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在山东的一年（徐向前）
发表时间：2019-03-16 13:06阅读次数：次
山东抗日根据地，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正确领导下从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山东游击战争战略意义重大，那里民枪极多，主要是派干部去。抗战初期，中央多次派干部去山东，同山东地方党的同志一起，领导抗日武装斗争与创建根据地。我和朱瑞同志是一九三九年六月从冀南到山东的，次年六月，中央要我赶回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便离开了山东，在那里只工作了一年。那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民主政权，开展游击战争，统一指挥，巩固与扩大根据地。从当时的情况来说，我们能不能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能不能尽快发展自己、站住脚跟，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是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一
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的三大法宝之一。我们要成功地运用这个法宝，就必须坚持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是党和毛泽东同志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到破裂的痛苦教训中总结出来的一条基本经验。当时在我们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些软弱无能的人，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是什么意思呢?刘少奇同志当时有个分析,所谓“一切经过”，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有抗日根据地，也不会有抗日民主政权，更不会有八路军的扩大与发展，因此，毛泽东同志从抗战一开始，就指示我们要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抗战开始后，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统一战线，首先是限制和反对我们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地位。一九三八年底和一九三九年春，由于我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的迅速发展，迫使日寇在占领广州、武汉之后，不得不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加强对我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的进攻与扫荡。同时对蒋介石实行政治诱降政策，并积极拉拢英、美对国民党劝降。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一派已公开投靠了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一派则消极抗战，积极筹划部署反共，先后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处理共产党实施方案” 等一系列限共、溶共、反共的反动政策，全国范围内的反共事件不断发生。在山东地区，国民党也调整了部署，组织鲁苏战区，任命东北军的于学忠为总司令，沈鸿烈为副总司令。随即于部五十一、五十七军约两万人先后进入山东，抢占了沂(山)蒙(山)、莒(县)日(照)、临(沂)费(县)等重要地区。沈鸿烈也由鲁北进入鲁中山区，抢占了沂蒙山区要点东里店、鲁村一带，进一步扩大实力，对我实行政治展制与军事摩擦。一三九年二、三月间沈鸿烈提出了三个展制我们发展的条件。一是统一划分防线，把我军防线划在津浦路东侧之滕(县)泗(水)宁(阳)地区；二是叫什么枪不离人，人不离乡，统一行动，军不干政，三是经济粮秣统筹统支。于学忠到山东之后，于、沈伙同缪征流、牟中珩等人一起，再次策划限制我们的办法，规定我山东纵队在泰安，徂徕山以西、滕县以北、津浦路以东活动，并限令我鲁南、胶济路以北各支队在几天之内开赴指定地区集结。国民党军政部也直接下令调山东纵队去北宁路作战，限制我向南发展。这些规定与命令的根本目的，就是企图把我党领导的军队限制在一个狭小的不利的地域里，置于他的严密监督与控制之下，不准我们发展根据地，不准我们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不准我们发展军队，只准他们为所欲为。
在这样的形势下，山东的党和军队坚持团结抗战的主张，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一方面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主动和国民党军队及各种地方力量疏通关系，配合作战，争取他们共同抗日；另一方面积极发动人民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扩大我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在我到山东之前，山东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黎玉和张经武同志等领导的山东纵队有两万五千多人，开辟了沂蒙山区和胶东等地的根据地。罗荣桓和陈光同志率领的一一五师一部创建了泰西根据地，后又进入新(泰)宁(阳)费(县)泗(水)边一带，接着向抱犊崮山区发展。还有肖华同志的挺进纵队在冀鲁边一带活动。这些根据地和游击区，是山东人民和我党领导的山东境内各部队进行抗日战争的主要依托。按照八路军总部的指示，我和朱瑞同志到山东组建了第一纵队司令部，进一步统一苏(北)鲁境内我党领导的军队，继续建立与巩固抗日民族统战线，发展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打破国民党顽固派的限制与摩擦，争取更多的独立自主权，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二
竖持独立自主最重要的问题是巩固与扩大根据地，建立与巩固抗日民主政权。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是统一战线，一是武装斗争，再就是党的建设。在同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时，要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在进行武装斗争时，要建立可靠的根据地。根据地内有自己的政权，才能可靠。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直接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几乎遍布全国。山东抗日根据地，同其他各根据地一样，经历了一个建立、巩固与发展完善的过程。从我到山东时的情况看，那时山东还不能算巩固的或较好的抗日根据地。就鲁南来说，还只是一个游击区。主要是政权还没有建立起来。因为没有政权，就不能顺利地筹粮筹款，几万部队的穿衣、吃饭、医药、装备等都不好解决。没有政权也不好发动群众，你在时把群众发动起来了，你走就都散了，象流水一样过去了。当时在山东，除了伪政权之外，还有国民党的政权，县长、区长、乡长都是国民党的人，有的是很坏的。他们不给我们粮，也不给我们款，弄得我们有时吃饭都成问题。蒋介石不给我们，国民党地方政权也不管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建立抗日人民自己的政权。党中央曾明确指示我们要“坚持散后游击战争，坚持自己已有的阵地，发展自己的力量在各方面的优势，争取政权，深入群众工作，与顺固分子坚决斗争”。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山东分局、山东军政委员会，第一纵队和一一五师、山东纵队从上到下，主要的工作试是发动群众，扩大军队建立改权，粉碎日寇的进攻与扫荡。我到山东不久，就带着几个同志到于学忠那里去谈判。谈判谈什么?主要是谈政权问题。于学忠劝我们不要搞政权，他说:“你们抗日，就不要搞地方政权了。你们也搞政权，我这个省政府怎么搞哇!”我说:“我们抗日非得有政权不行。群众要起来抗日，我们要发动群众，没有政权就没有个依靠，没有政权，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你的政权，一不给我们粮款，二不给我们枪弹，连薪饷都不给，我们不搞政权怎么办!”这样争论了两个多钟头，他讲他的,我讲我的,最后也没有什么结果。回来照样搞我们的政权。我们建立政权是搞三三制，注意团结中间分子，把一些开明士绅都吸收到政权中来。象范明枢等人同我们的关系很好，经常往来。
根据当时形势发展的特点，我们建立政权的工作，采取了三种不同的形式。一是在条件成熟的地方，迅速建立人民自己的完全民选的政权。这主要是在鲁西、鲁南和胶东的我之根据地内。一九三九年七、八月间，敌人大扫荡时，国民党的政权都垮掉了，利用这个机会，莱芜、新泰、蒙阴、沂水、临朐、东平、平阴、宁阳、长清、泰安等县先后成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到一九四〇年三月间，全山东完整与不完整的民选县政权已有四十多个。到四〇年底，建立了九十多个县政府，一个行政主任公署，成立了山东省参议会，范明枢任议长，还成立了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黎玉同志任主任委员，实际是行使山东省政府的职权。二是在敌之占领区及敌之巩固区和中心城市，建立两面政权，以秘密方式进行抗战工作。例如在鲁南、胶东以及胶济铁路沿线上，有一些名为伪政权，实际是我们的人。象《平原游击队》电影里说的那样，我们过铁路时，他喊“平安无事哟”，送我们过铁路。我们临走时，把他绑在树上。敌人来了骂他为什么不报告，他就说：你看，他们把我绑在树上，我怎么去很告呀，就蒙混过去了。三是促使国民党控制的政权实行民主化。当时根据抗日战争的需要和广大人民众的呼声，我们要求县、区、乡等各级政权，要能团结各阶层一致抗日；要发扬民主作风，替人民作些善政，反对高高在上的衙门制度，要接近人民，反对贪污；实行减薪，廉洁奉公；要公平负担，免除苛捐杂税，建立正确的财经政策。对于那些平日里作威作福，要粮要草、一味欺负老百姓，在敌人一来时，不但不领导军民抗战，反而自己先溜掉的专员和县长，我们就发动群众把他赶走，成者通过民主选举把他选掉，迪上那些真正替老百姓办事解决困难的专员、县长，区长。
普遍组织抗日救亡团体，是巩固根据地和政权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通过组织和领导各种抗日救亡团体，使我们党和军队同群众的联系更密切，成信更高；相反，使国民党顽固派在群众中更孤立，威信扫地。组织与领导各种群众团体，有利于我们发展扩大统一战线，有利于动员各党派、军队、爱国人士支持与参加抗战，使我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地位更加巩固。一九三九年六、七月间敌人对鲁南大扫荡以前，山东的国民党顽固派把所有的人民抗战组织都解散了，以包而不办的无众基础的官办“群众团体”，代替真正群众自己的组织，然而经不起敌人的大扫荡，形势一严重即销声匿迹，逃的不见踪影，这使山东人民认识到，自己如不组织起来，是不能生存的。从此以后，人民群众又自己机织起来，先后成立了山东全省宪政促进会，鲁南妇女救国总会等群众团体。同时各县、区、乡也都有了群众组织，并且
武装了起来，经常做动员群众参战、配合部队作战的工作。如山东工人支队，在胶济路上经常破坏铁路，打击敌人。泰山自卫团在马家庙战斗中起了很大作用。泰山区的人民，以严密的组织，经常实行戒严，敌探汉奸很难打入那个区域。这些群众组织，对于打击敌人，保卫政权，巩固根据地作出了很大贡献。
三
打破国民党顽固派的武装摩擦，巩固与发展我们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地位。一九三九年秋到一九四〇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全国性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军枪口对内，进攻我抗日根据地。朱德、彭德怀同志曾以总，副司令名义通电全国，反对枪口对内进攻边区，呼吁“全国党政军领袖与各界人士主持公道，痛亡国之无日，念团结之重要，执行国家法纪，惩办肇事祸首，取缔反共邪说，明令取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及‘处理共产党实施方案’，加紧团结，以利抗日”。
山东也同其它根据地一样，不断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与袭击。山东的顽固派中第一是沈鸿烈，第二就是秦启荣。秦启荣是国民党别动纵队第五纵队司令，他是以搞摩擦为职志的人。毛主席在一次同报社记者谈话时专门提到了他。毛主席说:“张荫梧、泰启荣是两位摩擦专家，张荫梧在河北，秦启柴在山东，简直是无法无天，和汉奸的行为很少区别。他们打敌人的时候少，打八路军的时候多。”事实正是这样。在山东从一九三八年二、三月间，在我第四支队组织发动的初期，秦启荣就开始和我摩擦，到一九三九年三月他们就同我们进行更大的武装摩擦。三月下旬，沈鸿烈唆使秦启荣指挥所部、王尚志三千余人，于博(山)益(都)边之太河镇伏击我山东纵队第三支队过路的干部队和少数的掩护部队,杀害我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团长潘建军等以下四百多人。四月下旬又伏击我第四支队。八月上旬，秦启荣在莱芜的雪野地方，乘我第四支队在泰莱公路出击敌人的机会，指挥顽军向我后方合击，使我军民遭受严重损失。八月中旬，在淄河流域又发生了围攻我三四支队达十余天的严重事件。这些就是当时山东有名的“太河惨案”、“雪野事件”和“淄河事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小的摩擦。 山东纵队有一个统计数字很能说明问题。一九三九年六月到十二月，国民党顽固派向山纵所属部队进攻九十多次，杀我军民一千三百五十多名，还扣押我干部、战士近一千人。这就是说，山东纵队的战斗力，半年多就叫顽固派给消耗掉了二千多人，而在这段时间里，山东纵队同日寇、伪军作战二百多次，消灭敌伪四千五百多人，本身仅伤亡一千二百多人。由此可见，顽固派已对我构成了严重威胁，不对他们进行反击，我们的根据地就保不住，无法进行抗日战争。
在反对顽固派的斗争中，我们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针，始终把加强和巩固抗日民族统战线放在首要位置上，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用统一战线这面旗帜，号召民众，组织民众，团结一切爱国抗日的进步士绅，孤立和打击反共反八路军的顽固派。
首先是区别于学忠和沈鸿烈。于学忠和沈鸿烈比较起来，他虽然有时候对我们态度也很强硬，但比沈鸿烈要好一些，同我们摩擦比较少。原东北军的部队中有我们党的一些干部秘密进行工作，万毅同志当时就在那里。沈鸿烈却是另外一种情况，他从鲁西南到鲁西北，再到鲁北鲁中，到处组织反共。他在鲁西北阴谋分裂范筑先与我之合作关系，在鲁北企图夺取我冀鲁边中心根据地之乐陵，限制我向鲁北发展。在清河区唆使当地的国民党部队联合向我进攻。在其进入鲁中地区以后，又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企图限制与消灭人民抗日力量，驱赶我军出山东。此外，他还策动秦启荣等部秘密勾结日寇，订立“共同防共协定”，制造了许多摩擦事件。因此说沈鸿烈是典型的顽固派，必须予以打击。一一五师的同志曾经向党中央提出对于、沈采取不同态度意见，得到中央和毛主席的肯定。后来我们采取的策略就是争取于学忠，孤立与打击沈鸿烈。沈鸿烈是蒋介石在山东的忠实代理人。他一面制造摩擦，一面往蒋介石、何应钦那里告状，今天说我们“不抗日”，明天又说我们“进攻”了他的鲁村，何应钦、白崇禧就在重庆等地发表演讲，说“徐向前不打敌人，专打沈军”云云，真是荒唐可笑。
其次是把秦启荣和其他一些国民党将领区别开来。那时同我们搞摩擦的不只是秦启荣一个人，还有王洪九和张里元等人。王洪九驻地靠日本人的据点很近，很容易同日本人勾结起来，不好武装解决。象他这样的情况，我们采取了警惕他、暂不动他的方针。张里元这个人和王洪九有区别，和秦启荣更不一样，他虽然和我们不能很好合作，但我们到他的防地里，他也不把你怎么样，你路过他的防地去打日本，他也让你过去，对于这样的人采取了尽量争取的方针。至于对付秦启荣，我们大家是比较一致的，非反击他不行。但开始还是做到了仁至义尽的，有一次他指挥部队围攻我们，我们反击他,抓了他一些人，缴了他一些枪，他就派人来同我们谈判。当时我们考虑，缴了他几十条枪，对我们帮助不大，还可能投靠日本人，带着日军和残兵败将来打我们，不如把人放了，把枪还给他，促使他向中立转化，对我们抗日更有利。可是这个主观愿望没有奏效，他在沈鸿烈的指使下，一而再、再而三的同我们搞摩擦，一次比一次厉害，一次比一次规模大。于是，就在三九年八月下旬，山东纵队在鲁中淄河流域组织了反顽战役，主要是一、三、四支队参加战斗。经过几天的连续作战，拿下了淄川、博山以东之峨庄、太格河、朱崖等地，把秦启荣全部击溃，逃到张(店)博(山)路以西去了。我们缴枪两千多支，还收编了他一部分部队。除了这次反顽战役之外，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的其他各支队也在各地区开展了反顾斗争，打击了国民党顾固派的器张气焰。这样一来，我们根据地的范围扩大了，抗日民主政权得到了巩固，使得我们能够更有力地去对付日寇的扫荡与进攻。
四
要在统一战线中执行独立自主的原则，必须发展与扩大我党领导的正规部队与地方武装。按照当时的历史情况，汪精卫已经投降日寇，蒋介石消极抗战，国民党一些高级将领正在酝酿投降，有的已经率部投敌，顽固派不断对我制造摩擦事端，我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如不迅速发展扩大，就不能转变敌我力量的对比。我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就不能从相持阶段进到反攻阶段，就不能顺利克服投降妥协的危机，就不能打破反共顽固派对我之无理镇压、屠杀与武装进攻;根据地也不能发展和巩固，抗日民主政权的存在更无保证。抗战胜利将要付之东流。因此，必须抓紧一切时机，迅速扩大我党领导的军事力量。
由于总部对各个时期整军扩军的正确领导，那时虽然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我军还是不断发展扩大着。但这种发展与扩大，是经过艰苦的整训工作来实现的。从当时山东部队的情况看，一一五师是从红军改编过来的，虽然经过战争的消耗，新成份以及新单位的增加，使骨干力量相对减少，但在部队中老红军的战斗作风、政治工作、行政管理等一套好的传统还保留着。山东纵队是抗日战争初期，从天福山、黑铁山、牛头镇、徂徕山、泰西等地，以山东省委和地方党发动的武装起义的队伍中组建和发展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么短的时间，发展到那么大的规模，担负那么繁重的任务，是很了不起的，这个成绩必须肯定。然而也正是由于这几个因素，使它在战斗作风等方面没能很快达到适应抗战转需要的水平，党的领导的基础——党支部的工作很薄弱;政治工作部门组织上还不健全;各种工作制度还没完全建立起来，军事、政治干部的政治军事理论都很贫弱，实际工作经验也缺乏，军事行动不能保证按计划去完成等，这些都是质量上的问题。数量上也要发展扩大。
我们抓部队的发展与扩大，首先是抓质量上的提高。质量提高了，是不发展的发展，不扩大的扩大。提高质量主要是抓干部的教育与培养。办学校，办教导队，办参谋集调队，在团和支队中办干部轮训班，学习政治，学习军事，有的干都还要送抗大山东分校去培养。我们要求团以上干部，政治方面学习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论，军事方面学习苏联野战条令、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一二九师抗战经验等。下级手部政治上学习共产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社会科学常识、中国革命运动史军事上学习步兵战斗条令典范、游击战争，还要了解日本的战术。能过有计划地整顿与训练，各级干部的军事政治素质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部队战斗力有所增强。在实战中设高部队的战斗素质，是没有列入计划的整顿与训练。那时不断转移，战斗频繁，对都队是很实际的锻炼。每打一仗都注意总结经验教训，让指战员明白胜仗是怎么打胜的，失利是如何道成的。像孙祖战斗，一个支队多一点的兵力，打败四百多日伤军的进攻与扫荡，毙敌二百多人，在当时算是一个不小的胜利。战斗结束后，我们总结了经验教训。大家认为，这次战斗侦察与判断敌情，兵力部署与地形的选择，以及战斗打响的时机都是比较适当的，但由于部队的战斗素质差，使作战计划没有完全实现，没能达到预期的胜利。主要问题是下级指挥员不机动，没有适时的协同动作，通信联络也不好，记号规定不确，错过了三面包围夹击的机会，而在敌人退却时，追击部队又没能适时出动，给敌人造成了逃审的机会。这样的总结，对部队是很实际的教育，对提高部队战斗力极为有益。其次是数量上的发展。积极完成总部交给的扩军任务，根据需要开辟新的建制，扩充工兵、侦察、通信、骑兵等配属单位,及时补充战斗减员，保持部队满员，凡我们尼迹所至，都普遍建立武装自卫团、游击队，做为正规部队的助手与补充。再就是解决军需供给问题。兵员的发展与扩大，需要相当的物资装备，战斗的消耗也需要及时补充，可是当时得不到大后方的一点补充，加之经常处在战斗环境中，克服物资困难的条件是我们最严重的课题。那时无所谓依靠，主要是自力更生。办兵工厂，修理武器，制造弹药。部队的战士很懂得节省弹药、爱护武器，打仗时把弹壳都拣回来上交。粮食、布匹主要靠群众支援。染布没有染料，就用谷草灰染，也有用槐树花染的，颜色不好，但基本上可以做到统一。在那一段时间里发展与扩大部队，主要是解决质量、数量和物资三大问题。在山东军政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由于各部队的积极努力，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山东我军的发展与扩大是比较迅速的。山东纵队三九年六、七月闻部队数量是两万五千多人，到四〇年我离开时，主力和地方基干部队达到了五万一千多人，还不包括拨给兄弟部队去的三万二千多人。一一五师在一九四〇年初是五万八千多人，到九月就发展到七万多人。军队的发展与扩大，成了保卫与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强有力的支柱，进一步加强了我们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地位。
回顾抗战初期山东根据地的斗争，我们深深感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是完全正确的。没有这样。条原则，就没有根据地，没有政权，没有根据地的发展与扩大，也就不会有抗日战争的胜利。
一九八一年八月十三日于大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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