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蒙精神与党的政治建设研究（刘占全 凌霄）
发表时间：2019-11-10 14:04阅读次数：次
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沂蒙精神在党的政治建设中具有独特的引领和促进作用。沂蒙革命老区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始终坚定跟党走的艰苦奋斗历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鲜活教材。国共两党在山东力量此消彼长的历史对克服党内宗派主义、分散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具有重要镜鉴意义。贯穿沂蒙精神形成发展始终的党性与人民性的互动互生逻辑对强化党员干部的政治意识具有极其重要的教育意义。山东革命根据地发扬民主检查领导的整风方式对优化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活、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具有借鉴作用。
关键词:沂蒙精神;政治建设;作用;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一次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党的政治建设纳入到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之中,并强调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山东时指出,“山东是革命老区,有着光荣传统,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的沂蒙精神,对我们今天抓党的建设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在沂蒙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长河中,在沂蒙精神形成发展的历程中,有许多可资借鉴的政治经验和可供汲取的政治营养,对推进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引领和促进作用。
一、沂蒙革命老区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始终坚定跟党走的艰苦奋斗历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鲜活教材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全党要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回顾山东革命根据地创建发展过程和沂蒙精神的形成历程,可以发现,山东地方党组织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忠实践行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和战略方针,百折不挠,艰苦奋斗,在带领山东人民翻身解放的同时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对新时代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全党的集中统一,以夺取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胜利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实行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走这样一条革命道路的关键是创建革命根据地,因为根据地是党生存、发展的依靠,也是党领导的人民力量发展壮大的战略基地。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后,1937年8月,洛川会议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虽然在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下,在敌、伪、顽犬牙交错中党的生存发展难度很大,但山东地方党组织攻坚克难,艰苦奋斗,坚决贯彻中央战略部署,不断发展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性地开展政权建设、军事斗争和群众工作,创建了山东根据地这一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略基地。
1938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山东省委进驻沂蒙山区,展开了创建沂蒙抗日根据地的英勇斗争。到1939年5月,整个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初步创立起来。1940年7月26日至8月26日,山东各界代表联合大会在沂南县青驼寺召开,选举产生了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和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同时选举产生了各界救国总会和工、农、青、妇、文等群团组织机构。山东战工会是在党的领导下具有地方政权性质的组织,它的成立,标志着以沂蒙山区为中心的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形成。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军进攻我根据地,日伪军也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外部环境恶化,我方力量损失很大。加之根据地内部长期未形成集中统一领导,思想不统一、政令步调不一致。有的领导对敌后斗争的长期性、残酷性、严重性认识不足,缺乏灵活的马克思主义眼光,对争取我党在山东抗战中领导地位的战略方针不够明确和坚定,存在着麻痹轻敌、群众工作薄弱、形式主义等问题。内外交困导致根据地发展遭遇很大挫折。如在1941年的日军大“扫荡”中,鲁中沂南县479个村,能坚持工作的只有43个村,占9%,与敌人妥协的有197个村,占41%,其它村政权也大多动摇,甚至出现了把抗日工作人员和抗日资财拱手献给日伪军的现象。面对严重挫折,山东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开始深刻反思在党的领导、减租减息、统一战线、群众工作、政权建设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远在延安的毛泽东指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刘少奇“经山东时指导帮助工作”,强调山东抗日根据地作为华中、华北、乃至东北的战略枢纽地位,要求刘少奇解决好山东问题,必要时在山东工作,“扭住山东这个枢纽”。
1942年4月—7月,刘少奇通过深入调研,弄清山东问题的症结所在，并针对存在的问题作了八场报告,对山东广大党员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根据刘少奇的指示,中共山东分局召开扩大会议,对山东过去几年的工作进行了深刻反思检查。在刘少奇的指导帮助下,制定了坚持长期抗战的战略方针,把群众工作作为中心环节,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运动,全面贯彻中共中央的正确路线。
1942年9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要求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确定各级党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领导各地区党政军民各项工作。1943年3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一一五师与山东军区合并为新的山东军区,罗荣桓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9月罗荣桓接替朱瑞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从此山东抗日根据地完全实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统一了军政步调。很快扭转了山东根据地的被动、徘徊、散乱局面,使山东根据地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43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减租、生产,拥军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后,罗荣桓亲自到基层深入调研、部署减租减息、精兵简政等各项重要工作,进一步密切了党政军民关系,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山东根据地日益巩固和发展起来。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八路军山东部队猛增到27万人,民兵50多万人,自卫团150多万人,占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武装的近1/3。八年全民族抗战中,山东军民歼敌人数占共产党领导下武装歼敌的近1/3,占全国歼敌的近1/6;山东根据地人口占共产党领导下人口总数的近1/4。以沂蒙山区为中心的山东抗日根据地,是当时全国唯一以省为建制的根据地。抗战胜利之后,为响应中央号召开辟东北“总根据地”,山东军区向东北共输送了9万人的干部、战士,为解放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正因为山东根据地地方党组织正视并勇于纠正工作中的错误和偏差,忠实践行党的政治路线,忠实践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为中国革命作出了突出贡献,所以,才有了毛泽东对山东根据地的高度评价:“山东只换上个罗荣桓,山东的棋就下活了,山东的棋活了,全国的棋也就活了,山东把所有的战略点线都抢占和包围了,只有山东全省是我们完整的最重要的战略基地,北占东北,南下江南,都主要依靠山东。”
解放后,无论是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的厉家寨精神,还是改革开放后的九间棚精神、赵志全精神等都是地方党组织在不同历史时期结合地方实际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带领人民群众艰苦创业、发展生产、改善民生的过程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沂蒙革命老区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始终坚定跟党走的奋斗历程是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鲜活历史教材。
二、国共两党在山东力量此消彼长的历史对克服党内宗派主义、分散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具有重要镜鉴意义
1937年10月,日军入侵山东,国民党第五战区副司令、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畏敌如虎,同时为保存自己实力率10万大军不战而逃,国民党山东各地方政权纷纷垮台,致使山东门户洞开,日军一个半师团轻易占领山东。1938年始,党中央先后派干部和部队到山东创建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初期在兵力上人数相对还不是很多,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始终坚定地与人民站在一起,始终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始终扎根人民、紧紧依靠人民,最终在铁一般担当民族救亡大义的同时,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全民族抗战时期,是否实行紧紧依靠人民的全面抗战路线是抗战能否取得最后胜利的关键,也成为国共力量此消彼长的分水岭。
到1947年春夏,国民党对山东这个“军事根据地”进行重点进攻时,国共军力对比是45万人对27万人,共产党军队在人数上处于劣势。所以,蒋介石起初感觉国民党胜算很大。孟良崮战役时,他拟采取“硬核桃夹烂葡萄”、“中心开花”战术,企图把华东野战军主力包饺子一样全部消灭掉。可是,国民党军队最大的缺陷是团团伙伙、帮帮派派,内部勾心斗角、隔岸观火。“七十四师打,二十五师看,八十三师跟着转。来到孟良崮,三天完了蛋。”我们抓住战机,对孟良崮发起总攻时,一、四、六、九纵队统一归一纵司令员叶飞指挥,集中力量全歼了国民党五大王牌主力之一的七十四师,在国民党最强大的进攻方向消灭了他们最精锐的部队,这是蒋介石“最痛心”、“最惋惜”的一件事情。蒋介石在总结失败教训时说:我们的将领是派系林立,勾心斗角。一方有难,大家都袖手旁观,谁也不伸手去援助对方。这样怎么能打胜仗?直到被人家打败俘虏,才追悔莫及。
国民党军队在基因上本来就有问题,黄埔系、桂系、奉系、晋系等等,各部分往往有自己的部门利益,加之蒋介石在用人上倾向于黄埔系引起将领之间不和,所以,他们在打仗时形不成合力,攥不成一个拳头。而共产党的军队各部分除了党和人民的利益,都没有自己的部门利益,所以在打仗时能够形成一个拳头。这样共产党军队“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军事战略展现出巨大威力,用自己的“拳头”一个一个割掉国民党军队的“指头”。正如毛泽东所说:“打仗没有什么巧妙,简单说就是两句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打得赢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集中五个指头割他一个指头,割掉一个,他就少一个。所谓割掉指头,就是把敌人搞过来,除打死打伤之外,把官兵、枪枝、弹药都夺取过来,这就叫打得赢就打。那么打不赢呢?就走,走得远一点,使敌人不知你到哪里去了。”孟良崮战役胜利后,我们党在军事战略上更加自信,1947年6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共产党在战略上占得先机,日益赢得主动。
国民党失败的根源在于他们的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在于他们的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共产党的成功主要在于全党集中统一、步调一致的集体主义精神和敢于斗争、无私奉献、忠诚老实、顾全大局的先进政党文化。所以说,回顾国共在山东力量此消彼长的历史对教育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更加自觉地克服宗派主义、分散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镜鉴意义。
三、贯穿沂蒙精神形成发展始终的党性与人民性的互动互生逻辑对强化党员干部的政治意识具有极其重要的教育意义
毛泽东讲,政治就是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习近平总书记说:“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加强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首先必须抓好党员干部的政治意识教育,打牢理想信念和宗旨观念的根基。沂蒙精神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有一条贯穿始终的红线和一个本质特征。这条红线是其中表现出的人民性与党性互动互生的逻辑,即党为人民靠人民、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忠诚担当、不怕牺牲,人民爱党爱军、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艰苦奋斗、无私奉献。这条红线也是沂蒙精神形成并不断丰富发展的主要逻辑。这个主要逻辑决定了沂蒙精神的本质特征--党政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无论是沂蒙精神的主逻辑、沂蒙精神的本质特征,还是沂蒙精神形成发展历程中的具体历史事件,对强化党员干部的宗旨意识、政治意识,对坚定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都具有直接的教育意义。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山东地方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模范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和政治路线,在沂蒙精神形成发展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说,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山东人民坚定跟党走,开拓奋进、无私奉献,在沂蒙精神形成发展中发挥着主体作用。党的主导作用与人民主体作用相辅相成、互动互生,党政军民同心同德夺取革命胜利、推动山东经济社会各项事业不断发展进步,这是沂蒙精神具有永恒魅力并永远闪耀真理光芒的根本原因。
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以王尽美、邓恩铭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为人民谋解放、为民族谋独立,就在蒙山沂水、齐鲁大地播撒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火种。山东抗日根据地创建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了第一个省级抗日民主政权。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密集出台了几十部法令、法规、条例,这些文件一方面规范约束政府行为,另一方面保障、扩大人民民主权益,内容涉及组建乡村政权、惩治贪污、婚姻、子女继承等多项内容其中,颁布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权保障条例》旗帜鲜明地宣示了人民群众享有选举、罢免、言论、集会等各种权利。各级抗日民主政权认真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政治上贯彻“三三制”原则,进行民主政权改造,精兵简政、依法施政,积极务实地推行民主选举;经济上开展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减轻农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繁荣根据地经济;文化上,山东根据地发起了冬学运动,开办妇女识字班,开展群众教育,用生动活泼的形式进行群众宣传;军事上,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地方武装坚定抗日、英勇杀敌,保卫百姓。
山东人民在对各种政治力量进行对比之后发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最先进的政治力量,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人民的救星。他们踊跃参军支前,“最后一口粮作军粮,最后一尺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最后一块被子盖在担架上”。山东根据地420万人口中,有120万人拥军支前,20多万人参军参战,10多万人血染疆场。“一门三英烈”的故事沂蒙红嫂的故事,既最感人至深,又发人深思。“党心换民心,黄土变成金”,党民同心,齐心协力,形成了推动历史前进的磅礴力量,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山东大地彻底变成了人民的天下。
建国后,在沂蒙精神的感召下,沂蒙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怀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继续艰苦奋斗,战天斗地,整山治水,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涌现岀被毛泽东称赞为“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好例”的厉家寨,被习近平称赞“虽然地处偏远,但风景这边独好”的九间棚,“时代楷模”赵志全等先进典型。
临沂市委市政府在大力弘扬沂蒙精神的过程中,始终把讲政治放在第位,不停顿、不折腾、不懈怠,“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开辟大美新临沂建设的新境界。1995年临沂在全国18个连片扶贫开发地区中率先实现整体脱贫。2004年临沂实现GDP过千亿元,人均过万元。临沂市先后被评为浙商最佳投资潜力城市、中国最具投资价值十大城市。在世界银行发布的中国120个城市竞争排行榜中,临沂市荣获政府效率第一名。2006年临沂首次进入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综合实力百强名单,跃居鲁南五市第一名。2011年临沂以全国地级市第一名的成绩荣获“全国文明城市”称号。
四、山东革命根据地发扬民主检查领导的整风方式对优化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活、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具有借鉴作用
革命年代,山东革命根据地党组织按照中共中央安排,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整风工作,期间总结出一些有效的发扬党内民主的方式和科学原则,探索出一些进行党内政治生活的好方法。对此,我们可以从时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罗荣桓和山东分局副书记黎玉当年的发言和总结报告中管窥一斑。
1945年1月山东分局书记罗荣桓在山东分局办公厅民主检查座谈会上的发言中谈到发扬民主、检查领导的态度,什么是党内需要的民主,什么是我们需要的自由思想,什么是群众路线等问题,而且他还点名道姓地对具有典型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王若望同志进行了作风分析和批评帮助。
罗荣桓在发言中指出:民主检查领导的正确态度是,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上,把党看成是整体的,个人是整体的细胞,而不是把个人从整体中分隔开。每个党员应该以尖锐、深刻、不敷衍的态度提出自己对于领导上的意见,以改善领导:另一方面,对领导批评应有原则性,不要从个人利益、个人得失出发,应从爱护领导出发,不要限于个人无原则的纠纷,不要弄成党的分裂。罗荣桓认为,党内需要的民主是为了提高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不能松懈党的组织、破坏党的纪律和党的一元性、集中性,不能把党外民主的性质搬到党内,甚至把党外反恶霸斗争的形式搬到党内来斗争领导者,那样会造成党的分裂,使党成为散漫无纪律的党,减低党的战斗力。
罗荣桓强调,在党内政治生活中,我们所要的自由思想是实事求是基础上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不是提倡“不知而言”,更不是提倡捕风捉影,胡言乱言。党内政治生活中,大家要“放下包袱,开动机器”,“放下包袱”指要放下个人主义的包袱,站在党的立场上开动思想的机器,如果背着个人主义的包袱,思想是必然不自由的,想来想去还是想不出个人的圈子。
罗荣桓认为正确践行群众路线是坚持领导与群众的结合,自觉与自发的结合。如果领导脱离了群众,就会变成官僚主义的领导;群众如果没有领导,也就成为自流。如果自觉与自发分离开,则自觉变成主观主义;自发变成盲目。我们的领导与自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的;如果否认领导与自觉,而强调群众与自发,就会走上取消领导的道路,领导就会作尾巴主义。
1945年1月黎玉在山东省第二次行政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强调,发扬民主、检查领导是一种整风方式,在会场内应本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尽量自由发表意见,但会后应严格遵守纪律,不搞自由主义小广播。要上下互整,纠正只整下层不整上层的毛病,但均要取与人为善、相互友爱的态度。要估计到某些上级下级政治质量,当其还不能在当面接受批评时,可多采取交谈研究式,树立正确思想。他还强调,要发扬自我批评和批评别人的革命精神,“不应使这个武器生起锈来”。对一些尚未认识民主的同志应有分寸,主要引导帮助,批评应是辅助的,不能烈火炫天、闹得不欢而散。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山东地方党组织开展党内整风和党内政治生活的成功历史经验对增强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对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仍然具有很强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综上所述,沂蒙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是一部地方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忠实践行党的政治路线、政治纲领、政治方针的历史。沂蒙精神形成、发展、丰富的历程是山东共产党人带领人民群众破解政治成功密码,展现政治风采和政治魅力的过程,对新时代抓好党的政治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教育意义,是抓好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好教材。
（作者系临沂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 刘占全 凌霄 未经作者与本站允许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