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革命教育事业的基本经验与历史启示—以抗大为例（下）
发表时间：2020-06-20 16:26阅读次数：次
三、选优配强师资队伍：确保人才培养质量，开创抗大“越抗越大”局面
党中央高度重视抗大的师资队伍建设，精心选调了一批经过战争考验、具有较丰富军事或政治工作经验的干部到学校工作，把他们看作是孵化抗战精英和领导骨干的“老母鸡”，毛泽东要求大家安心当好“母鸡”，因为“母鸡”（教员）是“教育干部的干部”。党中央和毛泽东坚持“以最优秀的干部办学校当教员的思路，把当时最知名的一批学者如艾思奇、任白戈、徐懋庸、张庆孚等请来当教员，把最优秀的学员留下来当教员，把高级将领动员来当兼职教员，他们构成了抗大教员队伍的领导群体和中坚力量。正是依靠着这样一支优秀卓越的办学力量，才开创了抗大“越抗越大”的胜利局面。
抗战全面爆发后，抗大的不少教员不太安心于长期做教学工作，要求上前线轰轰烈烈真刀真枪地同日本侵略者战斗，表示宁愿“马革裹尸”也不愿留在后方搞教育。为此1938年毛泽东曾三次召开专门的干部会议，向大家反复阐明干部教育培养工作的重要意义和光荣使命，并给教员们认真算了算一笔笔细帐：即抗大每培养出一名干部、一个营长或者连长出去能够迅速直接影响多少人、为抗战作出多少贡献，要求大家认真思考“究竟你们这一百多人到前方起的作用大，还是经过你们的努力工作，培养出成千上万的干部去前方发挥的作用大”这一重要问题，在此基础上呼吁教员们要“在此努力，不要五心不定”，要努力当模范的共产党员。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大力支持鼓励下，抗大教员们稳定了情绪，鼓起了干劲，下定了长期在抗大从事干部教育工作的决心，更加坚定地忠诚于党的革命教育事业。
党中央还倡导党内主要干部要亲临学校授课，抗大创办初期其主要课程都由中央领导同志担任，他们都把为抗大讲课作为一项自己必须履行的义务。肩负着全党全军领导重任的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博古等中央主要负责同志率先垂范，他们身体力行经常不辞劳苦亲自授课，如毛泽东就系统讲授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张闻天讲授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杨尚昆讲授各国论，李维汉讲授党的建设等。毛泽东郑重告诚抗大学员，“只有了解大局的人才能合理而恰当的安置小东西。即使当个排长也应该有全局的图画，也才有大的发展”，要求大家认真努力学习革命战争中的战略问题。1937年七八月间，毛泽东撰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部光辉著作，并亲自给抗大学员讲授了100多个小时的两论。为了帮助学员们能较快地适应时局的转换，毛泽东废寝忘食、不分昼夜地备课，他讲课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幽默风趣，深受学员的欢迎。抗大许多当年听课学员的共同反映是：“听毛泽东讲课是一种精神享受”，“他的语言、思想风采，像阳光沐浴着我们，像春风吹拂着我们火热的心”，“主席讲哲学深入浅出，讲得非常生动、活泼、有趣，许多听众不断发出笑声，有时则哄堂大笑”“毛主席的话，讲到我们心窝里去了”，具有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此外，毛泽东还常在操场上开设“露天大课堂”。抗大学员评价说：“抗大的教育，一半在课堂，一半在广场”，“毛泽东的讲演非常生动，感染着每一个听众”。20多年后的1960年，毛泽东曾对身边工作人员兴奋地回忆起他在“抗大”当哲学教师的情况：“写《实践论》《矛盾论》，是为了给抗大讲课。他们请我讲课，我也愿意去当教员。去讲课，可以总结革命的经验。”“那时我可讲得多，三天一小讲，五天一大讲两论”不仅是我党制定干部教育方针、原则和方法的主要理论依据，而且也是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教材，在中共的干部人才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当时抗大学员的来源颇为复杂，文化层次不一想基础、觉悟程度、文化水平都参差不齐，但听了毛泽东讲课，“工人、农民兵士、老太婆们听了他的讲话不以为深：大学教授，文人，学士听了不以为浅”可以说吸引着每一个人。
此外，张闻天、朱德、陈云、王稼祥等中共高级领导人，都是学员们可以时常面对的教师，他们亲力亲为地登上讲台为学员授课。张闻天亲自为抗大讲授《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并组织编写了教材。朱德讲授党的建设，董必武讲授中国革命史，博古讲授马列主义基础知识，领导干部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教学任务，上讲台活动可说是蔚然成风。中央高层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对当时的干部教育与培养起到了巨大的示范和推动作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党中央做出了成立抗大分校的决定。毛泽东要求“每个根据地都要尽可能地开办大规模的干部学校，越大越多越好”。党中央并明确规定“学校所在地的党的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必须有计划地经常地到学校做报告，能够任课的必须担任教课”。抗大这所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创办的培养抗日干部的全新式学校，尽管办学条件十分简陋，师资队伍却异常强大，至抗战胜利完成其历史使命结束办学，抗大历经10年连同在根据地遍地开花的12所分校，成为一所遍及党的主要抗日根据地的极其重要的军政学府。在1938年6月的抗大成立二周年纪念大会上，罗瑞卿兴奋地评论道：“抗大抗大，越抗越大！”华北、华中、华东等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到处都飘扬着抗大的旗帜，回荡着激昂的抗大校歌，使抗日的烽火越烧越旺，遍及大江南北、黄河两岸。
四、铸就光辉抗大精神：“一穷二白”的“窑洞大学”造就了蔚为壮观的治党治国治军栋梁之才
抗大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是在革命的炮火中建立起来的。“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曲抗大校歌凝聚着千万颗青年人的心声。1939年6月1日，毛泽东在抗大成立三周年纪念大会上热情洋溢地赞扬道：三年来，抗大造就了很多的抗日干部，在前线打日本有很大的功劳。作为一所专门为抗日战争储存、培养、输送军政干部的学府，抗大在整个全面抗战期间共计培养了10万多名德才兼备的优秀政干部，其中不乏母女同班、夫妻同班、兄弟姐妹同班，如浙江上虞县女学生、后为陈赓大将夫人的傅涯，携弟弟博桑、妹妹傅英辗转千余里一起走进抗大。辛亥革命元老、武昌起义军总司令黄兴之子、曾留学日本的黄鼐，袁世凯外孙、清朝两广总督张人骏的孙子张象耆，冯玉祥侄儿冯文华（后任抗大五分校教育长）张学良弟弟张学思、杨虎城之子杨拯民、傅作义弟弟傅作良等不少“官二代”“富三代”，纷纷满怀抗日救国的热忱，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都先后进入抗大学习，以探索民族解放的真理和道路。抗大像磁铁一样强烈吸引着千万革命青年纷纷投奔而来。
抗大这10多万粒优良的革命火种，点燃起大江南北的燎原烈火，在各抗日根据地遍地开花结果、茁壮成长，成为力挽狂澜、抵抗侵略、战胜日寇的民族中流砥柱，其中既有能征善战、统领千军万马、令敌人闻风丧胆的高级将领，也有披坚执锐、驰骋疆场的基层指挥员。正是抗大培养出来的干部人才体系，有效地支撑起迅速发展壮大的人民军队骨架，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正如毛泽东1938年5月在抗大第四期开学典礼上所讲：“将来你们毕业出去了，日本真受不了。”在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中，抗大学员是最勇敢的作战骨干。在抗大挺进敌后深入华北办学后，鉴于抗大培养出来的干部人才对日军造成的巨大威胁，日寇在高度惧怕和极度憎恨之下，把抗大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在多次重兵频繁的“扫荡”中都把“消灭抗大”作为其重点目标。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甚至歇斯底里地扬言：“消灭了抗大，就是消灭了边区的一半”，“宁肯牺牲20个皇军士兵换一个抗大学员，牺牲50个换一个抗大干部”。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抗大干部对抗日作出的突出贡献。当时“一穷二白”、办学条件最为贫寒的抗大，这座驰名中外、让世人为之刮目相看、传奇式的“窑洞大学”，几乎获得了与美国西点军校等世界名校齐名的声誉，她身居偏隅，但闻名中外，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成为名副其实的红色熔炉和精神高地。在1955年的共和国首次授衔中，10大元帅中6位具有抗大经历，10位大将中有8位出自抗大之门，此外还有26位上将、49位中将和129位少将曾在抗大工作和学习过，“抗大人”占整个授衔将帅总数的88%。抗大成为实至名1的中共版红色“黄埔军校”，并且“红埔”战胜了“黄埔”，为夺取革命战争胜利提供了充分而可靠的人才保证，形成了中共干部教育培养的“抗大模式”被公认是延安时期党所举办的各级各类干部人才学校中最负盛名的典型代表，其所铸造的享有高度社会声誉的“抗大精神”成为延安精神的灵魂。
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下，在艰苦卓越的革命斗争实践过程中，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军事教育的基础上，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为载体，铸就了光辉的抗大精神。正如朱德总司令为纪念抗大创办五周年题词所写：“号召千万青年，走上革命战场，高举抗大旗帜，插遍整个中国”。站在抗日战争最前沿的抗大其所锻造的抗大精神，是我党我军创造的具有标志性的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精神在抗战烽火中所放射的璀璨光芒。总结抗大精神的魅力，可以说集中体现在“三石”是抗大像吸铁石，吸引了大量进步青年一腔热血洒延安。抗大总校第三期至第七期的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回忆道：革命青年“几乎把进抗大学习这件事，当作过去‘参拜南岳、五台、峨眉’那样看待”。抗大第三期的学员牛克伦说：当前往报名的学生得知因为人数编满而不能入学时，“他们坚决地要求‘当不了抗大的学生，在抗大当伙夫也行！是抗大像磨刀石。在1937年1月21日举行的抗大第2期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形象地对学员们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抗大是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等磨它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打倒日本，去创造新社会。”抗大的第一堂课就是从延安走到西安，通过14天步行800里地的艰苦征途，磨炼知识青年的革命意志，消磨其身上存在的浮躁和骄娇之气；三是抗大像试金石通过培养教育发现了闪闪发亮的金子，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发光发热。抗大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和新中国成立凝聚了坚实力量，为中国革命锻造了大批人才，也为我党我军立于不败之地奠定了特有优势。
毛泽东曾突出强调：“抗大为什么全国闻名、全世界闻名，就是因为它比较其他的军事学校最革命最进步，最能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斗争…抗大的革命与进步，是因为它的职员教员与课程是革命的进步的，又因为它的学生是革命的进步的，没有这两方面的革命性进步性，抗大决不能成为全国与全世界称赞的抗大。”正如抗大总校政治部的总结所言：“只要在抗大学习过几个仅是几个月），接触了马列的真理就会老练起来，而成为优秀的抗日干部、坚强的革命志士。”习仲勋同志的夫人齐心在其《我在抗大的战斗生活》一文中深情表示：经过抗大的锻炼，使她“从个懵懂无知的少女，成长为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矢志为革命事业1945年8月15日，艰辛的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抗大也完成了其伟大贡献终生。”而光荣的历史使命，但抗大的血脉一直延续到当今。作为我军军校的母校，它成为党后来创办的诸多重要院校的主要支柱和基本来源，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军政大学历史和我国军事历史的重要遗存。如抗大总校的主要部分抗战胜利后奉中央军委命令，在时任校长何长工的率领下向东北进军，经长途跋涉于1946年2月底到达吉林通化，建起东北军政大学，为解放全中国培养干部，它培育了大批的东北知识青年，为我党解放全中国输送了可观的急需人才。新中国建立后，东北军政大学迁入首都北京，发展成为今天的国防大学：一部分干部到达晋察冀边区协助组成晋察冀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另一部分干部到达晋冀鲁豫边区，协助组成普冀鲁豫军区军政大学。抗大第四分校（1944年为纪念彭雪枫命名为雪枫军政大学），在抗战胜利后与华中野战军随营学校、苏北公学合并为华中雪枫大学另外，抗大三分校的俄文队后发展成为今天的黑龙江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
事实证明，延安时期的革命教育工作卓有成效成就斐然，培养出了蔚为壮观的“延安造”治党、治军、治国杰出英才，党的干部人才资源库得到了极大的充实，形成了一支志存高远、信仰坚定、德才兼备、廉洁奉公的干部人才队伍，他们被及时选拔输送到党和军队的各个不同岗位，极大地充实和改善了干部人才队伍的有生力量，使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得到了富有成效地贯彻执行，为圆满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作出了重大贡献，为抗战胜利和全中国的解放完成了人才资源上的充分组织准备。延安时期党在人才培养与教育方面创造和积累了诸多宝贵经验和成功做法，为加强和推进党的人才科学化建设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历史贡献，为新时代党的人才工作奠定了扎实而厚重的历史与现实基础，为丰富和深化新时代中国特色党管人才工作贡献了广阔的理论空间。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民出版社，1993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3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1939-1941），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
4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1942-1944），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
5金冲及，毛泽东传（1893-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6何长工.难忘的抗大岁月。光明日报，1981-06-25
(作者：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 峰，未经作者与本站允许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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