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李贯一）

        沂水县位于沂蒙山区腹地。远在二十年代，沂水县就有了党的活动。一九四0年初，在党的领导下，迎着抗日战争的烽火，沂水县诞生了历史上第一个人民政权——沂水县抗日民主政府。她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成为全国解放后历届沂水县人民政府的前身。建立沂水县抗日民主政府的战斗历程，充分证明毛主席关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正确论断。

        一九三六年冬，我担任沂水县一区乡农学校的校长。兴办乡农学校，是当时国民党山东省政府韩复榘的主张。其主要目的是集中青壮年，首先是地富子弟，进行军事训练和乡农知识教育，名曰“防匪防盗，维持治安”，其实是保护地主阶级利益，维持国民党地方政府的统治。该校先后办四期，每期半年，学员六十人。按照规定，学员来校时必须带枪枝。那时地富手里有的是保家枪枝，有些学员甚至带长短两枝枪来校。
        世界上的事物千变万化，有些事物往往会走向它的反面。在乡农学校学员中，固然有不少地富子弟，但多数是青年知识分子，敢于接受新事物，其中也不乏爱国有志之士。一九三七年“七七”事交后，全国掀起抗日教亡高潮。消息传来，大多数学员慷慨激昂，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坚决做中华子孙，不做亡国奴!”那些充满激情的抗日歌声，如“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教亡!”“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响彻校园。有些青年如刘邑周、武克谦、牛兰荪等几个要好的朋友(也是一期学员)，经常在一起研究如何抗战问题。这时听到外地有抗敌后投会的组织，我们在学员中也组织起一个“抗敌后援会”，由我任主任，武克谦、刘邑周、刘寿年分任宣传、军事、募集等部长，自动捐款寄往前方。不久，敌人占领平津，并继续南侵。这时人心慌慌，议论纷纷，大家都感到“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手无寸铁，光凭捐款是不足以挽救国家危亡的。开始意识到要想保卫祖国，就必须拿起武器，从而有了组织武装的酝酿和要求。我们分析组织武装的有利条件是:有四期毕业的同学，他们都有枪枝和弹药，加上县府原发的三十枝枪，就有几百枝。经过酝酿，很快就拉起了一部分武装。
        这个武装从开始组织，就是以抗战为目的的。因而，大家考虑必须找一个真正抗战的后台，不然拉起队伍来，也不会有出路的。那么究竟找谁呢?国民党是那样的腐败无能，大批军队不战而退，全国上下，一片混乱，我们目睹的沂水县也是如此。大批溃军，经常败退过境，除了抢掠老百姓财物，就是把日寇宣传的神乎其神，无法抵挡,散布亡国论。县长孙桐峰闭口不谈抗日。他巧立名目，搜刮民财，贪污自肥，骄奢淫逸,每天有一多半时间吸鸦片。他贪污全县教职员半年的工资，装了一腰包钱，又讨了个小老婆。听说鬼子要占沂水城，他早就偕妾携银逃之天天，躲到埠前庄大地主刘立生家吸大烟去了。大量事实证明，依靠国民党是不行的。在这同时，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为了北上抗日，“西安事变”共产党不计前仇，主张释放蒋介石促成国共合作也是为了抗日;共产党、八路军，保卫祖国抗战到底的决心已传遍了祖国大地。在这中华民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时候，凡是不愿当亡国奴而愿抗战的爱国志士，哪一个不向往着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
        我当时是一个不满于旧社会的青年，学生时期曾参加过学生运动，革命军北阀时期参加过农民运动，平素愿和一些主持正义的人们接触，所以在我交结的朋友中，有不少是地下共产党员，邵德孚同志就是其中很要好的一个。邵德乎同志是沂水县马荒村人，是沂水县党组织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一九二六年，我在沂水县立中学读书，他就在附属小学任教。后来我在济南师范毕业，到旧沂水县府教育科任教育委员，他在瑞麟小学任教。我们多年来志趣相投，交往甚密，经常同床共眠，彻夜长谈。一九三二年六月邵被捕，关押在国民党山东省监狱，已经四年香无音信。
        正因为有以上的情况，我对依靠共产党、八路军进行抗战的愿望就更为强烈。但这时沂水县的天下还是国民党的，八路军还没有伸展到这里，共产党员还处于地下活动，向哪里去找?怎么找法?感到十分茫然。正在欲进不能，心情十分焦躁的时候，一九三七年的秋天，我在西关街碰上了于松泉。于松泉是沂水城西门里人，家中开店，曾经因共产党嫌疑被捕过。他把我叫到一边，低声说:“邵德孚解到沂水监狱来了，他托人捎来口信，很想见见你!”我一听此讯，兴奋看极了。那时孙桐峰的秘书叫范敬斋，我跟他私人关系还好，通过他，又通过一个姓张的监狱长，才允许我到监狱里看望邵德孚同志。
        旧县府驻在西关，它的东面是县警察局，中间有个大门，进大门走一段弯弯曲曲的胡同，才步入县监狱的深宅大院。邵德孚同志被单独关在一间屋里。在我的记忆里，邵德孚同志的身体是很魁梧的。他经常穿着灰布长衫，戴着鸭舌帽，帽沿下是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五官端正，前额宽闲，眉宇间透着一股英俊、严肃和刚毅的气质。四年多的监狱生活，却使他的身材修长，稍微有点儿佝偻，面色清癯、憔悴，头发和胡子老长。他当时虽不过四十左右，却显得苍老多了。但他的目光仍然是敏锐的，一眼认出了我，马上站起来，让我到炕上坐下。我们紧紧握手，热泪盈眶，千言万语竟不知从何说起。由于狱方种种限制，这次会面我们不便多谈。我只向他简述了自己四年来的情况。当我谈到要拉武装时，他忽然睁大了眼睛，眼里闪出兴奋的光彩，忽地站起来，拍着我的肩，低声说:“好!好!贯一，你做得对!要抗日！就一定要拉武装”
        回校后，我当即与要好的几个朋友和学员商量，并将邵德孚同志鼓励我们拉武装的问题说了一遍。大家都非常高兴，就在原有的基础上，又调集一部分学生，人数增加到一百五十多人，编为四个排。由刘邑周、牛兰荪、王起升、于松泉分任排长。
        我们这支武装拉起来之后，番号该叫什么?隶属如何?怎样参加抗战?这一系列重大问题，感到都有与德乎同志商讨的必要。因此，我又第二次探监。这时形势吃紧，人心惶惶，监狱对邵德孚同志的看管也比较松弛。我直接找到那位姓张的监狱长，他满口应承。我到了狱里，向邵德孚同志汇报了几天的情况，他频频点头，喜形于色。这次，他集中地谈了武装斗争在革命斗争中的意义。他精神振奋，声音清晰，说到激动之处，又带出他年轻时谈吐中经常带出的“老子”一词。他说:“你想想，抓我那天，去了两个警察，就像两个干巴猴子，可是他手里握着两枝枪，老子赤手空拳，就得跟他走!你说抗战，要是没有枪杆子，等着当亡国奴就是了!贯一，我告诉你，将来，总有一天，我们要建立一个民主政府。为了这天早日到来，我们现在就要抓枪杆子!对!非抓枪杆子不可!”接着，我们商量确定以下几个问题:一、这支武装是以一区乡农学校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番号即定为“沂水县抗日游击队第一中队”，以避免旧政府怀疑。二、要制定几条纪律。三、在“旧县政府的大腿上搓麻线”，名义上隶属于旧县府，争取他供应枪弹给养，实际上保持抗日独立自主性，不受旧政府约束。四、要抓紧撤高乡农学校，防止被县大队缴械。最好到山里活动，扩大武装，准备打鬼子。接着，他谈到毛主席在井冈山总结农村包围城市的经验，谈了抗战形势和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最后，他说:“坐牢，杀头，我都不怕!但我想出去参加抗战，你能设法保我出去吗?”
        走出监狱，我就到旧县府找到县长孙桐峰和范敬斋，我说邵德孚有病，能不能“保外就医”，让他出狱治病，出了问题由我担保。孙桐峰答应可以斟酌。

        乡农学校设在县城一个叫做“考场”的地方。和邵德孚同志谈的第二天，我们就关闭了乡农学校，拉着队伍进驻玉皇阁。这王皇阁是座落在沂城东岭上的一座庙宇，大厦和厢房都几十间房子，地形很好，如遇意外，既可以守，也便于撒离。在玉皇阁，我们正式宣布:“沂水县抗日游击队第一中队”成立，我任中队长。中队宣布了三条纪律:同心抗日，听从指挥；不打人不骂人；不抢民众的财物。从此，沂水县第一个抗日游击中队就建立起来了。事后，我向孙桐峰作了“汇报”。出乎意料，他当时没有提出什么异议，还对以后的给养供应问题作了一般的安排。
        我们在玉皇阁住了几天，就把队伍拉到城西北的石良。不久，听说蒙阴城的鬼子，要打通泰石路，占领沂水城。全队成员，都要求到西面去堵击鬼子。我们又把队伍拉到崔家峪西南的黑碗村。黑碗村西面不远就是摩天岭。这摩天岭地势险要，是敌人打通泰石路、进犯沂水城的唯一通道。我们到黑碗村刚住下，不料邵德孚同志也来了。他真的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出狱了。一见面，邵德孚同志就笑呵呵地说:“我害的不是别的病，是‘抗日病’，听说你们要在摩天岭堵击鬼子。特来助战！”接着。他分析说“你们这支游击队，多数是青年知识分子，其中不少是地富子弟，缺之战斗经验。在摩天岭跟鬼子碰一下是可以的，但要相机行事，适可而止。游击队嘛，要游而击之，看准机会放几枪，看事不好就溜掉！这是你们出师第一仗，打好打坏对全县都有影响哩!”一番话，使我几天来发热的头脑，冷静些了，开始觉察到这次行动带有很大盲目性:从蒙阴城来多少鬼子?敌人作何部署?我们根本不摸底。为了使这次战斗打得更有把握，我当即派两个人到下位和坦埠一带侦察。这时邵德孚同志要到泰安去。我估计是去接关系，不便多问，便给他一辆自行车和路费，送他走了。
        第二天中午，侦察的同志回来说，有两汽车鬼子，已经到了坦埠。我迅速集合队伍，到摩天岭东坡埋伏下来。下午两点多钟，两辆汽车急驰而来。离摩天岭大约半里多路，汽车速度稍慢，看得清第一辆汽车上插着太阳旗，每辆车上不过一二十个鬼子。平常有些队员咬牙切齿要打鬼子，现在鬼子真的来到面前，他们却沉不住气了，没等下命令，也顾不得瞄准，就砰!砰!砰!开了一通枪。鬼子一听枪声，汽车骤然而止，在车上架起机枪，向我们猛扫过来。许多鬼子跳下车，拉开队形，在机枪的掩护下，向摩天岭冲来。密集的子弹，从我们头顶上呼啸而过。大部分队员，因为初上战场，都很慌张。我想起邵德乎同志临行时的叮咛，知道再坚持下去是危险的。立即命令“撤!”一直撤退到几里外的牛家坪。后来听说鬼子攻过摩天岭，扑了空，把岭下花峪村儿几十户老乡的房子烧了，也没敢再向沂城进犯，就折回蒙阴去了。
        现在回忆摩天岭堵击一事，颇感幼稚可笑。但在当时，却是沂水县人民向入侵日寇打的第一枪。一支刚成立的小小游击队，敢于向凶恶的日寇开第一枪，这在沂水县是有点历史意义的。
        有了第一枪，就有第二枪。日寇由泰石路进占沂水的阴谋未逞，又从临朐沿沂青路进犯沂水。行至道托南岭，与国民党四十军龙炳勋部遭遇。庞部一触即溃，伤亡修重。日军占领沂城后，骄横时，常有小股敌人在沂青路往来。这时我们住在武家洼一带。一天，我们侦察到鬼子辎重部队的几辆马车和十多个鬼子，沿沂青路由北往南面来。我就派两个排，埋伏在三山官庄北岭。等敌人走到韩家渠河滩时，瞄准射击，当即毙伤鬼子三名，缴获辎重车一辆，这是入侵日寇在沂水县土地上第一次受到打击。鬼子恼羞成怒，他们听汉奸说这是我领着游击队干的，当天就窜进七里堡村，把我家房屋全部烧光。      
        第二枪的胜利，使全队人心大振，打第三枪就更壮胆了。这期间邵德孚同志又多次跟我见面。向我口授了游击战十二字歌，叫做“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进。”一九三七年初冬的一天，据侦察人员说，沂城的鬼子要调防，前去支援台儿庄战斗。当天晚上，我们编成三个战斗队，分别涉过沂河，向沂城的南门、西门、北门同时进击。这时鬼子只剩下一个中队，正在整装待发，一听三面枪声大作，恐遭包围，丢弃大批物资，仓皇逃离。我们进占沂城后，缴获了敌人丢弃的大批食品、服装、毛毯、炮弹。第二天，我们许多队员走在沂城的大街上，谈笑风生，说:“鬼子也有怕我们的时候呀!”
          短短几个月，打了鬼子“三枪”，初获战果，无一伤亡，而且纪律严明，我们中队在全县人民中有了威信。老百始说，第一中队才象个抗日的样儿。我们所到之处，村里群众主动腾房子，做饭来，供我们食宿。许多爱国青年，纷纷来投，全中队迅速发展到二百多人。
        我们一中队抗日救国活动，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也引起旧政府的怀疑和敌视。鬼子撤离沂城半月后，孙桐峰摇摇摆摆回城了。他从外地调来三、八两个中队，监视我中队，处处限制我们的活动，阴谋缴我们的械。为防备万一，我们主动撤离沂城，到城西龙家圈、杨家庄子一带暂驻，跟旧县府暗自对峙。一天，我找邵德孚同志商量:“我看咱们趁此机会，将孙桐峰轰跑，自成政府，也好甩开手抗日”邵德孚同志说:“旧政府不抗日，必将垮台，毋庙置疑。但成立抗日民主政府一事，目前条件还不成熟。一是群众没发动起来，我们游击队没有在工农民众中扎根;二是八路军主力没过来，我们腰杆还不硬;三是我们游击队战斗力薄弱，不一定是孙桐峰的对手。”他提议，先把队伍拉到距城十多里的诸坞一带整训。
        一九三八年春，队伍来到诸坞整训，由邵德孚同志主持，历时两个月。当时还处于地下活动的沂水县委，特派了几位党员前来协助。诸坞集训，是我们这支游击队一次历史性的转折，它由党影响下的一支带有自发性的地方人民抗日武装，开始转变成党直接领导下的一支地方人民抗日武装。整训内容主要三个方面:一是向全中队进行抗日政治和军事教育。邵德孚同志讲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教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八路军军歌》等革命歌曲。二是改变游击队的成份。原乡农学校学员，多数表现不错,但其中有的地富子弟,怕死怕苦，自由散漫，发牢验，说怪话。我们对这些人讲明，抗日救国，自觉自愿，来去任凭选择。与此同时，我们又吸收大批有志抗日的贫雇中农子弟。集训期间，全中队扩大到三百余人，其中农民成分占百分之八十以上。三是在中队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整训结束不久，即一九三八年五月，经邵德孚同志介绍，我被接受入党，同时入党的还有武子服等人。此后，我担任中队第一任党支部书记。经过整训，全队精神面貌一新。生机勃勃，充满了青春的战斗活力。那时我们虽然吃的是租煎饼，穿的是土布衣，睡的是草铺，但每当晨暖微露或夕阳西照的时候，在我们的宿营地上，就响起了一阵阵沸腾的歌声:“铁流两万五千里，直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
        随着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开辟抗日战场，建立根据地，全国出现了汹涌澎湃的抗战高潮。沂水县抗日形势也大大改观了。孙桐峰弃官逃跑。国民党六十九军石友三部进驻沂水，委派了刘达人当县长。石友三和刘达人虽然都是假借抗日之名的顽固派，但刘达人的政治处里，却有我们地下党员，如张健、周鸿恩、夏明、王永才(系红军干部)、杨刚(张经武同志的爱人)等。同时，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也进驻沂水岸堤一带(现划归沂南县)后又移驻王庄。当时山东分局负责人是郭洪涛，山东纵队司令员是张经武，政委是黎玉。在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的直接领导下，八路军驻沂水办事处也建立了，负责人是邵德孚。沂水县委也开展了秘密活动，县委书记是刘建巾。紧接着，山东省抗日总动员委员会也到达沂水，负责人有李澄之、范明枢、刘民生、杨希文等。为扩大抗目民族统一战线，由山东分局提议，驻沂水国共双方党政军民各界人士，召开了扰战动员大会，山东分局统战部负责人赵笃生代表山东党组织讲了话。他慷慨陈词，影响很大。
        为了扩大主力都队，山东纵队决定在袁家城子一带，发展四支队六大队，并从我中队调去骨干队员三十人，带走步枪三十枝。这是我中队第一次向八路军主力部队输送力量。嘴喊抗日，心杯鬼胎的刘达人，对此事甚为不满。他假借改编集训之名，妄图吃掉我们中队。这时我们中队里党员已发展到十多人，有了一个坚强的党支部，实际上是在沂水县委和八路军驻沂水办事处直接领导下的一支人民武装。这样一支武装，岂能让刘的阴谋得逞！根据县委和办事处指示，我们立即开进了山里。不久，石友三部调防黄河北，刘达人也随之而去。国民党三专署专员张里元委派孔庆铭任沂水县长，他上任后还是抓武装，改编县大队。这时我们中队已发展到五、六百人，编为两个背，刘邑周任一营营长，牛兰荪任二营营长。我们的实力已超过孔庆铭。我请示上级，想趁机把他干掉。邵德孚同志转告说，事关党的统战政策，分局统战部负责人郭子化同志不赞成。在谈到成立沂水县抗日民主政府时，邵德孚同志说:“地委和县委研究过，现在形势很好，成立我们自已政府已为期不远了。你们中队要在农村和山区扎根，在开展对敌斗争的同时，发动群众，做好民运工作，建立自己活动的根据地，形成农村包围县城之势，迎接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最后，他笑着说:“中国有句俗话，水到渠成嘛！”从此，我们就离开县城，一直在城北、城西、城南的农村和山区活动，还用各种形式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帮助群众干农活，发动各乡村建立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对那些不抗日而又欺压老百姓的乡保长，就发动群众把他赶下台，由抗日群众组织取而代之。这时，各区都建立了形形色色的小股游击队，愿意抗日的，我们就疏通关系，把它收容，为非作歹的，我们就缴械，对于那些混水摸鱼、残害百姓的土匪武装，我们就坚决消灭。道托东面有一股三十多人的土匪武装，自封抗日游击队，其实奸淫抢掠，无恶不作，成为地方上一害。我们在明情况后，派一营长途奔袭，把它全部消灭在大圈村。不久，孔庆铭滚蛋了，又换了刘瘦岑任县长。这人不仅反共出名，而且搜刮民财有方。他上任后，在全县比较重要的乡镇上设了三个办事处。每个办事处下面还设个征收处，对农民横征暴敛，大发国难之财。我们派出小股武装，把它的办事处也一个个收拾了。在收拾朴诚峪那个办事处和征收处时，还缴获两把匣子枪和几枝步枪，并将其征收主任周诚甫俘获。这一期间，我们始终活动在全县广大农村，并且在诸葛、葛庄、王峪、崔家峪、泉庄、院东头、四角泉、南墙峪一带山区建立了根据地。这一带的大多数村子都有了党组织，普遍建立了抗日群众团体，乡村政权已全部控制在我们手里。
        一九三九年春，日寇重占沂水城。刘瘦岑带几个人，龟缩在沂水西南边陲，成为名存实亡的“流亡政府”了。此时我们中队已发展到近千人，正式宣布同旧政府脱离了关系。一九三九年底，鲁中军区决定，将我中队改编，命名为“八路军沂蒙支队”，并从主力部队中抽派出一批干部到支队任职，组成了支队党委，任命刘怀文同志为支队长，李志南同志任政委，我任政治部主任，沂蒙支队下属三个营直接由二军分区领导，活动范围暂定在沂水县，仍算作一支沂水地方抗日武装。
        在宣布八路军沂蒙支队成立时，邵德孚和江海涛同志起草了《八路军沂蒙支队抗日宣言》。战士们换上了八路军军服，真是人人称心，个个喜悦。支队成立后，斗志旺盛，屡经战斗，越战越强，特别在胡家庄战斗中，我们大显身手，名扬全县。
        日寇二次占领沂城后，沿公路线下伸了一些据点。国民党五十一军于学忠部驻在城北一百多里外的圈里、崖庄一带。全县三分之二以上的广大农村为我根据地和边沿区，形成三角相持的局面。鬼子同顽军互不侵犯，却视我根据地为眼中钉，经常扫荡骚扰。一九四O年春，沂城鬼子出动一个小队，连同汉奸近二百人，妄图通过城西南二十余里的胡家庄，向我根据地崖上崖下一带窜犯。我沂蒙支队决心消灭这股敌人。将三营和支队警卫连埋伏在胡家庄的南山和北岭上，布置一营、二营在两翼警戒打援。敌人在胡家庄抢掠一阵窜出后，果然进入我伏击圈内，遭我猛烈袭击，伤亡惨重，复退入胡庄。我伏击部队冲下山来，跟踪追击，同敌人在胡家庄展开港战和肉搏战，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除极少数敌人逃窜外，其余均被我歼灭。缴获鬼子歪把机枪三挺，步枪多枝，弹药一批。二连战士武继奎，个高力猛，从屋顶上跳下来，拦腰抱住一个鬼子。这是我们第一次捉住的一个鬼子。群众看到这个俘虏，高兴地说:“都说鬼子厉害，还不就是这个熊样!”

        一九四0年初春的一天，二地委书记王子文和地委委员邵德孚同志来到我沂蒙支队宿营地四角泉，对我说，经县委和地委研究决定，并经鲁中区党委和山东分局同意，决定成立沂水县抗日民主政府。接着，由沂水县各级抗日群众组织和各界人士，推选了三十五名参议员，在鲁中区党委驻地孙祖召开了沂水县参议会。会上选举邵德孚同志为参议长，选我为副参议长（因我有战斗任务，未出席会议）。并选举江海涛同志为县长，决定于九四口年二月十七日在卞山顶召开沂水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大会，要我代表沂蒙支队，并以副参议长身分前往参加。两年多为之战斗的心愿即将实现了，我们心里充满了兴奋和喜悦。
        卞山顶位于沂城西北七十余华里。这一带群山起伏，谢崖林立，卞山居群山固林之中，绵豆五华里，海拔约五百公尺。山坡上悬崖峭壁，树木葱郁，但山顶上却形成一块五百出亩面积的平整整的肥沃土地。这里坐落着一个百多户的山村，群众基础好，容易封锁消息，我党政军机关经常在这里督驻或落脚。
        二月十七这天，正是农历春节除夕。黎明时分，人们就起来除旧布新，打扫庭院村街。大会会址就在村西树林里。一切从简，没贴标语，没打锣鼓，也无任何礼仪形式。参加会议的有二专署代表，部分县参议员、县抗日群众组织代表和即将任职的新县府工作人员，加上村里自动前来的老乡和孩子们，不过一百来人。会议由邵德孚同志主持，他首先讲了沂水县民主政府成立的经过和意义，宣读了即将向全县发布的“沂水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布告”。接着，县长江海涛讲了新县府施政要点，宣布了工作人员任命名单，最后，各界代表讲了话这次大会虽然简单而短暂，但历史意义却非常重大，它宣告了国民党沂水县政府的垮台，在党领导下崭新的沂水县人民政权的光渠诞生。从此，沂水县抗战救国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沂蒙支队在战斗中不断成长壮大。一九四O年秋，鲁中军区决定将该部升为主力，改编为二军分区一支队一团。根据工作需要，第一任县长江海涛同志调出，我被调任沂水县县长，从而结束了三年多的部队生活。这时由县委书记王翰卿，组织部长武杰，宣传部长赵涤尘，民运部长王同庆，公安局长郭宜春和我，组成了沂水县委。在县委的领导下，新县府的工作虽然是多方面的，但中心任务是发动群众抗日，围绕这个中心，我们动员群众空舍清野进行反扫荡，开展大生产运动，实行“二五”减租，组织民兵、儿童团，动员青年参军参战......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很大成绩。
        沂水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全县人民欢欣鼓舞，日伪顽恨之入骨。鬼子在沂水城成立一个伪县府，委派汉奸牛先元当了县长。国民党旧县府刘瘦岑尚存的一小撮人，暗中勾结鬼子汉奸，对新生的人民政权下了毒手。
        一九四0年春末，县府和县委驻在西郭庄，我和邵德孚同志带领沂蒙支队一个警卫连驻在东郭庄。这天夜里，刘瘦岑纠集土匪武装二百多人，沂城鬼子五百余人，从东西两面，向我东西郭庄长逾奔袭、夹击，把我们包围了。战斗打响后，由于我们事先缺乏准备，又加上寡不敌众，只好且战且撤。天亮后虽然突围出去，撤到了碌轴岔，但却吃了亏，宣传部长和县府机关十多名同志，不幸牺牲。
        这次血的教训告诉我们，政权必须用枪杆子来保卫。经县委研究，我们迅遗采取三项措施:一是提升部分区中队，充实县大队，由我兼任大队长，王翰卿同志兼任政委，加强对敢武装斗争，保卫根据地，保卫抗日政权。二是健全和充实敢工部，由我兼任敢工部长，建立情报网，做好对敌情的侦查和对敌人的分化瓦解工作。三是在县公安局成文便衣短枪队，展开锄奸工作。县公安局长郭宜春同志，非任便衣短枪队队长。郭宜春同志系潍坊人，一九三一年入党，是从八支队调来的。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当时的锄奸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便衣短枪队经常插入边沿区和敌占区，把许多手段狡猾险恶、罪行累累的汉奸特务给收拾了。
        一九四O春，鬼子在黄山铺安下据点。这村有个外号叫韩二狗子的家伙，原以打狗卖肉为生，后来当了便衣汉奸。一九四一年秋，鬼子对我根据地大扫荡，我县妇救会张赛同志和村里许多妇女一起，被汉奸围困在碌轴岔村，被韩二狗子认出，当场撕下她的假髻，押往黄山铺。幸而在途中被开明绅士张舍东先生发现，通过关系把她营救脱险。不久我便衣队就潜入黄山铺，趁赶集之机,将韩二狗子击毙。每除掉一个坏蛋，我们就在边沿区和敌占区张贴布告，散发传单，打击敌人气焰，长我根据地人民志气，减少敌人耳目，清除根据地隐患。
        鬼子汉奸妄图搞垮我抗日民主政府，其手段是狡猾多变的。一九四O年底，他们又利用了大刀会进行破坏活动。院东头西面桃科村大刀会会员张恒志，暗中投改后，沂城鬼子光兵队派他潜入我根据地中心区南墙峪，假借恢复和发展大刀会为名，同反动道会门勾结，拉起了二百多人的一支武奖。扬言“受命于天，消灭共派神灵附体，刀枪不入。在一个叫“当阳柱”的山上升起了大刀会旗与我民主政府为质，当时驻在沂市县的鲁中军区闻讯后，派一名通讯员到我县府了解情况。这位同志地形不熟，误经当阳柱下,不幸被大刀会俘虏。这伙灭绝人性的家伙。把他绑在当阳柱崮顶一棵大树上，用刀子零割了，其惨状目不忍睹。我县大队立即请二军分区配合，采用包抄战术和政治攻势，一举将这股假借大刀会之名的汉奸武装彻底歼灭。
        回忆当时的情景，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盘据在圈里、沙沟、崖庄一带的国民党五十一军，早就对我抗日民主政府虎视耽耽，因而趁我平息大刀会之机，突然进军，不仅把我二区和三区的根据地大部占领，而且向我泰石路南节节通进，驻在摩天岭西面朱位的反动地主武玉生，也在五十一军牟中珩指挥下，纠集三百余人，号称“沂蒙队”，活动于摩天岭西部地区，与我抗日民主政府为敌。加之沂城和黄山铺敌伪经常扫荡、蚕食，使我县委县府处于四面包围之中，形势极为险恶，为保卫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府。一九四一年秋，鲁中军区司令员王建安，二军分区司令员胡奇才，亲自率领三个团进军下位一带，迫使地主武装武玉生退缩朱位，逼迫牟中珩部龟缩正王庄不敢妄动，一场有名的反顽斗争在沂水县开始了。我县大队和四个区中队均进驻摩天岭一带，配合主力作战。一天，王建安司令员找我去汇报情况。当汇报到五十一军的情况时，建安同志说:“五十一军假抗日，真反共，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次一定给它一个严重打击,叫它知道我八路军不是软弱可欺的。”
        在两位司令员的指挥下，我主力部队首先把朱位武玉生匪部包围了。经过两天激战，把它彻底消灭。接着我军乘胜攻击王庄，牟中珩见势不妙，星夜逃窜。我军攻克王庄后，兼程北上。顽军节节败退，我军步步追击，一直打到蒙阴附近。就在这关键时刻，日寇纠集五万之众，对沂蒙山区进行大扫荡的消息传来，我主力部队迅速投入了一场更艰险，更残酷的反扫荡斗争。

        侵略山东的日寇，一直视我沂蒙山抗日根据地为心腹大患。它纠集临沂，莒县、泰安和胶济沿线各地鬼子汉奸，总兵力达五万余人，分别于一九四一年秋和一九四二年秋，以沂水县为中心，实行空前规模的大扫伤。所用战术是“铁壁合国”和“拉网合围”。他们以密集的兵力，从四面八方进行，将我抗日军民压缩在最小的范围内，妄图一网打尽。敌人所到之处，实行抢光、烧光、杀光的“三光”政策。村村墙倒屋塌，烟火滚滚，被害群众，尸横村头，血迹斑斑。逃难的乡亲，拖男带女，携老扶幼，露宿山沟。老人呻吟，孩子哭叫，妇女泣不成声。我沂水大地，一片惨状，令人心碎!
        在严酷的斗争面前，我们县委、县府、县大队和区中队，根据二地委和二军分区指示，化整为零，疏散活动，各自为战。有的一二十人组成战斗小分队，有的几个人组成战斗小组，有的分散到群众中，和群众一起实行“清室空野”，拖藏战备物资。我们利用熟悉山区地形和其它有利条件,同敌人兜圈子，转山头，捉迷藏，出敌不意，打击敌人。有一次，我们十几个人的一个小分队，埋伏在盆山，用伏击的办法，消灭了匡庄据点里出来扫荡的敌伪三十余人。
        “疾风知劲草，烈火识真金。”鬼子的两次大扫伤，对沂蒙山区的每个共产党员和抗日干部，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他们信心百倍，坚持斗争，宁死不屈，不怕牺牲。二区诸葛乡乡支部书记武善同，因叛徒告密，被敌人抓去，受尽酷刑。为了保护党内秘密文件，他设法将鬼子引到小崮顶，踢倒一个鬼子，抱住一个鬼子，跳下悬崖，壮烈牺牲。王庄有户以卖烧饼为生的青年夫妻，略施巧计，用镢头砸死一个鬼子，缴获“三八”大盖枪一枝。他俩连夜弃家持枪参加了区中队。
        回忆这段斗争的历史，我深深地感到，沂水县抗日民主政府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也是用枪杆子保卫住的。当年为建立和保卫沂水县第一个人民政权，我们党政军许多优秀的干部和战士和沂水县的广大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许多同志在斗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上面提到了几个，但何止这几个呢!真是成百成千!在这里我特别怀念刘怀文同志。他是枣庄人，贫农出身，早在抗日战争前，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后，组织抗日武装，在战斗中屡建功绩。我队改编为八路军沂蒙支队后，他任支队司令员。他那种谦虚谨慎、和蔼可亲的好作风，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坚定立场，使我十分钦佩。一九四一年秋反扫荡中，他在沂水县金泉区崮堆村，与敌人遭遇。为了掩护我军后撤，不幸壮烈牺牲，年仅三十岁左右。多少年来，我每念及到他，莫不潸然泪下。我还特别怀念王永才同志，他是江西人，雇农出身，老红军干部。调来沂蒙支队担任营长时，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一九四0年秋，在沂水梭峪遭遇战中，为掩护战士们退却，壮烈牺性，年仅三十岁。一个红军干部，爬雪山，过草地，又从延安转战到沂蒙山区来，把鲜血洒在了沂水大地上。每当我怀念起这些先烈，心情就十分难过，我经常想这样一个问题，沂水县只是全国几千个县市当中的一个，为了民族生存，国家兴亡，就有几千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我们祖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浸透着多少优秀中华儿女的鲜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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