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扬光大沂蒙精神的深度认知与理性沉思(韩延明)
发表时间：2019-08-07 07:26阅读次数：次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伟大的沂蒙精神的孕育、铸就和延展，历经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沧桑岁月的洗礼和锤炼，蕴涵着穿越时空的历史、现实和未来价值。2013年11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中曾语重心长地说：“山东是革命老区，有着光荣传统，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的沂蒙精神，对我们今天抓党的建设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他强调指出，对沂蒙精神，“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可见，沂蒙精神的核心内涵，应该是党政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党群干群血肉相连、鱼水深情。一言以蔽之，即军民生死与共和党群鱼水深情。这是沂蒙精神之根，也是沂蒙精神之魂，既能固本强基又能凝心聚力，弥足珍贵。升华了的不朽的沂蒙精神，不仅在战争年代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如何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从新高度以新境界“发扬光大”沂蒙精神，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命题和现实课题。
（一）发扬光大沂蒙精神，我们必须从新的视角和取向去思索和探寻沂蒙精神的脉络与源流
古人云：“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众所周知，沂蒙精神孕育和诞生于革命战争年代，成长和发展于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丰富和弘扬于改革开放时期，拓展和升华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世纪新时期。过去，我们在思索和探寻沂蒙精神的底蕴、源流和品格时，往往更多的是站在沂蒙的、基层的、群众的角度去理解、阐述和把握，认为沂蒙精神“纳蒙山之魂魄，汲沂水之膏泽”，是一种“草根”精神、“地气”精神、“平民”精神，其特质就是沂蒙人民的“爱党爱军”、“无私奉献”。应该说，这也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检索沂蒙精神孕育、生长和发展的历程，重温习总书记视察临沂的重要讲话，从创生型、始成型的本原角度再一次审视沂蒙精神形成的脉络和源流时，我们会有更多的感触和思考。
追根溯源，沂蒙人民那种诚朴的爱党忠心、爱军情怀和奉献精神，也是在党的感染、培育和滋养下逐步生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党的先进性、正确性、人民性和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宗旨、政策与实践，是人民军队为民族独立和解放而杀敌护民的英雄壮举和牺牲精神，给沂蒙人民带来了切实的根本利益，唤醒了沂蒙人民的政治觉悟，赢得了沂蒙人民的衷心拥戴，适切了沂蒙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生活上翻身的渴望与需求，从而激发了他们对党、对人民军队的誓死捍卫和真诚热爱，使党群、干群、军民成为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坚固整体。笔者每次到临沂党性教育基地参观时，听着一遍遍讲解，看着一幅幅图片，读着一段段文字，我想得最多的是，沂蒙人民这种“爱党爱军”的信念和忠诚来自哪里？这种“无私奉献”的动力和情怀源于何处？归根结底，还是来自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人民政府的为民务实清廉之风。可以说，为民是沂蒙精神产生之源，务实是沂蒙精神发展之本，清廉是沂蒙精神巩固之基。
要拓宽对沂蒙精神的认知维度，因为沂蒙精神孕育生长之初就深深烙上了先进性的红色基因。其一，中共一大代表、山东党组织的最早创立者和领导者王尽美曾回家乡沂蒙传播马克思义真理，撒下革命的火种，1926年即开始在沂蒙建立党组织。其二，1939年至1942年在沂蒙抗日根据地担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的朱瑞同志，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参加过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经过长征到达延安，后来和徐向前一起赴山东。他熟悉延安情况，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同时，驻扎在沂蒙根据地的人民军队——八路军115师，也是从井冈山走出来、长征后在延安组建的一支精锐部队，政委罗荣桓是参加过秋收起义、随毛泽东进入井冈山、参加过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经长征到达延安、1939年和陈光率115师赴山东的红军将领，1943年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山东分局书记。他身经百战，文武双全，对党无限忠诚，毛泽东对他无比信任。更难得的是，刘少奇也于1942年亲赴沂蒙根据地检查指导工作，带来了珍贵的群众工作经验和群众路线观念。其三，战时的沂蒙根据地直接接受延安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挥。毛泽东多次发电报就山东党政军各项工作做出指示。1938年4月，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到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毛泽东听后非常高兴，即派干部和部队到达山东。此后，沂蒙与延安红色电波频频不断。此外，曾在沂蒙根据地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员的张经武将军，曾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山东省战时工作委员会主任的黎玉同志，也都是在延安亲自聆听过毛泽东教诲的久经考验的优秀领导干部。所以，从沂蒙根据地党政军领异和115师官兵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老红军本色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也为沂蒙精神的孕育和形成注入了因子、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由此可见，沂蒙精神的生长和结晶，从一开始就注入了共产党人的先进理念和人民军队的红色基因，汲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色和精华，而且饱含着老百姓对党和人民军队的可亲可信。换言之，正是由于党组织辛勤耕耘地把革命的种子和对群众的关怀播撒到了沂蒙根据地这片沃土上，正是由于我们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始终把为人民谋利益、求解放作为行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并为此浴血奋斗，正是由于深谙毛泽东思想的老红军领导人以各种形式对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的承袭和传播，才孕育、催生和拓展了以爱党爱军、无私奉献为本质特征的沂蒙精神。党是沂蒙精神的引领者、主导者和组织创造者。沂蒙精神始终享受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照耀，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红色精神一脉相承。
革命战争年代，为什么会在沂蒙老区出现“红嫂”这一典型的群体形象？她们爱党爱军、无私奉献的背后折射出了什么？在那惨烈悲壮、腥风血雨的战争年代，在那朝不保夕的生死关头，老百姓为什么竭尽全力、舍生忘死地拥护共产党、保护共产党？为什么毁家纾难、义无反顾地支持革命战争、支援革命战争？党和群众为什么能够紧密地形成那种唇齿相依、血肉相连的鱼水深情？军队和人民为什么能够牢固地铸就起那种生死与共、奋勇杀敌的钢铁长城？那是因为：“党把人民当亲人，人民和党心连心”！比如，抗日战争初期，沂蒙人民在经过认真观察和反复比较后发现：对日寇望风而逃的国民党政府和军阀是以抗日救国为名搜刮人民群众，卖国投敌的伪政权和伪军是借曲线救国之名愚弄人民群众，混水摸鱼的会门游杂土匪武装是打着抗日旗号敲诈人民群众。大敌当前，只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才在中华民族面临山河破碎、亡国灭种的危机关头坚决抗日、独撑危局而置生死于度外，“铁肩担道义”，救民于水火，所以人民群众发自内心地信任和拥护共产党，坚定不移跟党走，并无怨无悔地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爱党爱军，无私奉献”的光辉篇章，形成了党群团结、干群和谐、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良好政治生态。
“党把人民当亲人，人民和党心连心”这两句看似平淡老套的话语，却饱含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彼此之间的“双向支持”和在沂蒙精神产生与发展过程中的“相互作用”，是党政军为国为民虽万死而不辞与沂蒙人民群众爱党爱军虽千险无反顾的生动诠释。沂蒙精神是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党是沂蒙精神的培育主体。然而，多年来，我们在这方面的解读与挖掘并不充分。
（二）发扬光大沂蒙精神，我们必须准确理解和把握沂蒙精神的本质内涵
习近平同志为什么说沂蒙精神“对我们今天抓党的建设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因为沂蒙精神是我们党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沂蒙精神彰显了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前途，其结构中心是“政党与群众”，其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就在于为我们树立了正确看待、对待和建立与处理党群、干群、军民关系的光辉典范，是党群血肉相连、军民鱼水相依这一生死与共关系的真实写照和生动体现。沂蒙精神既是群众路线的实践结晶和鲜活教材，又是群众路线的重要载体和发展动力，其中蕴涵着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坚强力量。而这正是沂蒙精神的闪光之处，也是沂蒙精神在当代中国梦语境下对党的建设所具有的“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它昭示我们：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
古人云：“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一以贯之地尊重和依靠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不断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力量和智慧的历史。早在1939年11月1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中，开宗明义提出：“共产党必须进一步依靠群众，必须深入群众工作。”眼睛雪亮的人民群众是权力的授予者和监督者。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执政？为谁执政？怎样执政？能否长久执政？其答案，理所当然地把握在人民手中。正像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中所言：“秤杆子挑江山”；“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戏曲《七品芝麻官》中也有句台词：“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我们说，发展的历史、进步的社会和正义的事业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但是历史和人民的这种选择绝不是无条件的，也不是没有底线的。我们不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就不让我们坐在台上。一个不再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执政党，注定会“雨打风吹去”。对此，列宁早在十月革命前夕就指出：“无产阶级政党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是和群众在一起。“
沂蒙精神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其中一个最核心的方面，就是那种水乳交融、鱼水深情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军民关系，这是沂蒙精神的思想之宗、实践之道。毛泽东多次强调，党和群众必须像鱼水一样紧密结合、融为一体。他明确指出：“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在此，他把党群关系置于“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建成、建成后能否巩固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和论述，振聋发聩。他常说：水里可以没有鱼，但鱼儿却永远离不开水。为了进一步阐发这个平实而又深刻的道理，他苦口婆心地解释道：“打个比喻，人民就像水一样，各级领导者，就像游水的一样，你不要离开水，你要顺那个水，不要逆那个水。不要骂群众，群众是不能骂的呀！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学生群众、民主党派的多数成员，知识分子的多数，你不能骂他们，不能跟群众对立，总要跟群众一道。”在这段话中，毛泽东三次提到不能“骂”群众，要“顺水”而不“逆水”、“离水”，足见他对人民群众的高度尊重和深厚感情。所以有人说，毛泽东给了中国两个尊严：一是民族的尊严；二是民众的尊严。
1942年4月至7月，受毛泽东和党中央委派，刘少奇化名“胡服”由苏北到沂蒙抗日根据地检查指导工作，对当时根据地根本扭转危难局面并转折性地走向新的发展，起了关键作用。期间，他特别作了《群众运动问题》的专题报告。他庄严指出：“群众是共产党的母亲，党是群众的儿子。”这实际上为共产党人正确看待和对待，正确建立和处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确定了基调。党如果离开了自己的母亲——人民群众，就如同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地神之子安泰脱离了大地母亲一样，随时都有可能被对手举在空中扼死。所以说，我们党的根基在群众、血脉在群众、力量也在群众。因此，他尖锐指出：“脱离群众是共产党员最危险、最严重、最应该受到责罚的事情。无论哪一个党员，也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都应当十分注意做群众工作。如果忘记了这一条，他虽还在党籍，而实质已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了。”所以说，“群众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用正确的态度与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与被领导的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刘少奇在沂蒙根据地对群众路线特别是党群关系的创造性解析、阐发与践行，高屋建瓴、发人深省，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催生了沂蒙精神，充盈和丰蕴了沂蒙精神的核心内涵。
马克思曾经说过：在其现实性上，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现实社会中，人民群众从来就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当年沂蒙根据地的老百姓之所以忠心耿耿地支持共产党、支援共产党，就是因为当年的共产党、八路军实实在在地为群众的实际需求着想，关心群众，扶持群众，维护群众利益，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催生了以爱党爱军、无私奉献为价值取向的沂蒙精神。即使在今天，沂蒙精神所体现的党群关系中的群众主体也没有变，只是个别党员和党员干部变了，以致党群关系这个杠杆的左右失去了平衡，这个平面的局部偏离了支撑，进而导致了党群关系的不对称、不稳定。“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绝然不行的。脱离群众这一“最大风险”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构成巨大威胁。所以，我们认为，在新形势下，要建立对称的党群关系，就要重新调控这个平衡；要建立稳定的党群关系，就要重新构筑这个支撑，返璞归真、培元固本。而这里的平衡点和支撑点就在于尊重群众、联系群众、融入群众、服务群众，而不是游离于群众之外，更不是凌驾于群众之上。每一位共产党员都应当是一个火种、一盏明灯、一座桥梁，既要温暖群众、又要照亮群众，还要引导群众。要在群众最盼的地方展作为，在群众最急的地方见真情，在群众最怨的地方改作风。但遗憾的是，现在有些地方的党群干群之间不是“鱼水关系”，而是成了错位的“水鱼关系”、不相融的“油水关系”甚至是不相容的“水火关系”，或者有的成了投机取巧的“蛙水关系”，就像青蛙之于水一样：需要时跳进去，不需要时就蹦出来。毛泽东当年曾批评说，党群干群关系本来是同志关系、上下关系、鱼水关系，现在变成了君臣关系、父子关系、猫鼠关系。这确实是一针见血、切中时弊！从目前看，党群关系出现了问题、暴露了危机，原因在党而不在群众。最根本的是，有些党员干部的群众观点丢掉了、群众立场站歪了、群众路线走偏了，热衷于说“雷语”办“雷事”’心目中没有群众或对群众熟视无睹，甚至轻视、鄙视或敌视群众。这是潜伏在我们党内的一种严重的危险和深重的危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赢得群众，大业复兴。否则，势必会像刘少奇当年所严厉警示的那样：“如果长期如此，不加以改进，就要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我看我们就要灭亡！
古人云：“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我们共产党人自诞生之日起即以服务人民群众为本。有人说，群众工作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起家之基、立家之本、治家之道和发家之宝，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我们认为是有道理的。弘扬沂蒙精神，是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做好群众工作的迫切现实要求。实践证明，心系群众鱼得水，背离群众树断根。物理学上有一个“杠杆原理”又称“杠杆平衡条件”。发现者阿基米德曾经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整个地球。”做好群众工作，也要注意巧妙运用杠杆原理，因为支点越靠近人民群众，领导干部的作用力——领导力和执行力就会越大，就越能最大力度地撬动群众，从而卓有成效地做好新形势下错综复杂的群众工作，自觉地与群众融为一体、打成一片。而脱离了群众，我们的工作就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效果不堪设想。
习近平同志从大队书记到县委书记、省委书记、再到总书记，多年来一直注重深入群众、联系群众，赢得了“平民书记”的广泛赞誉。他曾深情地说：“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要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为老百姓谋利益，带老百姓奔好日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在今天，作为民众之魂的沂蒙精神时刻提醒我们：尊重群众、联系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既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使命，也是干部的社会责任和感情寄托。说到底，就是要回到原点，找到人民群众这个最基本的根基、血脉和源泉。依靠群众撼山易，脱离群众搬砖难。时代在变，环境在变，但共产党人确立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不能变；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宗旨不能变，贯彻和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永远在路上。正如习近平同志《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言：“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
（三）发扬光大沂蒙精神，我们必须全面审视和挖掘沂蒙精神与其他红色精神共同的平台意义和教育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视察临沂时指出：“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检索一下党和国家领导人多年来对沂蒙精神的批示和评价，虽然在不同的场合从不同的角度也有过类似的说法，但由党的总书记如此明确地把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相提并论，这在中共党史上还是第一次，由此也圆满实现了沂蒙老区人民多年来殷切企盼的将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等红色精神并举的政治梦想。那么，既然沂蒙精神与上述红色精神已经处于同一个高度的平台，成了党史上共有的精神家园中灼灼生辉的一员，我们就应该认真研究他们之间的相同或相通之处，追寻他们脉相承的同宗、同根、同源、同魂。
过去，我们多是在“异”上下功夫，而从“同”或“通”上探讨不足。尽管其他红色精神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党的领袖们的顶层设计和思想境界，沂蒙精神则从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基层人民群众朴素的革命精神和斗争实践。但是，经过血火岁月的锤炼而锻铸出来的沂蒙精神，既是历史的累积和沉淀，又在时代发展中不断更新和丰富，其中也包含了战争年代刘少奇、罗荣桓、陈毅、徐向前等高层领导人在沂蒙根据地的理论探索和工作实践，同时融入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对沂蒙根据地建设与发展的多次指示和战略思想。据统计，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给东战略区党、政、军单位和领导人发的电报就有100余封。建国后，毛泽东除为山东题词、指示和批示30余条外，还多次到山东视察，进行实地考察和调查研究。据有档案记载，从1952年到1970年，包括下车和停车约当地领导调查了解情况在内，毛泽东先后25次到山东。仅1959年至1962年四年间，他就11次来山东。他的视察讲话精神和多次书面批示，无疑也进一步强化和升华了沂蒙精神。就此而言，沂蒙精神与其他红色精神从本源上说也是同出一脉、谱系相承，都是凝聚了共产党人的理想、追求和信念的伟大精神力量。所以，沂蒙精神也与诸红色精神一样，丰富地蕴涵着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光辉思想和伟大实践。如果说井冈山精神是中国红色精神的源头，那么，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包括沂蒙精神等都是井冈山精神的延续、丰厚和拓展。特别是沂蒙精神存续时空的久远和广阔，更是赋予了他与时俱进、常讲常新的时代秉性和超强活力。由当年沂蒙根据地局部执政的实践不难看出，沂蒙精神与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拥有同一个渊源、精髓或曰“道”，那就是中国共产党之魂—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就此而言，虽然沂蒙精神孕育和诞生于沂蒙革命老区，但它并不仅仅属于偏狭的临沂地区；虽然沂蒙精神产生和发展于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但它并不仅仅代表硝烟弥漫的过去；虽然沂蒙精神是属于沂蒙老区人民和山东英雄儿女的，但它更是属于神州大地的。它是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和不屈不挠的中国革命精神的展现，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革命传统和优良工作作风的反映，是新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核与精髓。
古人云：“不日新者必日退”；“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沂蒙精神绝不是一种自我封闭的、单纯区域性的、只适应于战争年代的精神文化形态。从根本上说，它是一种流动的、进取的、拓展的、深远的精神文化，是承载新世纪新使命的时代精神的主流文化，伴随着历史的行进和社会的文明而日臻充实和完善。我们认为，与其他在发展上相对具有时段性和稳定性的红色精神相比，沂蒙精神的发展具有持续性、开放性、拓展性的时代特征。它没有定格，它没有止步，它没有封闭，而是与时俱进、开拓发展，烛照干部群众奋然前行。它既是一种实然的革命精神、建设精神，也是一种应然的改革精神、创新精神，是当代中国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具有重要的现实导向意义和育人价值，理应将其纳入国民教育体制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全过程，并作为核心价值观教育与践行的有效路径和精神暖流。
（四）发扬光大沂蒙精神，我们必须从新的高度和广度深化对沂蒙精神的研究和弘扬
任何得以传世的精神，无疑都是历史基因与时代脉动完美结合的产物，都需要从其“生命源头”与“核心价值点”上探寻其“撬动历史”的独特“支点”，都必须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固化于制。“新新不停，生生相续”。从民族苦难中、从纷飞战火中、从顽强奋斗中、从改革开放中走来的沂蒙精神，是一种革命精神图腾和文化软实力象征，具有跨越时空的意义，是一种永不歇息的历史传承。虽然沂蒙精神的载体——红色征程在岁月的年轮上渐行渐远，但其深邃的内涵却在不变的传承中离我们越来越近。沂蒙老区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是革命教育的生动课堂。我们应当不断地从沂蒙精神中汲取宝贵的政治智慧和丰富的道德滋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临沂视察时强调，对沂蒙精神，“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他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还讲到，当前我国思想舆论领域大致有三个地带：一是红色地带；二是黑色地带；三是灰色地带。他提出：“对红色地带，要巩固和拓展，不断扩大其社会影响”。我们说，源远流长、历久弥新的沂蒙精神，作为“红色地带”的主体红色文化，作为植根于沂蒙沃土的中国革命精神，如何才能“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亟待我们深度研究，做好结合文章。
古人云：欲取其中，必求其上；欲取其上，必求上上。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必须以“求上上”的高远追求，打破地域区划观念和宣传视域概念方面的局限，切实站在与其他红色精神同样的高度和全国范围的广度上，高瞻远瞩，求真务实，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沂蒙精神的培育主体、精神实质、基本内涵和文化根脉。要综合运用哲学、历史学、党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伦理学、管理学、教育学、艺术学、军事学、档案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研究范式、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一方面推进沂蒙精神理论研究的学术化转型，一方面探讨沂蒙精神应用研究的可行性路径，真正使沂蒙精神研究在理论上“顶天”、在应用上“立地”，使人们从中汲取丰富的精神营养，得到强烈的精神震撼，获取深刻的精神启迪。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研究与弘扬沂蒙精神没有休止符。要创新性地从多视角多层面多领域对沂蒙精神展开全方位的深度研究：不仅要研究沂蒙精神的发展过程和历史作用，也要研究沂蒙精神具有现实教育功能的“重要启示作用”；不仅要研究沂蒙精神中党与人民群众水乳交融、生死与共这一核心内涵，还要研究沂蒙精神开拓创新、忠公体国的时代特征、社会效应和价值取向；不仅要研究沂蒙精神的理论探索、内蕴挖掘和境界提升，还要研究沂蒙精神弘扬的模式、载体和途径；不仅要研究富有时代特色的弘扬沂蒙精神的先进典型，还要研究具有艺术魅力的沂蒙红色文化资源、红色旅游景点和红色文艺精品的开发与拓展；不仅要研究如何使沂蒙精神在党政干部中入耳、入脑、入心、入行，也要研究如何使沂蒙精神进农村、进社区、进行业、进网络，还要研究如何使沂蒙精神进机关、进校园、进军营、进企业，真正让沂蒙精神渗透和融入于人们的日常工作、学习、生活和娱乐之中，并在其中感知、触摸、领悟、践行其精髓，蔚成社会新风。同时，要把研究和弘扬沂蒙精神同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同反腐倡廉、全面深化各领域综合改革，同提高干部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同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与核心价值观教育等密切结合起来，同推进“四个全面”、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等密切结合起来，把握好向、时、度、效，并努力做到大众化、常态化、高效化、艺术化，真正从新视角、新高度、新境界唱响沂蒙精神之歌，让沂蒙精神放射岀新的时代光芒，成为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
习近平同志在调研指导河北省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重温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添很多正能量。”今天，发扬光大沂蒙精神，即是历史对时代的昭示，也是时代对历史的呼唤，对于我们增强以党群、干群、军民关系为核心内涵的沂蒙精神的深刻认知，更好地从党的鲜活历史中汲取政治智慧和道德滋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扎实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努力做好新时期复杂状态下的群众工作，筑牢主流，强健精神，坚定信仰，增强党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教育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作者系 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巡视员 韩延明 未经作者与本站同意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