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明就是大家所熟悉、尊敬的傅大娘。她1891年出身在郯城县立朝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姊妹5个,排行第四。6岁时,她父亲积劳成疾,因无钱医治而去世。身世凄凉的母亲含泪抱着、领着5个头高头低的女儿逃荒要饭来到庄坞河西村,成年累月以行乞为生。7岁那年,她母亲为了养家糊口,托人把她卖给了涌泉一家姓傅的地主当丫环,取名秋菊。由于年幼力小,难以承担繁重的仆役劳动,所以经常挨打受骂,过着饮泣吞声的日子。有一次,她给地主拾床叠被,因为几根头发没有扫干净,被狠毒的地主婆抓住头发按倒在地,边打边骂,用板凳砸破了她的头,后来留下一道明显的伤疤。地主的压迫和剥削,在她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阶级仇恨的种子。20岁那年经人介绍与同在地主家干长工的傅鸿杰结婚。婚后3年未生育,便抱养了其五妹的一个刚满周岁的女孩,但时间不长孩子就因病死去。她28岁时,丈夫又去世了。过了几年,她被地主赶出了门。
就在这无家可归、走投无路的时候,穷苦的父老乡亲们怜悯她,挽留她,伸出了温暖的手,帮她搭了一间草屋。她自己又用近30年血汗挣得的一点积蓄买了3亩涝洼地。从此之后,便孤单单地生活着。黑暗社会的统治和悲惨的遭遇,磨炼了她的意志,蕴藏着一种强烈的革命信念。她要报仇,要翻身,要走自己的路。
抗日战争爆发后,涌泉村的一些爱国青年、学生纷纷挺身而出,宣传革命道理,成立抗日救亡组织。在抗战形势的影响下,袁明满腔热忱地投入到这场挽救民族危亡的伟大斗争之中。1938年秋,她担任涌泉村妇救会小组组长,积极动员妇女参加抗日,热情安排我党派去开展工作干部的吃住问题。同年9月,她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1月入伍,在中共临郯县委(驻地涌泉)妇救会工作。1940年12月,临郊妇女抗日救国会在沙埠成立,她被推选为会长。在拥军支前工作中,她不仅以身作则,带头募捐,而且还起早摸黑,走村串户发动妇女缝制军衣,赶做军鞋,募捐慰劳军队,并号召妇救会员动员自己的亲属参加抗日组织。1941年调到鲁南三地委各救会工作,并在鲁南干校受训半年。1942年,日军对我临郯根据地进行频繁的蚕食、“扫荡”,临、郯、邳大部地区伪化,斗争形势异常激烈而又复杂。为了保存实力,地委机关、部队奉命转移到滨海地区。这时,党派她到敌占区工作,担任地下交通员。她不惧环境恶劣和生活艰苦,经常扮装成要饭的,隐蔽活动在碑住的小围子、大含山、虎山等地,了解敌情,传送情报,组织当地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她在住处喂了几只鸡,下的鸡蛋一个个都攒下,留给县、区来往联络的干部吃;她还把自己喂的一头大肥猪,慰劳了鲁南三军分区在庄坞一带休整的部队和机关人员。1943年下半年至1945年上半年,她先后担任过临沂县委妇救会会长、台枣地委妇委委员。1945年下半年,她被调到赵镈县委做生产工作,负责隐蔽伤病员和供应部队、机关人员给养。同时,她还以村长为掩护,带领当地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在一次敌人“扫荡”中,她不顾个人安危,冒着枪林弹雨救出了3名村干部。1947年,她在苍山县委妇联工作。在此期间,党派她到宋庄开展对敌斗争,不幸被敌人探悉。当敌人对宋庄进行搜查时,一位村民急中生智,把她安排到自家锅屋内的一张床上躺下,又给她盖上了一件破大袄,并在床前放了一把药壶。敌人一进院子,这位房东就对敌人说:“老总,俺娘得了伤寒病,传染人。”敌人信以为真,只是在院内乱抓乱翻一阵子就走了。就这样,她才幸免于难。
全国解放前后,她历任台枣地委妇联组织部长、滕县地委妇委委员、济宁地委妇委委员等职。1956年7月退休后,继续留在济宁地委妇委工作。在这期间,她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生活艰苦朴素,克己奉公,把自已积攒的钱多次用于救灾和为机关幼儿园购置玩具,把老年津贴也全部捐献给国家。1963年8月办理了手续回到苍山县城居住。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她也受到“红卫兵”的冲击,被诬蔑为“保皇派”,一气之下搬回涌泉住了5年。1972年因高血压和风湿性心脏病复发,经抢救无效,于8月4日去世,终年81岁。
袁明逝世后,中共济宁地委、苍山县委举行了追悼大会。根据她生前遗愿,安葬在文峰山革命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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