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德孚同志，山东省沂水县（今沂南县）北马荒村人，八九七年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里。祖辈几代给地主当佃户，政治上经济上受尽剥削压迫。邵德孚同志在青少年时代，虽读过几年私塾、小学和一年中学，但时断时续，多次废学。后做过一年织布徒工，在沂水城瑞麟小学教过十几年书（先为教员，后任校长）。他思想进步，曾接受革命先驱者的良好影响和共产主义的启蒙教育，一九二六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党所领导的地下工作活动。一九三三年七月，他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在狱中坚持斗争五年之久。虽遭到敌人长期摧残，但始终坚贞不屈，保持了共产党员应有的气节。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胜利出狱。一九三八年初，邵德孚同志即与党取得联系，积极进行革命工作。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他病逝于济南，终年七十岁。
邵德孚同志是我的爱人，也是我踏上革命征途接触较早的战友。他逝世后，在我整理其遗物时，发现了由他亲笔写下的这份狱中记实的珍贵资料。今天把它奉献给读者。为了保持资料原貌，我只在个别字句上略加修正，现抄录如后。
被捕的日子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八日黎明，我尚未起床，忽有数人闯入寝室内把我喊醒，装模作样地说：因吴光城发生误会，要我去县府解释。我对来的人均不认识。在我去厕所解手时，发现他们在监视着我。我即刻意识到有问题，乃以交代学校钤记和个人手章为名，暗地里对刘瑞征（当时在瑞麟小学任教务主任，同情革命后于一九三八年参加我八路军四支队六大队）说：“我被捕了，我走后请将我那里仔细检查一下如有遗漏文件，迅速把它销毁。”当我随他们来到县府时，见到韩文卿、孙华亭、于松泉、刘秩吾、曹泽生等五人同时被捕。
当夜即开始审讯。韩文卿、孙华亭二人虽受刑较重，但均无口供。于松泉也无供认。只有刘秩吾供出一名互济会员严平符。因时间关系，这夜曹泽生和我没过堂。次日清早，叛徒宋鸣时派人把我和曹泽生叫到县府的一间会客室，里面备有沙发和齐全的茶具，桌上摆着大前门香烟，沏好的大方茶。当时只有宋一人在座。我们一进门，宋鸣时急忙站起，连呼同志，伸手想同我握手，我断然拒绝后说：“赵先生叫我们来做什么？”他说：“我不姓赵，我姓宋，我打入你们组织已经很久了，你们的情况我全部掌握。”又说：“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的国情，在中国没有实现的可能。”这个无耻的叛徒竟然赤裸地吐出：“现在蒋委员长以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凡自首者可以安排工作，每刀发给二十六元生活费，有成绩时还可以增加薪水。现在共产党的出路唯有自首一条，只要你自首，我以人格担保你的生命安全。”听到这里，我的心肺几乎要气炸了，心想你他妈的还有人格！我没立刻表露出内心的愤怒，便佯作不懂似地问他：“什么是自首？”宋说：“自首嘛，就是把谁和你谈的话，谁介绍你参加的组织，担任什么职务，做了哪些工作，都交待出来。”我说：“我不是共产党员，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末鸣时火了，气哼哼地说：“我还不知道你！”我毫不示弱地反问着：“你知道我什么？”他沉默了一会儿，又改换了一副既愚蠢又狡猾的嘴脸，凑近我的身边讨好似地说：“你不是共产党，你可以把他们几个怎样在一起的和干了些什么说一说呀。”我说：“既然我不是，怎么会知道他们的事，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宋鸣时被驳得无言答对，他除又重复了上面说的那一套话外，还要我回去考虑，三点钟后作出答复。我满脸怒色回到了看守所。
当天下午，宋鸣时果真来找我盘问考虑的结果了。我没有当面答话，只把事先写好的一张字条交给了他，其大意是：我自参加工作以来，从未做过任何违反人民利益的事情，我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也从未参加过其他政治组织。我并以生命保证曹泽生也未参加过其他组织（因曹已被开除党籍）。宋鸣时看过之后，不知所措，只好匆匆离去。尔后，宋再也没有来找我，亦未过堂。我们在沂水看守所被关押了约四十天，即解赴济南市公安局军法处。
法庭上的答辩
济南市公安局军法处戒备森严，三步一哨，五步一岗，刀光剑影，阴森可怕。设在这里关押犯人的黑屋子，四面无窗，只留一月牙小门，空气令人窒息。敌人在这里把我们关了三天，过了一堂后，又转至高等法院。
不久，我被押上了法庭。在法庭上，敌人拉出吴祝存与我对质。我和吴祝存同在瑞麟小学任教，但他并不了解我的真正身分。当法官提问吴祝存：“邵德孚是否是共产党？”吴即答：“是。”法官又问：“你怎么知道的呢？”昊说：“我去瑞麟小学当教员时的介绍信是共产党写的。”当时我听了又气又怕，气的是吴的叛变行为，怕的是他继续胡说。我当即驳斥说：“那信是介绍你当教员的，并没有介绍你作共产党（敌人未追问与写介绍信人的关系）。”接着，我面向法官据理争辨说：“吴祝存曾因工作中犯有错误，我严厉批评过他，还因他能力不够而被辞掉，因而吴怀恨在心，在此蓄意制造陷害……”昏庸的法官转而说吴是胡诌八扯，并斥责说：“你在省党部说曹泽生是共产党员，邵德孚不是，现在又说邵是，曹不是，你到底要干什么！”吴祝存吞吞吐吐地说：“那是因当时我受刑不过才招的供呀！”我说：“你受刑不过也应当说实话，不能胡说害人。”吴马上乞求地对我说：“我实在对不起你，你根狠地骂我一顿吧！”至此，法庭即宣布退庭。后来，我写了答辩书，将起诉书上的罪名一一驳辩，理由充分。又因敌人内部发生矛盾，未作认真追究。本来法院准备判处无罪，但由于省党部的反动头子张苇村亲笔批示，坚持要法院判罪，因而将我判处五年徒刑。山高等法院看守所拨至第一监狱执行。
狱中的绝食斗争
入狱后，我虽身患重病，但一直追随同志们坚持对敌斗争。我对同牢房的和一些青年人，如万宝善、赵来风、褚方塘、刘连登、刘秩吾等，不断进行帮助，还曾试图组织大家开展狱中斗争，但因缺乏经验，发动未成。一九三五年初夏，我从居化字号牢号拨入良字号牢房之后，狱中见了王敬功同志（即任作民同志，他被捕前担任山东省委书记）。在他的领导下，燃起了对敌斗争的烈火。有一次，因狱卒非法打了袁晢生同志，爆发了第一次大规模的绝食斗争，全监狱七百多人即有五百多人参加，当时我身体极坏，下肢行动不便，一只眼睛处于失明状态，但仍抱定不怕牺牲的决心，同大家一起坚持了六天。这次斗争开始后，敌人要每个号里派代表谈判，我即与刘庆珊、韩维密等作为代表去见所里姓张的二科长。这位二科长身边看守站立成堆，室内放有多种刑具，如鞭子、杖条、棍子等。二科长先把我叫去，问：“你们为什么要绝食？”我说：“因有难友袁哲生被打板子，且下落不明，我们政治犯感到不但人格受辱，而且生命无保障。”张大要无赖说：“袁哲生没挨打。”我说；“这是你们的人讲的，如不实，不妨让袁哲生来这里验证。”张无法再抵赖，便说：“袁哲生挨打是因他骂我。邵德孚，若是有人骂你，你也该打他吧？”我接着说：“是否骂过你我不知道。但按照国家法令讲，刑讯是犯法的。即使是杀人凶犯，马上的强盗，也不能刑讯。我想监狱的法律，也应当不违背国家的法律才是。”敌人被质问得目瞪口呆，略停了·会儿，又说：“我打袁哲生，因为他是疯了。”这时我发出了冷笑声，并对张说：“开玩笑了，凡是精神失常的人，就是杀了人亦不能偿命，科长你打疯子，更是违法的了。”张恼羞成怒，忽地把脸一沉，说：“各人打各人的官司，这事与你无关！”说完，即下令把我推走。对刘庆珊、韩维密也未再审问就收场了。这次斗争，从表面上看，我们是百分之百的胜利了，敌人答复了我们提出的全部条件。但是，在我们复食后不到一个月，敌人又全部不认账了，除把一部分政治犯拨到外地监狱外，剩下的均实行严加看管，隔房关押，使之彼此无法见面。这年五、六月间，我和贵席珍（党员）、李佃臣被拨到了益都第四监狱。我们三人被关在一个筒子形的单独牢房甲，来这里不久，我们便与狱中其他同志接上了关系，在狱中党组织的领导下，重新投入了对敌斗争。开始，由我出面向监方要求开去镣铐，敌人非但不背，反而给我换上了一副二十磅重的大镣，于是新的斗争爆发了。先是我们三人带头绝食，继而由全体政治犯纷纷援助。经过四天，斗争获胜，有部分同志开去镣铐，还有部分同志离开了单独监房同大家汇合在一起。在益都监狱的一年多内，我们对敌人曾进行过四次绝食斗争，每次都以迫使他们屈服而告终。
从斗争中夺得自由
一九三六年秋，我由益都监狱被送到济南“山东反省院”。在反省院里，我与其他同志争取团结了大多数政治犯，进行了“反对反省制度”的激烈斗争。敌人为维持其反省制度，乃以拨回监狱进行威胁。对此，我们针锋相对，公开要求拨回监狱，并绝食三天以示决心，最后，敔人乖乖地将我们拨回监狱。
在这场斗争开始时，敌人妄想瓦解我们，管理主任王育民找我谈话，他问我：“为什么想回监狱？”我说：“监狱里好。”王说：“你愿不愿出狱？”我说：“当然愿意。”王说：“你用什么办法出狱呢？”我说：“你们不放我，我又不会飞檐走壁，不会七十二变，怎么走得了。”王说：“我给你个办法，就是叫你怎样你就怎样，半年即可出去。”我回答说这不行，并故作愤恨至极的样势，接着说：“我本来不是共产党，但现在有人却偏以此名义来杀我，还想要我说杀的对，这怎么能行！再说，我不承认是共产党，你们又不放。”王又说：“不但我知道你不是共产党，徐眉生也证明你不是共产党，但要想出去，就得办理个手续。另外，你哥哥也来信说，你家里生活很困难，还是想法早出去的好。你不要被青年们利用，在这里依老卖老。”听到这里，我真的发火了，便追问：“谁利用我，谁陷害我，都明明白白。我的父母均已死去，我被你们弄得家破人亡。”我昂首阔步回到了监房。
一九三七年二月（旧历年除夕），敌人又将我们十几人拨入法院并转拨各县监狱，我被解回了沂水县监狱。在狱中，曾因读书学习和克扣囚粮等与敌人作过多次斗争。我们积极维护多数难友的利益，对青年“犯人”进行热情帮助，不少青年“犯人”，甚至青年看守，在接受了党的教育后，懂得了人生的真正意义，后来也参加了革命，有的出狱后被发展为党员。
这年十月间，接省委董琰等同志来信后，我即向敌人提出要求释放。伪县长孙桐峰于十二月将我交由李贯一同志处（当时李贯一同志任沂水城区乡农学校校长）。后经李接洽同孙桐峰见面。孙当面表示，今后不再限制我的自由，但为应付上头公事，要我立个铺保。我找沂水同济堂药房李希贤写了铺保，从此就算恢复了自由。从一九三八年二月起，我又在上级党的领导下，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继续日日夜夜地为党工作。
我抄录完德孚同志的狱中记实，一股不可抑制的怀念之情再次涌上心头，我仿佛亲眼看到德孚同志当年在狱中对敌人斗争的高大形象和动人事迹，他昂首挺立，毫无惧色，正气凛然，慷慨陈词，以共产党人的英雄气质和崇高品德，压倒了一切妖魔邪恶，夺得了自由和胜利。这一切，我将视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并在今后的革命进程中尽心地传给正在成长的新一代，使之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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