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革命教育事业的基本经验与历史启示—以抗大为例（上）
发表时间：2020-06-12 08:07阅读次数：次
摘要：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教育事业卓有成数，先后成立了以抗大等为主要代表的30余所革命院校，为全面抗战持续培养了大批优秀骨千人才。党中央坚定明晰抗大是处于党坚强领导下的干部人才学校这一正确办学方向，构建起融政治方向、工作作风和战略战术三位一体的教育方针，选优配强师资队伍以确保人才培养质量，开创了抗大“越抗越大”的生动局面，在艰苦卓越的革命斗争实践过程中铸就了光辉的抗大精神，“一穷二白”的“窑洞大学”造就了蔚为壮观的治党治军治国栋梁之才，在人才资源上为夺取抗战胜利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关键词：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教育事业；抗大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教育事业，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与关怀下迅速发展起来的。当时从海外各地、大江南北和五湖四海汇聚到延安的大量青年才俊与知识分子，为各类教育活动的顺利开展供给了丰富的人才载体和受众对象，大批革命青年的输入为党抢抓这一千载难逢的人才发展历史机遇、在延安创办学校培养干部人才提供了充分可能。尽管革命任务异常艰巨、客观条件极其困难，但党中央经过统筹安排，在延安及其周边地区先后创办了以抗大等为主要代表的30余所革命院校，基本覆盖了抗战期间政治、军事、经济管理、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党和军队所急需的主要人才类型，掀起了前所未有、如火如荼的创办革命学校、大规模培养革命干部人才的高潮，陕甘宁边区平均每0.56万平方公里、每8.3万人就拥有一所高等学校，形成了人才云集、院校林立、名家辈出的繁荣局面。党在最大限度的能力范围内，采取“热炒热卖”的人才培养方领域、全天侯的干针，通过“小步快跑”模式迅速大规模、多层次部人才培养网络，针对不同的需求“量体裁衣”，有声有色地加强人才的精准培养，行之有效、灵活多样地开展人才教育工作，将延安建成了一座锻造革命干部的“大学城”、培养党政军人才的庞大“梦工厂”，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造就了源源不断的治党治国治军人才。
一、承载重要历史使命：为全面抗战持续培养造就大批优秀骨干人才
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和全国人民持续高涨的抗日热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自觉地担负起拯救民族危亡、争取民族解放的崇高使命，历史地位和中心职责产生重大变化。新的巨大现实重任和强烈责任担当，要求党必须培养造就出大批的优秀干部和骨干人才，使之能够发挥中流砥柱作用、切实担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伟大使命。然而在经历了艰苦的万里长征后，由于党和军队付出重大牺牲、红军大量减员，从而导致干部人才数量严重不足、党的组织力量远远落后于党的政治影响力这一客观现状，干部队伍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远无法适应以抗日战争为主要特征的民族复兴大业的需要，使得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这一要求显得更为迫切而沉重。
正是基于对人才问题重要性和严峻性的深刻清醒认识，延安时期党中央从“干部决定一切”的认识高度，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根据当时独特的历史背景，经毛泽东提议、中央书记处研究决定，于1939年2月专门成立了由张闻天任部长、李维汉为副部长，统一负责全党干部教育工作的中央干部培养专业领导机构，以进一步加强在职干部教育的领导，毛泽东亲自指导干部教育工作，把办好干部学校作为事关全局的大事来抓。中共中央先后颁布了《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等一系列制度性文件，以强大的政治气魄集全党之力之智，在办学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披荆斩棘逐步创建了各级各类干部学校，着力加强人才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群体性培育，让人才培养与抗战活动保持“同频共振”。
党中央于1936年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抗日红军大学”的基础上，创建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毛泽东亲自兼任红军大学政治委员，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杨尚昆任政治部主任。当时十年内战尚未结束，天的茧战中央红军主力经过长征刚刚抵达陕北不久，红二，四方面军还在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就下决心创办红大，抽调大批红军领导干部进学校学习。1936年5月14日毛泽东在延长县大相寺出席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大会时，为红大招生发出号召。他说：应该利用全面抗战开始之前的时机，抽调大批干部，从军团领导到连才党产的排基层干部，进红军大学学习。并要求各部队党委必须把选送干部入学作为一项战略任务，保质保量地把优秀干部选送到学校培养、训练。毛泽东在6月1日红大开学典礼的讲话中，深刻阐述了培养干部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我们党创办抗日红军大学，就是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民族革命战争。这场革命战争是全新的战争，我们只有用全新的理论培养训练大批的干部，才能适应即将出现的新情况才能解决即将出现的新问题。我们的干部将来才能独当一面地去开展崭新的工作。他豪情满怀地鼓励学员们：“我党创办红大，是为了促进和迎接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一个黄埔，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我们的红大就要继承着黄埔精神，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为主导的力量，即是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红大从的有之日起与的的取一起，担负起了救国的责任，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前进方向1937年I月19日，随着东北军的主动撤出，红大随党中央进驻延安后，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开始面向全国招生。除继续培养红军干部人才外，主要教育对象开始转移到青年学生身上，把培养革命知识青年作为抗大的一项重要任务。抗大就像一颗闪耀的北斗星，把大批的革命青年抗日志士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召唤到了黄河之滨、宝塔山下。
从红大到抗大，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这所专门培养抗日军事政治干部的最高学府，为抗大的创办倾注了满腔心血，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并寄予殷切厚望。毛泽东就抗大的创办专门强调指出：“要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争取抗战就必须大大增加抗战力量，改变敌我力量强弱的对比，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增加抗战力量的工作和方法很多，然而其中最好最有效的方法是办学校培养抗日干部，办报纸宣传抗日主张。这个增加抗日力量的方法是与其它一切增加抗战力量的方法相关联的总方法”，深刻阐明了创办抗大培养抗日干部人才的重要意义和突出价值所在。
二、明晰抗大办学定位：是一所处于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的干部人才学校
抗大诞生于抗日战争的大局之中。在创办初期，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才学校基本形成，党内一些人提出要把抗大办成所谓“统一战线”的军事学校。在与以王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中，毛泽东多次批驳了这种模糊认识，他明确指出并多次鲜明强调：“抗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事性质的学校，不是什么统一战线的组织”。毛泽东深刻指出，抗大整个领导权都在共产党手里，学生中的绝大部分是共产主义者或倾向共产主义的。正因为这样，今日之抗大，就不能不比那时的黄埔更革命、更前进，为民族和社会的解放必定作出更伟大的贡献。毛泽东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抗大办学的根本原则，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作为抗大办学方针的首要原则，把听党话、跟党走作为对抗大学员提出的第一要求。1939年7月，《中央军委关于抗大工作的指示》也鲜明指出：举办抗大的目的就是“把知识青年训练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或同情者，把他们训练成八路军的干部”。《抗日军政大学招生简章》明确规定：抗大“以训练抗日救国军政领导人材为宗旨”。《抗大学习法》指出：“我们不把学习看作镀金’、“镀银’，装装门面的事，而是为了提高每个革命青年的政治觉悟与理论水平，使每个革命者能更好地献身于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的伟大事业。
1937年2月，毛泽东在接见北平来的一批知识分子时说：“延安的抗大和北大、清华、燕京大学不一样，物质条件比较差，但是，它是研究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大学校。我们的理想大、奋斗目标大，我们这个大学在中国过去是没有的，世界上也是很少的。”毛泽东曾对抗大的青年学员这样讲：“你们到延安找共产党，方向是对的，很不容易，这是很大的考验。进抗大没有考试，大家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到延安，这是最好的考试。”能够不远万里奔赴延安，就是最严峻的考试。毛泽东以极大的热情关心呵护革命青年政治上的成长，他曾向抗大负责同志语重心长地交代说：这批革命青年千里迢迢来到延安不容易啊！从西安到延安走了八百里，这就是一个考验，政治上不坚定是走不到的。要好好教育、培养这些人，尽快发展他们入党。毛泽东要求在积极加强对革命青年精心培育的基础上，大力吸引其加入党组织。
坚定抗大办学方向，构建起融政治方向、工作作风和战略战术三位一体的教育方针。1937年1月21日抗大刚刚进驻延安，党中央即成立了抗大教育委员会毛泽东亲自兼任教育委员会主席，直接领导学校的教育与建设工作。他认为“这是共产党的大事，不是小事，一定要抓紧抓好”，林彪、刘伯承、罗瑞卿、许光达、滕代远、何长工、徐向前、彭绍辉等先后任校长、副校长和教育长。毛泽东明确指出：“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将指导抗大教育的思想精要地归纳为“政治方向工作作风”和“战略战术”这三个方面，为抗大的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根本性方向，这也是抗大精神最内核的因子。1938年3月，毛泽东为抗大同学会成立题词，再次强调：“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便一定能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国。”
(作者：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 峰，未经作者与本站允许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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