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民为本：沂蒙精神的本质内涵(张文珍）
发表时间：2019-08-15 07:41阅读次数：次
近代以来，在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山东人民前仆后继，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齐鲁儿女英勇奋斗、不怕牺牲，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在这个奋斗过程中，形成了以“爱党爱军、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沂蒙精神为代表的红色文化，成为激励我们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1月25日视察临沂时说：“在沂蒙这片红色土地上，诞生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儿女，沂蒙六姐妹、沂蒙母亲、沂蒙红嫂的事迹十分感人。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
在革命战争年代，沂蒙儿女在党的领导下，以极大的热情和崇高的精神，积极参军参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我们不由得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那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普普通通的、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甘愿冒着生命危险，真心实意地、毫无保留地跟党走，跟军队走，为此付出一切乃至生命都在所不惜。我们的党和军队是如何赢得民心、如何获得人民群众无私的支持的，在沂蒙精神爱党爱军、无私奉献的背后折射出了什么？这个问题，对我们处理好党群关系，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一、以人民为依托，广泛发动群众
中国共产党在创建前后，就在广泛开展的工人运动的实践中，认识到依靠人民群众的重要性。毛泽东同志1919年在《湘江评论》发表一篇文章《民众的大联合》，开宗明义指出：“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毛泽东分析了古往今来的各种联合，大都以“强权者的联合，贵族的联合，资本家的联合为多”，经过无数次的实验，面临国家民族危亡的局势，“于是乎起了改革，起了反抗，于是乎有民众的大联合。”为什么强调“民众的大联合”，毛泽东指出：“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我们联合起来，就会形成强大的力量。毛泽东坚定地表示，只要形成民众的大联合，“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这段论述代表了中国早期革命者对群众工作的重要性的初步认知。
随着根据地的建立和红军队伍的组建，根据地如何稳固发展，如何处理红军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红军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战术等问题历史地摆在了我党面前，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回答和解决，直接关系到党和红军的生存和发展。1929年12月毛泽东同志为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起草了一份决议，标题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提出要纠正几种错误思想，其中第一条就是纠正“单纯军事观点”的思想，“以为红军的任务也和白军相仿佛，只是单纯地打仗的。不知道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离开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也失去了红军存在的可能性，所以“不顾主客观条件，犯着革命的急性病，不愿意艰苦地做细小严密的群众工作，只想大干，充满着幻想。这是盲动主义的残余”。很显然，毛泽东告诫大家，离开了对广大群众的联系、发动、组织和武装，革命就是一句空话，就不会有效果，也不会取得胜利。
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时值第五次反围剿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这样的群众革命战争才能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才能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他要求每一位革命工作者都要认清形势，重视宣传发动群众，“谁要是看轻了这个中心任务，谁就不是一个很好的革命工作人员”。也是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同志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只要我们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开展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毛泽东同志的论述，深刻揭示了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动力的伟大真理，生动形象地说明了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主体。我们的革命事业只有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山东抗日根据地作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五大战略区之一，由萌芽到逐步发展，由弱小到不断强大，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坚决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体现出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的主旨。全国抗战前夕，中共山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指示，组织各种群众团体开展抗日救国运动。抗战爆发后，中共山东省委放手发动群众，迅速组建了十几支人民抗日武装，担当起山东敌后抗战的重任，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打下了基础。1939年3月，根据党中央指示，陈光、罗荣桓同志率领八路军第115师主力部队来到山东，标志着共产党领导的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武装力量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到1945年8月，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民兵已发展到50万人，自卫武装发展到150万人。
可以说，根据地的一切工作，包括红色政权建设、工会工作、农村工作、经济工作、反贪工作等等，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参与与帮助。时任鲁西主任公署肖华主任在一次访谈中提到，“要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建设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不管平原山地都是一样，第一，就是依靠广大民众。民众是平原的高山巨海，有了民众，地形可以改造，人力物力可以补充，一切困难可以克服……”
二、关心群众，全心全意为群众谋利益
革命事业必须依靠群众，人民群众是不可摧毁的铜墙铁壁。这一正确的思想形成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怎样才能将最大数人民群众团结在我们周围，赢得他们的支持，这是群众路线的另一重要内容。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讲话中，论述得非常清楚明白。他说，最重要的是“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怎么做呢？毛泽东反复强调要从群众生活的点滴入手关心他们爱护他们，为他们提供帮助，“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到，“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让群众发自内心地说：“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最后毛泽东得出结论：“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么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可谓苦口婆心，语重心长。
山东抗日根据地领导人坚决贯彻中央指示精神，树立群众至上观念，时刻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关心群众疾苦，与群众休戚相关，患难与共。1943年，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时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的黎玉同志在分局群工会议上作报告，要求干部们做工作时要与群众的切身利益相结合，从改善群众的生活入手来发动群众，如开荒种田，减租减息，救济春荒，免除苛捐杂税等。他说：“在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内，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也可以说是生产的水平，如果不能最低限度的超过国民党所统治的地区（更不用说敌占区），我们就不能空谈所谓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如果连群众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不能提供，怎么能让人民群众信服政府与政权的先进性？！怎么能增强政府与政权的吸引力？！
结合山东实际，山东党组织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经济建设上，山东抗日根据地以发动群众为中心，深入开展精兵简政、减租减息、大生产、生产节约和拥政爱民等“十项建设运动”。繁荣了生产，提高了群众生活水平和供给部队的能力，同时通过精兵简政，缩编了机构，整顿了作风，提高了工作效率和部队战斗力，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解放战争时期，山东党组织在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占全省90%的地区实行了土改，2000万农民从地主、富农手中获得3000万亩土地，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爱党爱军的热情。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党领导群众开展民主运动，让人民群众获得当家作主人的自豪与尊严。发布了《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制定实施了《人权保障条例》，其首条即阐明了制定本条例的宗旨：“发扬民主，动员全民参战，贯彻法律保障人权之真精神”，规定人民群众享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项权利和“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对女子，也提出了特别的保护措施，规定：“女子在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完全与男子享有同等权利，并特别予以帮助及保护，禁止虐待及侮辱妇女，提高妇女之知识与生产能力。实行一夫一妻的自由婚姻制度，禁止蓄婢、纳妾、童养媳、抢寡妇、买卖婚姻、强迫嫁娶，禁止未成年之女子缠足，提倡青年妇女放足。保护产妇，保护儿童，禁止溺婴。”（《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让旧时代最没有地位与尊严的妇女获得了极大的解放，激发了广大妇女的参与战争的热情与积极性。通过民主建设，人民群众一改过去那种受压迫、受剥削、受欺凌的境况，感受到的是一种被尊重的、当家作主人的扬眉吐气的感觉，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自由和平等，他们从心眼里感谢党和军队。在文化教育方面，努力提高部队和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文化素质。《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提出要“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教育运动”。山东抗日根据地普遍开办小学、中高等学校、文化夜校、扫盲识字班，利用田间地开展“庄户学”，还有各类干部培训班；创办抗大一分校、《大众日报》、《前卫报》、《战士报》、《山东画报》、山东鲁迅艺术学校、《战士剧社》等，坚持用先进的文化武装和建设部队，努力提高广大群众的文化素质、思想政治觉悟和军事素养，为人民军队和根据地的建设事业培养了大量骨千力量。
三、以作风建设树立良好形象，赢得群众尊重与信任
人心向背看作风。作风是党和军队的生命，关系党和军队的生死存亡。作风看似无形，却又无处不在。老百姓认识和评判一个政党，最直接、最有力的依据就是其作风。
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时，就要求部队官兵对待人民群众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夫，不打人，不骂人。同年10月在江西省遂川县荆竹山动员部队向井冈山进发时，毛泽东站在雷打石上首次规定了三项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1928年4月3日部队到达湖南省桂东县沙田村，毛泽东向全体官兵正式宣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这奠定了红军统一纪律的基础。
山东抗日根据地领导人十分体贴地方和群众的困难，尽量避免增加他们额外的负担。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在1942年对各机关团体之用费、菜金、鞋子等作出规定，其中第三条：“各机关团体以往穿着鞋子确实有些浪费现象，破了不缝补，再领新的，无形中增加了人民负担。兹决定每伙食单位在百人以上者得添设鞋匠一名，将破烂鞋子随时加以补缀，这样每人每年可省鞋子一双至二双，其节省的鞋费作为补鞋之用。”即使是一双鞋子也是缝缝补补，穿了再穿，为此还要配备修鞋匠，其目的就是“减轻民众负担、节省财力物力”。
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士兵同甘共苦，不搞任何特殊。不仅不搞特殊，而且党员干部们身先士卒，率先垂范，与劳动人民打成一片，这种廉洁的作风，得到广大群众、民主人士和外国记者的高度赞扬。西方记者爱泼斯坦记下了他所看到的难忘的一幕。一位老农慈爱地拍打着出身贫苦的年轻县长的背对他说：“你看这家伙背了多少筐粪到我们地里？有谁以前看见过这样的官？从前，当官的闻的是他们姨太太的香水味，怎能闻这鲜大粪呢？”爱泼斯坦感慨道：“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官员，也没有人见到过这样的情景。”更为重要的是，党员干部冲锋在前，不怕牺牲，作战中牺牲的党员人数占牺牲总人数的30%以上。有许多共产党员官兵，英勇顽强，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献出宝贵的生命。他们的浩然正气，以民族国家人民为重的大义，他们的对党对人民对事业的无限忠诚，赢得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群众感到，共产党和八路军、解放军就是人民的救星，没有他们，就没有根据地的兴旺和人民的幸福，所以群众从内心深处感谢共产党，感谢人民军队，把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当亲人，倾其所有，尽其所能，踊跃支前。这样一种鱼水相依、血肉相连的关系，构筑起人民战争的钢铁长城，坚如磐石，稳如泰山。
这种清正廉明的作风在各个根据地、解放区普遍形成，与国民党统治区的对比十分鲜明。第三次国共战争开始后，蒋介石不断对国民党进行反思，最有代表性的一次是他1948年在“戡乱”建国干部训练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他说：“抗战胜利以来，我们一般同志精神堕落，气节丧失，把本党50年的革命道德精神摧毁无余。甚至毁法乱纪，败德乱行，蒙上欺下，忍心害理。”他又说：“我们党和团的组织复杂、散漫、松懈、迟钝，党部成了衙门，党员成了官僚，在社会上不仅不能发生领导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讥笑侮辱的对象。”他甚至气愤地说：“自抗战以来，本党在社会上的信誉一落千丈，我们的革命工作苟且因循，毫无进展。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淘汰了。”在国共战争国军连连失利后，蒋介石对高级将领的批评尤为严厉。他说：“我们此次大失败的耻辱，不仅是由于一般党员丧失了革命精神，背叛了革命主义，尤其因为我们多数将领气节扫地，廉耻尽丧，败德乱行。”蒋介石认识自己的军队是“六无”之军，即“无主义、无纪律、无组织、无训练、无灵魂、无根底的军队”；军人则是“六无”之军人，即“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生命、无气节”。他总结了国民党的散漫、腐朽：“党内不能团结一致，同志之间，派系分歧，利害磨擦，违反党纪，败坏党德，以致整个的党，形成一片散沙，最后共党乘机一击，遂致全盘瓦解，彻底崩溃。”从反面印证了中国共产党的所作所为的正确性。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廉洁奋斗，积极向上，朝气蓬勃，充满希望和光明的前景，所以具有强大吸引力，汇聚了最广大的民心民力；而国民党有浓厚官僚气，抗战中期后腐败严重，引起许多人的反感，最终被民众抛弃，也就难逃失败的命运。
四、群众工作细致入微，卓有成效
毛泽东同志一向重视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特别是有关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发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用过河与桥或船的关系说明工作方法的重要性：“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他要求“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山东根据地切实树立群众观念，注意工作方式方法，破除官僚主义作风，使群众工作真正“群众化”。
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群众工作方法。如在减租减息群众运动中，山东分局首先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和发动，让大家充分了解减租减息运动的重要性以及艰巨性复杂性，而后确定重点突破区，把滨海区的莒南、临沭两县为“双减”实施中心县，组织了由200多名干部参加的工作团，分别到莒南县的仕沟区、筵宾区和临沭县的大兴区、蛟龙区进行试点。干部入村后，既对地主士绅进行统战和宣传，解释减租减息不妨碍他们的利益，并强调交租交息，其他几个人则去做佃户、雇工的工作……每一个步骤，都严谨细致，做到万无一失。取得经验后，在沂蒙根据地全面展开。据统计，到1944年，开展减租减息村庄占到沂蒙根据地的63%。
建立相应组织，发挥领导骨干作用。领导骨干的示范引领作用是十分强大的，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以此带动广大的人民群众。而领导骨干的力量源于组织。随着战争的进展和党的主张的传播，沂蒙大地各级党组织悄然成立，1927年春，沂蒙山区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沂水支部建立；1928年10月，沂南第一个党小组——依汶镇朱家里庄党小组成立……1940年7月26日，在中共山东分局领导下，召开了山东省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联合大会，选举成立了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战工委也制定了各级组织的构成与工作制度，如1941年10月出台了《关于村政组织与工作的新决定》，规定村政委员会下设各种专门委员会：文化教育宣传委员会，统一与配合全村之文化教育宣传事宜；经济建设委员会，专管开荒、植树、选种、施肥、兴办水利、发展工业、组织合作社及其他经济建设事宜；还有优待救济委员会、调解委员会、人民抗敌自卫委员会等，各个组织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分工明确，责任明晰。
有的地方甚至成立民意组织，由公民小组组成。每一个公民小组由公民十五至二十五人按照不同的职业（工、农、青、妇文、商、渔、盐等）、性别组织之。每一个公民小组选举公民代表一人任小组长。这个公民代表便为骨干力量，他的职权及任务是：代表全组公民出席村民代表会议。传达村政府及上级政府的法令决定，并根据村政府的命令，组织全组公民完成行政任务。主持公民小组会议，解决各种困难问题。而小组内的每一个公民，在政治上有相互监督相互担保之义务，发现有危害抗日的坏分子时，得实行检举，报告政府处理（《山东省胶东区村政暂行条例》）。
春凤化雨，润物无声。群众工作涉及千家万户，事多事杂，需要耐心细致，潜移默化，才能达到行之有效、事半功倍的效果。山东根据地创造了很多好办法，取得了很多的经验。比如，1943年冬至1944年春，莒南县洙边区的刘家莲子坡村创办了一种适应战争和生产的学习形式——“庄户学”。因为群众生活比较困难，绝大多数儿童都要参加家庭生产劳动，所以虽然办起学校但入学率并不高。于是老师们走出学校，到山坡、田间地头，和孩子们混在一起，孩子们干什么，老师就干什么，慢慢熟悉了，就趁机教他们识几个字。这样以来，孩子们都很高兴，既能帮助家里又能学到知识文化。进而把他们编成小组，适当安排了劳动和学习的时间，好天就在田间坡前教课，雨天回教室读书。这样做了以后，村里的少年儿童入学人数迅速增加，达到全村少年儿童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二，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这个办法被村干部和家长们知道了，人人称赞说：“这样又干活，又学习，很合咱们庄户人的意，像个庄户学堂。”接着，刘家莲子坡村的学校又陆续成立了成人班、妇女班、民兵班以及村干部班，也都是根据群众的需要、习惯来确定学习内容、学习时间和组织形式。
这虽然是一种教学形式的变化，但体现了工作方式方法的创新。就是深入群众，了解群众，贴近群众实际，根据群众现实要求开展工作，设身处地，换位思考，而不是高高在上，发号施令。1940年7月，时任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长的李竹如作为代表，出席了山东各界人民联合大会，并在会上作了《战斗中的山东人民》的报告，其中他提到两种截然不同的组织群众方法：“一是动员法，一是‘捏鼻子法’。所谓捏鼻子法，就是不让群众知道为什么，做什么，就逼着他们加入救亡团体，这就等于捏住人家的鼻子，硬要人家参加。可惜我们每个人只有两只手，顶多一手捏一个，弄不好还要捏住这个，跑了那个，一撒手两个都跑了，这是最笨的一种组织方法。”而山东根据地所运用的群众工作方法是顺应民心，体察民意，体贴民情，予群众一种尊贵的主体的地位，这样的工作方法势必事半功倍。
五、加强制度建设，强化惩戒力度
山东根据地军有军令，政有政规；规矩约束，毫不含糊。根据韩延龙、常兆儒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统计，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根据地出台的刑事法规就有：《山东省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山东省处理汉奸财产条例》《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关于罚款募捐及没收代管的决定》《山东省惩治盗匪暂行条例》《山东省战工会关于制止抢劫寡妇的训令》《山东省战工会关于赌博罪的训令》《山东省禁毒治罪暂行条例》《山东省战时除奸条例》《山东省惩治贪污公粮暂行条例》《修正山东省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山东军区关于特务汉奸之处理办法的联合决定》《山东省惩治战争罪犯及汉奸暂行条例》《山东省汉奸自首自新暂行条例》《山东省处理汉奸财产暂行办法》《山东省军区处理伪军伪警条例》《山东省政府、山东关于敌伪资财处理办法》等多种。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革命根据地财政工作不仅为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保障了供给，而且推动了根据地经济的发展，改善了部队和人民群众的生活，贡献巨大。财政工作所取得的成绩与周密严谨的制度建设密不可分。据山东省财政科学研究所与山东省档案馆合编的《山东革命根据地财政史料选编》（第六辑）收录分析，仅财政管理类文件就达67条之多。
根据地出合了多项防止贪污腐化现象发生的制度法令。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1940年10月8日下达《关于公布各级政府用费开支标准的通知》，11月7日发布《关于招待费及菜金马干费的决定》，12月3日出台《山东省惩治贪污暂行条例》，此条例规定：（一）贪污财物在500元以上者，处死刑或5年以上之有期徒刑。（二）贪污财物在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3年以上5年以下之有期徒刑。（三）贪污财物在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处1年以上3年以下之有期徒刑。（四）贪污财物在100元以下者，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苦役。1943年8月1日出台了《山东省惩治贪污公粮暂行条例》，规定：一、贪污公粮500斤以上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二、贪污公粮在300斤以上不满500斤者，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三、贪污公粮不满300斤者，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按其贪污粮食数目二倍处罚。
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一个社会良好风气和人们正确价值观的形成，仅仅靠道德教化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建立相应的惩戒机制，才能促使人们趋善避恶，自觉养成良好习惯。山东革命根据地所制定实施的各项制度细密完备，针对性与可操作性都很强，对于规范约束行为、形成清正廉洁的风气、树立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者系 山东省委党校图书馆馆长 张文珍 未经作者与本站同意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