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熔炉炼新人（孔福亭）

        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党及军队的领导机关，先后成立和领导了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以下简称干校)，八路军第一纵队随营学校(以下简称随校)和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以下简称抗大一分校)。这些学校，为当时的党、政、军、民各级组织培养和输送了大批干部，这对加强党和政权建设，提高八路军的政治觉悟和战斗力，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起了很大作用。
        我是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在八路军山东第二支队任指导员时被派往干校学习的，到校没有几天，就被吸收参加学校工作。从这个时间开始到一九四二年底，我先后担任过干校的党总支委员和中队指导员，随校的党总支委员和政治处组织干事，抗大一分校的大队党总支委员和大队政治处组织干事以及大队指导员等职务。这里，就我四年多所经历过的和了解的关于这些学校的情况，加以综述，呈献给读者。

        干校于一九三八年三、四月间成立，直属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山东纵队领导。分局宜传部长孙陶林兼校长，下设政治处、教育处、总务处，分管学校的工作。教育处设有若干军事救员、政治教员专事教育工作。学校的组织机构基很精干的，一般没有副职，中队只有中队长、指导员各一人，党支部的委员、分队长以及群众组织的领导骨干等均由学员中的积极分子担任。学员数是由各部队抽调来的排、连、营级干部，一部分是做地方工作的同志，也有刚参加革命的学生。他们分编成军事队、政治队、民运队、地方武装队、青年队、妇女队等，每期学员为七百多人，学习时间为三个月。干校典办了五期。此后，八路军第一纵队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于一九三九年八月将千校改为第一纵队随营学校，由纵队直接领导。纵队司令徐向前兼校长，袁也烈为副校长，徐元泉为政治处主任，汪德为教育处长。校部没有供给股、卫生所等。政治处设组织、宣传、民造、保卫、青年等干事，教育处设军教、政教干事及军事、政治、文化等教员。中队按数字顺序排列，共六个中队，七百多人。中队设队长和指导员，中队下设三个分队，分队长为专职干部。学习时间为半年。驻地在沂南县鲁山前后，常移换驻地，流动性比较大。
        武汉会战后，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为了更多更好地培训山东党、政、军、民干部，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根据上级指示，于一九三九年冬由晋东南挺进到山东沂蒙山区。一九四〇年一月随校撒销，全体学员及大部分干部编入抗大一分校，成为该校的第五大队。
        抗大一分校的校长为周纯全，政治委员为李培南。校部设有行政、队列、供给、卫生等科，还有被服厂、例药厂停政治部设有组织。宣传、民运、锄奸等科，主任由李培南兼任，副主任为刘浩天，学校出油印校报《战旗报》和校刊《共产党员》，还组织了文艺工作团和民运工作团，训练部设有军事教育、政治教育等科,部长为袁也烈，副部长为阆捷三。学员共编四个大队，另有高干队、女生队等。在日寇分割封锁的情况下，第一大队在胶东地区独立进行教学活动，其他均随校部活动在沂蒙山区的沂南县、莒南县、日照县、费县、蒙阴县一带。每个大队有六、七个中队，共七百到八百人左右。大队(也称为团)有正副大队长和政委，大队部配备文书、队列干事各一人，下设政治处、教育处、供给股、卫生所和侦察、通信、炊事、饲养等班。政治处设有主任一人，并配备组织、宣传、民运、锄奸、青年等干事若干人；教育处设有处长一人，下有若干办事人员分别担任军教、政教等干事和军事、政治、文化等教员。中队有正副队长、指导员，下设三个区队长，两个教员，这样即在分散的情况下，也可教学。在反扫荡及战斗期间，临时增设营的建制，便于指挥作战。为了保密，校、大队、中队的名称，都用地名为代号，校部及大队的负责同志，都用数字为代号。
        这三个学校，只对学员负责教育训练。学员毕业后，由中共山东分局及八路军山东纵队负责分配工作。

        山东党和军队的领导同志很重视对军政干部学校的领导。干校一建立，就跟山东分局一道活动，分局书记郭洪涛经常亲自解决刚建校后的一些困难。山东分局和干校进驻沂南县岸堤镇后，一起住了四个多月，郭洪涛同志不时专程来干校检查工作或做报告。兼任校长孙陶林、分局组织部长程照轩，秘书主任赵玉，党校负责人潘维周，也都来过干校检查工作或做报告。一九三九年日寇扫荡的前夕，山东分局给干校写信，对从各方面做好反扫荡准备做了详细指示。
        徐向前司令员对随校是很关心的，经常过问随校的各方而活动，检查在教育计划执行情况，一九三九年九月底，随校接收新学员完毕后，校政治处派我去向徐司令员汇报，并请示开学事宜。我步行七十多里到达司令部驻地。晚饭后徐司令员和朱瑞政委即召见了我。他们对学校工作询问。指示均甚详。十月学校在艾山脚下李林举行开学典礼。大会于黄昏后在新搭的一个高台前举行，全校人员列队在旷野里席地而坐，徐司令员致词祝贺开学。他勉励学员努力学习，提高军事、政治水平及各方面的工作能力，要求随校全体干部，排除困难，搞好教学工作，不断提高教学质量等。朱政委作了长篇报告，深刻地讲解了毛主席为抗大制订的教育方针，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虽然晚上灯光暗淡，很多同志还是认真地记笔记。
        徐司令员经常到随校作报告。他的报告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每讲一次，都使大家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一九三九年中秋节那天的下午，他在东蒙山脚下的东梭庄，向全校同志作关于部队的政治工作的报告。大家正听得入神，临沂的日寇向我们的驻地攻来，徐司令员带来的一个营，担任警卫和阻止日军前进。在激烈的枪超声中，徐司令员继续沉着地作报告，大家也仍在认真地边听边记。下午六时多，报告结束。这时，敌人已距我们很近了，大家晚饭也来不及吃，马上转移，这夜我们露宿在山坡上。
        抗大一分校来沂蒙山区后，山东党和部队的领导同志很重视对她的领导，不断给予工作上的指导和生活上的关怀。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同志，曾多次到校讲形势及任务，这对增强大家信心，提高斗志，做好工作起着重要的作用。朱瑞同志还专来学校做过有关哲学和其它报告。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同志，专为学校做了关于发动组织群众，扩大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反蚕食斗争等问题的报告。这对坚持最困难的一九四一、一九四二两年的抗日游击战争，有其重大的指导意义。一一五师政治部的组织部长、宣传部长也都来校了解过工作或做过报告。

        这三个学校根据当时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采取了以下的教育方针:以军事教育为主，生活军事化，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人人要学会战争的前提下，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相结合，理论和实践相统一，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以战斗保卫学习。教学方法是，强调讲课、记笔记小组讨论相结合，重视实践教学，学了即做。多演习、多观摩、多总结，政治教育互教互学，共同提高。教学内容主要有军事教育，和群众运动教育等。学校的学习生活制度是非常严格的，早起跑步出操，晚上要点名讲评，表彰好人好事，批评不良倾向。每学期开始，先订好教学计划，在教学中有汇报，有检查，推广好的教学方法和经验；每期结束时有详细总结。  
        经常进行军事演习，是理论联系实际，检验教学效果，提高教学质量的一个好方法。有一次干校进行演习，大家由驻地岸堤镇出发，沿途进行了快速行军，做了伏击、进攻、退却、侦察、联络以及结合进行政治工作等实习，行程三十里，到达垛庄镇宿营;晚上又进行紧急集合等夜间活动，第二天返回原驻地，做了总结。抗大一分校第五大队，有一次在莒南县甲子山区靠近顽军五十七军的相邸一带驻防，大队部事先通知大家，敌伪据点增兵，可能要扫荡。一天的后半夜，突然紧急集合，大队部宣布“敌人扫荡开始，立即转移，行军要肃静快速”。当进入甲子山西部时，队伍恰巧遇上五十七军的巡逻队，把敌巡逻队击退后，天色已亮，大队命令集合队伍,才宣布这是一次实战演习，总结了经验后返回原驻地。在反扫荡反蚕食斗争中，学校经常和敌、伪、顽进行一些战斗，每次战斗都是军事演习的好机会。在战斗结束后，都要深入地进行讨论检查总结,及时表扬战斗勇敢和指挥好的指战员，严肃批评教育畏缩不前和指挥不力的同志，但很少做组织上的处理。事实证明，这种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对训练提高干部和学员，是卓有成效的。

        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是保证教学任务及军事行政任务的圆满完成，保证提高教学质量的决定因素。
        干校、随校均设党的总支委员会，中队设党支部。在干校时，党员不公开，支部小组活动是秘密的，不开支都大会随校党的活动公开了，支部成为领导中队的一切活动的核心，党的组织按时开小组会、支委会、支部大会。会上，广泛地发扬民主，有目的地经常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增强党员的党性，自觉地起模范带头作用，团结广大群众，保证完成教学任务。
        从干校、随校到抗大一分校都很重视党的建设工作，通过一系列细致的工作，把那些够条件的学员吸收到党内来，以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干校每期学员结业时，党员占学员人数一般从刚入学时的百分之二三十，增加到百分之七十到八经十左右。抗大一分校设党委会，各大队设总支委员会，中队设支部。在一九四〇年夏和一九四二年夏，学校先后召开了两次党代表大会，总结部署教学工作和军事行政工作，选举校党委。学校党组织还建立了经常上党课的制度，不断向党员进行党的基础知识教育和遵守党规党法的教育。
        学校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提高在校工作干部和学员的政治思想水平。首先，组织干部及时学习党中央的指示、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和文章，学习重要的军事、政治、哲学、社会科学等方面的理论书籍。如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徐懋庸的《社会科学概论》，陈云同志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修养》等，还听了“增强党性的决定”、“改造我们的学习”、“精兵简政”、“论党内斗争”、“整顿三风”等报告。在学习中，都密切结合当时的政治任务，边学边改，见之行动。其次，严格要求党员干部学习中央党刊《共产党人》、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及其他刊物和报纸。大队开干部会议时，政治处主任常抽考几位干部，要他们当即回答党刊上某篇文章的主要精神，有力地推动了学习。大家都把精力集中在努力提高自己，搞好教学工作，提高教育质量上，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不少干部虽然因长期在学校里工作，一直是连级特遇，不如部队及地方干部提拔得快，但覆少有人不安心工作或闹情绪的。
        学校根重视对学员进行眼苦奋斗团结发爱的教育。那时，在敌、我、顽的三角斗争的怎写环境里，斗争紧报，战斗频繁，流动性大，生活艰苦，学员实行战时供给制，每人每天只有几分钱的菜金，经常是吃不饱，穿不暖，洗险、刷牙多在河边和沟溪边，冬天破冰用水。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的革命热情很高，求知欲望很强烈，学习和工作认真严肃，相互间非常团结。有的同志病了，大家就在生活上加以照顾和在精神上进行安慰，炊事员尽量设法做点面饭或小米饭给病号吃。党员更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有时饭不够吃。自己就少吃，先让别人吃饱；有了艰苦的任务。大家争着去做。真是一个革命的大家庭。早操前后，饭前课前和会议前后，到处可以听到“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用的子孙……的嘹亮歌声。飘荡在广阔的原野，回响在起伏的山峦中。
        每次参加战斗，学校都要进行战前动员和战斗中的鼓动工作，注意发挥干部和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战后还要进行总结。一九四〇年秋准备反扫荡时，第五大队党总支首先发出了评选模范党员的号召。大家积极行动起来。先把随身携带的书籍紧贴字边剪去三边的空白，减轻重量，然后又套缝好棉军装，打好草鞋，备好干粮袋。每人携带武器弹药和其它物品不超过十二斤，做到轻装上阵，运动自如。在和敌人周旋中，虽数次被政包围或遭敌顽夹击。由于准备充分。指挥得当。都能适时转移突围。无一伤亡。这次反扫荡结束后，逐级进行了总结评比，有三分之的党员取得了模范党员的光荣称号。
        在学校内，领导干都不论职务高低，在生活上与其他同志是一样的待遇，个别同志身体残废或有疾病，每月发二至三元的保健费。学员们可随时到干部的住房谈心或反映情况，干部也常到其他同志的住处交谈，毫无拘束隔阂，几年来朝夕相处，同志之间的无产阶级感情是深厚而诚挚的。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三个学校着重抓了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建立好的领导班子和教学班子。干校及随校的领导干部及教学人员中，有少数是红军干部和做过党的地下工作的同志，多数为知识分子，他们大都在延安学习过或在军队中工作过。抗大一分校的科长及大队以上干部都是红军干部，队长也多为红军千部，他们都有丰富的战争经验。政治工作干部中有红军干部，做过党的地下工作的同志以及知识分子，他们不仅有经验，而且大多能讲会写。做教育工作的同志中，较多的是大学生，也有老红军及做过党的地下工作的同志，个别是从旧军队中过来的进步分子，他们的文化水平较高，知识比较丰富。所有领导人员和教学人员都努力学习和实践，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其次是编好教材。三个学校对于备课写教材都很重视，想方设法克服困难，搞好教课质量。担任军事、政治、文化各科的教员，都有专业分工，如政治教育方面，有的专讲社会科学，有的专讲新民主主义革命，有的专讲统一战线。政治教员杜平斋是一位参加革命很早的同志，当了多年教员，他讲的民主革命课，备课充分，讲的纲目，事例请听深刻，密切联系实际，易懂易记很受学员欢迎。教师在备课中，还经常向农民群众、学员以及参加过战年的同志做调查,收集材料，充实讲课内容。课后，教师与学员一起讨论，考察接受程度，听取反映，不断改进教学。
        第三，进行创建评选模范工作。一九四一年，抗大分校开展了红五月运动，事先制定了计划,对干部、党员群众都进行了动员，根据不同情况，提出了有针对性的要求，号召大家创建模范连队、模范学员、模范工作干部、模范学习干部等。这时我们驻在莒南县昔林泉一带的平原地区，每天天刚放亮，值日干部哨子一响，各村即响起了嘹亮的歌声。大家边唱边穿衣服、整理行装，十五分钟内，就排列着整齐的队伍出操了。政治课、军事课、文化课有机地配合进行。班组讨论时，要求发言普遍，抓住中心，联系实际，不同意见可以争论，组长最后作简要小结。领导干部、政治与教育工作者，经常去听教员讲课，参加学员小组的讨论，广泛接触学员，了解情况，征求意见，以便集思广益，搞好教学。学校也经常组织教员互相观摩讲课，以便及时交流推广好的教学经验。对教学效果差的，及时帮助改进。每天晚饭后，各单位教唱革命歌曲，搞体育活动或排练文娱节目，周末晚会开得很热闹。在红五月运动中，真正地发扬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收到了很大成绩。
        第四，注意调查研究，有的放矢地进行教学。中队干部要了解每个学员的出身、成份、入伍前后及来校前的表现停情况，以便有针对性的进行教育和息想工作。对本队各班的武器弹药和战斗力等情况，也要心中有数，以便更好地使用力量进行战斗。大队在开干部会时，领导干部常抽试中队干部对学员各方面的了解情况，并要求当场做出回答。

        军政干部学校不仅是个教育单位，也是一个战斗队。
        我在学校工作期间，曾经历了一九三九年六月上旬开始的四十多天的第一次反扫荡；一九四〇年九月开始的一个多月的第二次反扫荡；一九四一年十月下旬开始的五十多天的第三次反扫荡。在前两次反扫荡中，为便于机智灵活地和敌人作战，基本上是以中队为单位分散活动，学校里的军政干部多数分到中队去帮助工作。一九三九年反扫荡时，我担任一个加强队的指导员。当时，国民党散兵游勇很多，他们三五成群带着武器欺压人民，我们便缴了他们的枪，武装了自已。在这一段时间中，我们和日寇在马牧池、岱庄、万粮庄、合子沟一带进行了捉迷藏式的斗争。由于日寇扫荡，原来的各级旧政权都垮台了，我们便及时派出学员，分别到垛庄、崖子、塘子、高湖、岱庄等乡担任乡长、助理员和乡分队长，发动群众建立了乡公所，拉起了乡分队，扩大了抗日根据地。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老工友李士安，他那时已五十来岁了，在战斗中，他任侦察员，勇敢机智，深入到敌人驻地、敌人行军的路边，数清敌人人数和机枪、大炮等配备情况，搞得具体准确，对我们的斗争，起了很大的作用。反扫荡尾期，从七月到八月中旬，我们这个队围歼了占据鹤头泉进行掳掠的一股汉奸土匪武装，解救了回民南芙蓉清真寺的阿訇及知名人士杨某等。以后，我们又应蒙阴县委李成士的要求，奔赴蒙阴县南，智取了地主汉奸碉堡经堂子，人枪全获，支援了蒙阴县委开展工作。
        一九四〇年反扫荡时，我跟四中队一起行功。一天下年，我们驻防在东蒙山簸箕岭带，侦察员报告蒙阴及临近的日寇，分头向此合击,我们刚准备向南转移，又报南边顽军临沂专员张里元及其控制下的黄沙会反动迷信武装，从南向我们袭来。在此之际，我们当机立断，越蒙阴、临沂两路敌人尚未汇合时，从其中间向北孟良崮快速行军，穿公路时已听见敌人的马嘶了。到达孟良崮时，天已昏暗，我们在山上分散露宿。翌日太阳刚出，日寇值察机就来低空盘旋，我们喝山水，吃点干粮，观察着敌情。下午，山下周围鬼子分路向山接近，把我们包围了。入夜，他们到处点上簿火，喊叫谈笑，得意忘形。我们决定立即突围，队伍避开道路和村庄,顺着陡峭的山崖下来，不知有多少同志跌倒了又爬起来，但是，我们终于悄悄地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这夜。我们翻过一山又一山，足足走了一夜，到达了蒙山南边、费县北部的十八村，隐蔽了几天。其他各个中队的活动，情况随各有不同，但也都胜利地完成了反扫荡任务。
        一九四一年，日寇的反扫荡更加残酷。十一月二十九日夜，我们正在东蒙山隐蔽休息，临沂、沂水，费县的日寇集中大批的兵力前来奔袭。三十日拂晓，战斗打响，我们第五大队掩护着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转移，二中队指导员程克带一个区队，阻击北面的日寇，弹药打光后，又与敌人进行肉搏战。程克抱住了一个鬼子，一口咬下他的耳朵,自己也壮烈牺性了。在这次战斗中，这个区队大部分同志牺牲了，
        但是，他们的英勇战斗延缓了敌人前进的速度，争取了我们转移的时间。五中队队长邱则敏，带一个区队阻击东面的敌人，在战斗中，机枪手不幸牺牲了。邱则敏亲自抱起机枪，向敌人扫射，打得勇敢顽强。最后，邱则敏与这个区队大部分同志也英勇牺牲了，但完成了掩护任务。下午三时许，大队全体人员突围到中蒙山，这就是有名的大青山战斗。山东省战工会秘书长陈明及德国友人希伯，都在这次战斗中光荣牺牲了。此后，第五大队一直在蒙山坚持斗争。十二月下旬，反扫荡战斗仍酣，第五大队奉命带着校文工团、供给部门、卫生部门及伤病员，迁移到莒南县去。要完成这项任务，必须在一夜内行程百里，越过汶河、沂河、沭河，还必须越过青沂公路、台潍公路两条封锁线。二十一日天黑时，我们从佛驻一带出发，这夜天黑无月亮，朔风凛冽，路途难以辨认，虽经几次调换向导，仍走了一些弯路。 天亮时，恰巧走到敌人的两条封锁线之间，队伍只好停在一-条沟渠中隐蔽。这天正是“冬至”，大雾弥漫，十步以外不辨人物，不料黄泥堰汉奸村长发现了我们，立即报告给驻夏庄的日寇。九时许，鬼子赶来武装侦察，打了一会，我们向西转移，鬼子也返回夏庄。不久，他们重新纠集了莒县城等数处的鬼子，齐来夹击。下午三时多，我们正在圣母家村做饭，鬼子的轻重机枪、大炮-齐向我们倾泻，炮弹在附近爆炸。我们留两个中队分头阻击，大部队向西转移。快到西边封锁线的时候，天已黑下来，鬼子不敢动了，我们马上整队东进。虽一天未餐，但大家精神抖擞，越过了有封锁沟的台潍公路，渡过了沭河，胜利到达了莒南县。在这次反扫荡中，第五大队的干部牺牲及负伤各七人左右。斗争激烈残酷，对每个同志都一次严峻的考验，同时，大家也从中学习了战争，锻炼了自己。

        抗大一分校十分注意做好驻地及周围村庄的群众工作。交民运工作团常到十数里外的村庄，发动和组织群众，和村、乡、区民主政权联系，了解情况，帮助工作。全校所有同志每到新的驻地，都首先做好房东的工作，再做周围住户的工作，有的和群众建立了较深的友谊。一九三九年，我们在沂南下佛驻村住得时间较长。房东刘大娘，为人温和敦厚，我们经常和她谈抗战道理，帮助她家担水、扫院子。她的儿媳也带我们补衣袜，洗衣服，关系融洽，亲如一家。我们移防时，大娘恋恋借别，此后我们行军经过这个村时，也常来看望老大娘。一九四一年春，我们驻在莒南县的良店，广泛地开展了交朋友的工作，利用晚饭后找群众谈心，和他们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在我们的影响下，有的知识青年参加我校学习，有的参加了革命工作，当地的抗日群众团体的话动也非常活跃。我们移防后，还互相传进过间好致意的信息。
        学校重视拥政受民工作，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各中队、各单位都有执行情况检查组。每当离开驻地时，就到各房东家中进行检查,看地铺整理好没有?地扫干净没有？门板上好了没有？借物偿还了没有？有无其他违反纪律想象？发现问题，马上解决，凡是我们住过的地方，群众很满意。一九四〇年五月左右，我们驻在尖家庄、瓦子坪一带，蒙阴县的日寇突然窜来袭击，我们分别向北庄，田家庄一带迅速转移。日寇撤退后，第二天我们就派人到原驻地对群众进行慰抚，并妥善处理了我们和群众之间的遗留同题。每逢新年或春节时，我们都和村、乡、区政府开座谈会，征求意见，听取批评，并拜访慰问抗、烈属，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困难。一九四二年春，我们驻在莒南县，积极帮助农民生产，热情地帮助抗、烈属耕地、运肥、锄草、担水、收制、打场、运粮等。耕地时，我们五、六人共拉一只犁，累得汗流浃背，大家还是争着干；运肥时，我们学着推小车，累得气喘吁吁。同志们努力学，用力干，把这些看成是很好的劳动锻炼。
        沂南县南芙蓉村是回民村，我们和该村回民同胞的关系一直很好。他们欢迎我们来驻防，还要我们在清真寺的院子内给学员上课。我们很尊重他们的教规习俗，从不在这个村吃猪肉，偶尔要吃猪肉时，就暂移到邻村去，过两天再回来。我们移驻别村时，他们常来看望我们，向我们反映情况，发生敌情时，就给我们送情报，学校还经常派出宣传组、队到各村刷写抗日救国标语，教唱歌曲，演出街头剧，宣传教育广大群众。一九四〇年夏，第五大队驻沂南县垛庄一带，政治处派宣传演出队到汶河北岸双候镇演出，河对面就是汉奸据点仕郎宅，环境是恶劣的，随时都有战斗的可能，但周围各村来看演出的人还是很多。区中队荷枪实弹，既负责警戒又看演出。由于我们不顾艰险，深入边沿地区做宣传工作，大大提高了群众对敌斗争的觉悟和勇气。
        学校常在驻地召开纪念会、庆祝会或文娱晚会，邀请附近群众参加，军民共乐。一九四一年夏，我们驻在莒南县昔林泉、道口一带，山东的党政军及一一五师的领导机关驻在东边。两个单位举行了文艺会演:一一五师的战土剧团演出了《雷雨》，抗大一分校文工团演出了《阿Q正传》、《李秀成之死》等，表现出相当高的艺术水平。有两次演出，一直持续到黎明，但参加观看的军民始终情绪很高。在两幕间隙中，台下互相“啦啦”唱歌之声，此起彼伏，情景异常动人。
        在国际国内发生一些大的事件时，学校也开大会广泛宣传教育。一九三九年春，八路军山东第三支队送一批干部来校学习,途经太和时，突遭山东顽军头子秦启荣部的袭击，三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和数百名干部战士惨遭杀害。干校闻讯后，在岸堤村外为太和惨案牺牲的烈士举行了追悼大会。会上，政治处主任徐元泉讲话，他激昂悲愤，声泪俱下，参加会的军民皆泣不成声，决心化悲痛为力量，努力完成学习任务，向敌人讨还血债。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发生后，第五大队及时向学员进行了传达讨论，接着又通过各种形式，向群众进行了广泛宣传，揭露了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罪恶行径;要求严惩皖南事变的肇事凶手何应钦、汤恩伯，重申我“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立场。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德国法西斯发动侵略苏联战争后，在背林泉东边召开了大会，山东分局书记朱瑞报告了苏德战场的斗争形势和在国际上的影响，指出我党军民的任务是努力加强提高自己，做好工作，更有效地打击日寇，为反对德、意、日法西斯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努力战斗，争取最后胜利。

        在上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全体教职员和同学们的共同努力下，几年米，三个学校培训和输送了大批干部。其中干校训练千部共三千多人；随校的学员七百多人，编入抗大一分校后结业，抗大一分校在我离校时，共培训干部一万三千人左右。
        军政干部学校培养训练的干部和学员，不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在战争时期，战斗和工作在不同岗位上的同志，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忘我地工作，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曾在干校当过政治教员的徐仲林同志，后到地方担任县委书记，在艰苦的环境中积极开辟工作，在对敌战斗中光荣牺牲。在随校当过政治教员的宋文礼同志，后到报社担任记者，在解放莒县城战役中进行前线采访时，光荣殉职。王博民同志是原干校学员，后留校做党的工作，他在被调到一个地区工作后，在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米新华同志在干校、随校、抗大一分校都任过队长，工作积极负责，对不良倾向敢于批评，他在因病休养时，被混进的坏人暗害。田一亩同志在抗大学习后留校做党的工作，工作肯干，不怕艰苦困难，后转到胶东部队工作，在战斗中光荣牺牲。安征夫同志是红军干部，任过抗大一分校宣传科长，工作认真能干，富有创造性，后到滨北军分区任政治部主任，为了搞好部队、地方武装及民兵的政治工作，夜以能日地工作，积劳成疾，不幸病逝。崔兰亭同志从干校一建立就在这里学习和工作，曾任过大队长，他为搞好行政内务及抓好生活而努力不懈，作战勇敢，后因负重伤成为二等残废，只好离休。类似的事例很多，不再多叙。
        全国解放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条战线上，做出了出色的成就而致身残或献出生命的也很多。现在的幸存者，大都担任党、政、军的较高职务，正在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的建设而努力不懈的工作着和战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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