均占地3.02亩,中农2.97亩,富农2,47亩,小土地出租者2.37亩,地主1.62亩,其他1.95亩。中国共产党爱人民,教沂蒙人民学文化。旧社会,沂蒙山区的教育被封建地主阶级垄断。绝大部分农民,尤其是妇女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很多人是文盲、“睁眼瞎”。沂蒙人民渴望识字、读书,成为文化人。随着抗日根据地规模的扩大,教育与战争、生产一样,成为沂蒙地区党组织和基层政府的重要工作。识字班是沂蒙地区的民众教育的重要形式,利用业余时间,比如农闲、夜晚、战斗或生产间隙上课,教青年妇女识字、学文化。到1943年,莒南县的妇女识字班250个,参加者15700余人,占全县人口的2|25。《识字班歌》唱出了沂蒙人民对识字班的深厚情感:“沂蒙山歌一串串,尝一尝识字班;巧名儿喊了三十年,至今仍觉得亲又甜;识字班,美名传,高山也伸大拇指,河水也打旋。”此后,“识字班”逐渐演变成为沂蒙方言,称谓年轻姑娘。海德格尔认为,方言是大地在说话,语言是存在的家。识字班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赖以栖居的精神家园。
        中国共产党施大于爱于沂蒙人民,人民报之以大爱,“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非报也,永以为好也”。沂蒙人民立场坚定、爱党爱军,视共产党、人民军队为亲人、家人。一曲《沂蒙颂》唱出了沂蒙人民与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之间至深的、水乳交融般的阶级感情:“蒙山高,沂水长,我为亲人熬鸡汤续一把蒙山柴炉火更旺,添一瓢沂河水情深意长。”明德英是沂蒙红嫂的原型之一,她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身受重伤、遭日寇追杀的小战士庄新民,用乳汁救活了这位奄奄一息的伤员,而她心爱的孩子却被日寇重伤,成为残疾人。在沂蒙地区,红嫂有千千万万,她们精心照顾伤员,救活了许多受重伤的战友。迟浩田将军也是被红嫂乳汁救活的众多战士中的一员,他曾动情地说:“孟良崮战役取得了巨大胜利,这和沂蒙人民的倾力支援是分不开的。我在沂蒙山区五次负伤,是沂蒙红嫂给我了第二次生命。”
        沂南县马牧池乡东辛庄的“革命母亲”王换于,人们尊称她“于大娘”,多次冒死传送机密文件、掩护首长。于大娘受徐向前的委托,创办了八路军地下托儿所,养育首长和烈士的孩子。由于资金、人员、粮食、药品等短缺,托儿所的日常运转异常艰难。她让儿媳妇哺乳烈士的孩子,却让哺乳期的孙子粗粮。在王换于的精心照顾下,1939年秋天至1942年底期间,八路军的41个孩子都健康成长,而她的四个亲骨肉却因为营养不良而先后夭折。陈毅元帅的夫人张茜多次深情的对子女说:“你们不要忘了沂蒙山区,那里有你们的再生父母,那里有你们的兄弟姐妹。”在孟良崮战役期间,“沂蒙六姐妹”把村里的妇女组织起来,筹粮、做军鞋、烙煎饼、救伤员。据统计,仅在解放战争期沂蒙妇女做军鞋315.13万双,军衣121.68万件,碾米、磨面1171.5万斤,救护伤员5.9万人。
        沂蒙大爱的载体未必是惊天动地的大事,沂蒙人民将对党和人民军队的大爱融入到日常生活小事中。成年男子参军、支前、种田、交军粮,孩子站岗、放哨、送情报,老人指路、出主意、想办法,红嫂烧水、做饭、救伤员、熬鸡汤、磨面、做军鞋、军衣、照顾烈士遗孤等等,沂蒙人民做的都是自己力所能及的日常小事。也许对每个人来说,这些小事情不能为社会进步贡献多大的力量,然而积少成多、集腋成裘,这些力量最终“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即推动社会发展、改天换地的巨大力量。恩格斯认为,历史合力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物质力量。然而在沂蒙山区,沂蒙人民创造历史、推动历史的力量是由带有主观情感色彩的大爱产生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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