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三一年春天，我从故乡鲁西南的菏泽来到临沂城，准备报考临沂银雀山下的省立第三乡村师范学校（简称临沂三乡师）。早在一九二八年，我就在菏泽地下党的领导下，办农民协会，进行打倒小豪劣绅的革命活动。不久，这一带的农民协会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階镇压，领导农民运动的同志被通缉拿办，我自然也是他们追捕的对象。从此，我在家乡一带无法继续活动，就跑到鄄城县，找到在县立师范征校长的同乡桑平伯。他很同情我，便写信介绍我到临沂乡师去插班学习，因为他和该校校长曹香谷有段旧的交谊。
于是，我便餐风宿歸、跋山涉水，来到鲁南重镇——临沂城。
我到临沂后，找到三乡师校长曹香谷，交上：桑平伯写给他的信，并说明了来意。曹香谷一听说我准备考插班生，便面露难色：“三乡师是新成立的学校，现只有两个班。按上而的规定，学校不准招收插班生。”我一听，大失所望。曹接着说：“你不妨先住在学校里，待夏末再参加入学考试”。我初到临沂，人地生疏，也就只好这么办了。从此，我便在三乡师里住下来，大部分时间坐在屋里复习功课，有时也到城里各处走走，熟悉一下风俗人情，同时，更想暗中了解情况，快些与我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
在我等待参加入学考试期间，我在城南关“苟不理”水饺铺遇到一个名叫孙振国的人。他是南关里小学的教师，年在三十岁左右，中等身材，体格健壮，有忠厚朴实的农民风度。两道浓黑的眉毛下，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目光中流露着严肃、沉静和庄重。他那和悦红润的脸色显出令人亲敬的神态。我们几次见面后，谈话颇为投机，思想也比较接近。他告诉我，临沂古城素有鲁南文化中心之称，这里除三乡师外，还有省立五中等学校，是鲁南几县学生的集中地。国民党的势力伸到各学校里，实行反动的文化统治，在临沂三乡师教师中，农村自治派也很得势，校长曹香谷主张教育救国，他同情农村自治派的观点。三乡师的学生大多数出身贫苦，有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望和强烈的爱国热忱，因此很容易接受革命思想。这些话都给我留下丁非常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常邀我到他任教的学校去玩，我也不时邀他到我的住处畅谈。我们谈得很投机，思想观点也完全一致。我们都痛恨国民党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一致认为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对当时颇能迷惑人的“教育救国”及“实业救国”等主张，我们都不赞成，认为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救中国。经过这样推心置腹的多次交谈，我们就成了肝胆相照的知己之交，我很敬佩他坚定的革命立场和成熟的政治见解。尽管我们成了很要好的朋友，但他并没有向我显露自己的政治面目。后来，我才知他那时就是临沂地下党的领导人。通过他的介绍，我还结识了第五中学的刘盛华同志（当时五中的党支部书记）。我们三人经常秘密地聚在一起，谈论政治，交换对时局的看法。他们向我讲了南方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和红军打胜仗的消息，并推荐党内刊物让我阅读。在孙振国等同志的启发诱导下，我思想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坚定了信仰共产主义，做一名无产阶级战士的信念。就在这时，“九八”事变发生了。全国各界爱国人士，无不忧心如焚，救亡图存成了大家议论的主要话题，反蒋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此时此地，我们的心上都象压上了一块沉重的石头。有一天，孙振国同志邀我到沂河岸边漫步。他向我讲述了党的抗H救国主张，我心情很激动，久久难以平静，记得当时曾写下这样一首抒怀小诗：
沂河浪卷晚秋寒，
日落古城林木残。
东北羞亡国半壁，
神州遭劫民倒悬。
蒋匪拱手事倭寇，
我党振臂挽狂澜，
救围高呼群情怒，
红旗举起众心欢。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我就由孙振国、刘盛华介绍参加了党。在我入党不长时间，临沂地下党组织为了适应“九八”事变后的新形势，壮大党的力量，推动反蒋抗日的学生运动，在三乡师首次建立了党的支部。支部由陈向道、王居濯（字清溪）和我（我那时的名字叫赵德修，字子平）三人组成，并由我担任支部书记。从此，三乡师的学生运动就在党的领导下开展起来，银雀山下亮起斗争的火炬。
二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在临沂迅速传开。爱国心切的青年学生热血沸腾，奔走呼号，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表现出强烈的愤恨。尽管韩复榘派来的主力展书堂师常驻临沂，对革命人民实行残酷的统治，但反蒋抗日的浪潮，仍然到处兴起。特别是各地声援平津学生南下请愿，要求抗日和收复失地的传单纷纷寄来之后，临沂学生反蒋抗日运动，像大海的怒涛，汹涌澎湃。参加全国学生运动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三乡师党支部研究了这种情况，并请示了临沂地下党组织，决定和第五中学联合行动，发动一次要求赴京请愿的罢课斗争。在斗争中揭露国民党卖国的真面目，同时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
十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我们悄悄地在学校各处张贴了许多外地寄来的传单和要求积极参加全国学生运动的大字标语。次日起床后，我们又奔走相告，鼓动学生们观看议论。
早饭前，几乎所有的同学和教师都看到了这些传单和标语，大多数同学和进步教师面露惊喜之色，而学校当局和少数教师、学生则显示一副困惑和紧张的神色。早饭后，我们召集同学们到操场集合，宣布开始罢课。这时，国民党派到学校的训育主任像热锅上的蚂蚁，走坐不安。他四处探问是谁贴的传单、标语，是什么人挑动起来的罢课，同学们看着他那丑恶的嘴脸都嗤之以鼻。他还亲自跑到操场，威胁胆小的同学，拉拢他们回教室上课。但由于我们事先在各教室的门口，安排上一两个值班的同学，对少数要回教室的学生加以劝阻，说服他们参加罢课的统一行动，训育主任的阴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全校同学集合到操场以后，按照党支部事前的研究，由王居濯同志出面讲话。这人平素给同学们的印象是个思想激进，天不怕，地不怕，爱打抱不平的人物，在社会上或在学校里碰上不满的事情，他总要据理争辩，抨击一通，所以同学们给他起了一个“王神经”的绰号，由他出面讲话不易暴露党的组织。王居濯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面对参加罢课的同学慷慨陈词：“国家民族已到生死存关头，我辈热血青年，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不能再坐视家破国亡，应象全国学生一样，立即参加罢课请愿，为抗H救国和收复失地而英勇斗争……”接着，他又向同学们介绍了全国各地学生赴京请愿，卧轨拦车，与军警冲突，在南京国民党政府门前喋血等情景。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主义和疯狂镇压学生运动的暴行。他时而语调激昂，时而声泪俱下，在同学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激发了同学们的爱国热忱。大家义愤填膺，壮怀激烈，情不自禁地奋臂高呼抗日号，积极响应罢课号召。在充分酝酿的基础上推选出若干代表与学校当局进行交涉，要求赴京请愿。抗日反蒋的怒火，燃遍了整个三乡师！
面对学生的罢课活动，学校当局十分恐慌。曾有儿次，校长曹香谷在罢课的学生举行集会时，挤到台上讲话，训诫学生不要闹事，宣扬“读书即是救国”的谬论。他的讲话，多次被学生们义正词严的责难声打断，使他无法再讲下去。暂时的罢课，学校当局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尚可忍耐，但对赴京请愿的要求，却坚决不许可。正当我们就赴京请愿问题和校方进行交涉期间，那个专管学生操行的训育主任，一面在校监视学生们的活动，一面跑到国民党县党部向主子汇报情况，并密谋策划如何平息这场罢课斗争。他们和学校当局串通一气，拉拢少数对赴京请愿不够坚决的学生代表，劝说思想不够坚定的同学复课，对参加罢课的同学们进行分化瓦解。但，他们的阴谋并没有得逞。那些奉命行事的所谓学生代表一出面，立即遭到我们的坚决抵制。经过双方激烈的辩论，他们在同学们中威信扫地，隋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并得了个“黄马褂”的雅号。
这场罢课斗争，历经一周多，虽然未能实现赴京请愿的要求，但达到了我们预期的目的：宣传了我党的抗日主张，激发了同学们的爱国热情，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主义，锻炼了进步的同学和党的组织。这是三乡师党支部建立后，秘密领导的第一次罢课斗争。这次罢课斗争，虽然非常激烈，但始终未暴露党的组织，这对进一步开展党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
在三乡师和五中联合罢课之后，孙振国同志召集我和刘盛华等同志开会，总结这次罢课斗争的经验。在这次秘密会议上，我们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疯狂搜捕共产党和极力破坏学生运动的严醋形势，对党组织如何进一步开展活动，以及怎样在学生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和锻炼进步青年，发展壮大党的组织等问题，作了反复研究。一致认为，需要在各学校建立党的外围组织——群众团体，通过群众团体争取群众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开展公开或半公开的活动。这不仅是斗争的需要，也是广大进步同学的迫切要求。在临沂地下党组织的提议下，临沂五中和临沂三乡师共同协商，先后建立了“读书会”和“反帝大同盟”。
“读书会”成立于一九三一年冬，是由鲁先潮、马培卿、马锦图等同学发起组织的。“读书会”的活动，以第五中学的沂滨书店为中心。这里既是供同学们借阅图书的地方，又是党组织秘密接头和研究工作的地点。：乡师和五中党组织，研究采取联合行动的会议，多数是在这里召开的这个书店与上海神州国光社有密切的联系，许多书籍报刊是从那里公开买来或由他们秘密邮寄米的。凡是参加“读书会”的同学，除能阅读一般书籍外，还能阅读被国民党反动政府严令禁止的革命和进步书刊。其中文学作品有《煤油》《屠场》、《铁流》、《母亲》等，还有鲁迅、部沫岩、矛盾、巴金等进步作家的作品，理论书刊有《共产党算言》、《论列宁》、《悼列宁》、《做什么》、《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进一步退两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等。阅读这些书，如被敌人发觉，就被认定是“赤色分子”，有坐牢、杀头的危险。学校当局为不让这类书籍在同学中流传，常通过查自习课和夜晚査铺等方式，严加防范。因此我们在读书会员中传阅党内刊物时，不得不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我们首先做好学校传达员的工作，每当上海寄来新书，就让传达员锁在抽屉里，只有我们指定的人去取，他才拿出来。其次是改换这类书刊的封面包装，在传阅过程中，使人不易察觉。对于这类书刊，我们的党员和进步同学都如饥似渴地争相学习，有的在夜晚躺在被窝里，照着手电看，为了不出问题，外面还要有人放风。这些革命书刊，犹如清新的春风吹醒了人们的心田，又如一声声响亮的号角，振奋着人们的精神。它不仅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新的光彩，而且对迅速地提高革命同志的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起了很大作用，为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反帝大同盟”成立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末。我记得参加成立大会的有鲁先潮、赵子育、主敬承、刘洪毅、马培卿、鲍衍钦等八、九个同学。当时我们秘密地聚集在三乡师东南面的银雀山下，冒着凛冽的寒风，面对如血的残阳，想着国破山河碎的悲惨情景，大家心情无比愤慨，都激动地表示，愿洒一腔热血，拯救祖国的危难。这次会上，大家对“反帝大同盟”的宗旨进行了热烈讨论。经过充分酝酿，推选出鲁先潮等为负资人，并研究制定出行动计划。“反帝大同盟”建立后，秘密地吸收了一部分进步同学作为盟员，使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到一九三二年春夏之间，这个组织已能在学校和社会上进行半公开地活动，并有了一定的声望。
由于党支部和其外围组织，团结广大学生，不断揭露国民党的暴政，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并秘密宣传马克思主义，因而在同学中很快地扩大了党的影响。党的组织壮大了，党的同情者增加了，党的活动也更加广泛了。当时三乡师学生总数不过一百六、七十人，团结到党组织周围的就有六、七十人，这足以证明我们党的主张深得同学们的拥护，党的政策深入人心，而国民党反共卖国的反动主张，在三乡师却没有多少市场了。
(作者：赵 昭，未经作者与本站允许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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