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三一年春天，我从故乡鲁西南的菏泽来到临沂城，准备报考临沂银雀山下的省立第三乡村师范学校(简称临沂三乡师)。早在一九二八年，我就在菏泽地下党的领导下，办农民协会，进行打倒土豪劣绅的革命活动。不久，这一带的农民协会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领导农民运动的同志被通缉拿办，我自然也是他们追捕的对象。从此，我在家乡一带无法继续活动，就跑到鄄城县，找到在县立师范任校长的同乡桑平伯。他很同情我，便写信介绍我到临沂三乡师去插班学习，因为他和该校校长曹香谷有段旧的交谊。于是，我便餐风宿露，跋山涉水，来到鲁南重镇——临沂城。
我到临沂后，找到三乡师校长曹香谷，交上桑平伯写给他的信，并说明了来意。曹香谷一听说我准备考插班生，便面露难色:“三乡师是新成立的学校，现只有两个班。按上面的规定，学校不准招收插班生。”我一听，大失所望。曹接着说:“你不妨先住在学校里，待夏末再参加入学考试”。我初到临沂，人地生疏，也就只好这么办了。从此，我便在三乡师里住下来，大部分时间坐在屋里复习功课，有时也到城里各处走走，热悉一下风俗人情，同时，更想暗中了解情况，快些与我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
在我等待参加入学考试期间，我在城南关“苟不理”水饺铺遇到一个名叫孙振国的人。他是南关里小学的教师，年在三十岁左右，中等身材，体格健壮，有忠厚朴实的农民风度。两道浓黑的眉毛下，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目光中流露着严肃、沉静和庄重。他那和悦红润的脸色显出令人亲敬的神态。我们几次见面后，谈话颇为投机，思想也比较接近。他告诉我，临沂古城素有鲁南文化中心之称，这里除三乡师外，还有省立五中等学校，是鲁南几县学生的集中地。国民党的势力伸到各学校里，实行反动的文化统治，在临沂三乡师教师中，农村自治派也很得势，校长曹香谷主张教育救国，他同情农村自治派的观点。三乡师的学生大多数出身贫苦，有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望和强烈的爱国热忱，因此很容易接受革命思想。这些话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常邀我到他任教的学校去玩，我也不时邀他到我的住处畅谈。我们谈得很投机，思想观点也完全一致。我们都痛恨国民党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一致认为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对当时颇能迷惑人的“教育救国”及“实业救国”等主张，我们都不赞成，认为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救中国。经过这样推心置腹的多次交谈，我们就成了肝胆相照的知己之交，我很敬佩他坚定的革命立场和成熟的政治见解。尽管我们成了很要好的朋友，但他并没有向我显露自己的政治面目。后来，我才知他那时就是临沂地下党的领导人。通过他的介绍，我还结识了第五中学的刘盛华同志(当时五中的党支部书记)。我们三人经常秘密地聚在一起，谈论政治，交换对时局的看法。他们向我讲了南方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和红军打胜仗的消息，并推荐党内刊物让我阅读。在孙振国等同志的启发诱导下，我思想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坚定了信仰共产主义，做一名无产阶级战士的信念。就在这时，“九一八”事变发生了。全国各界爱国人士，无不忧心如焚，救亡图存成了大家议论的主要话题，反蒋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此时此地，我们的心上都像压上了一块沉重的石头。有一天，孙振国同志邀我到沂河岸边漫步。他向我讲述了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我心情很激动，久久难以平静，记得当时曾写下这样一首抒怀小诗:
沂河浪卷晚秋寒，
日落古城林木残。
东北羞亡国半壁，
神州遭劫民倒悬。
蒋匪拱手事倭寇，
我党振臂挽狂澜。
救国高呼群情怒，
红旗举起众心欢。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我就由孙振国、刘盛华介绍参加了党。在我入觉不长时间，临沂地下党组织为了适应“九一八事变后的新形势，壮大党的力量，推动反将抗日的学生运动，在三乡师首次建立了党的支部。支部由陈向道、王居濯(字清溪)和我(我那时的名字叫赵德修，字子平)三人组成，并由我担任支部书记。从此，三乡师的学生运动就在党的领导下开展起来，银雀山下亮起斗争的火矩。
二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在临沂迅速传开。爱国心切的青年学生热血沸腾，奔走呼号，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表现出强烈的愤恨。尽管韩复榘派来的主力展书堂师常驻临沂，对革命人民实行残酷的统治，但反蒋抗日的浪潮，仍然到处兴起。特别是各地声援平津学生南下请愿，要求抗日和收复失地的传单纷纷寄来之后，临沂学生反蒋抗日运动，像大海的怒涛，汹涌澎湃。参加全国学生运动的时机，已经成一熟。
我们三乡师党支部研究了这种情况，并请示了临沂地下党组织，决定和第五中学联合行动，发动一次要求赴京请愿的罢课斗争。在斗争中揭露国民党卖国的真面目，同时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
十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我们悄悄地在学校各处张贴了许多外地寄来的传单和要求积极参加全国学生运动的大字标语。次日起床后，我们又奔走相告，鼓动学生们观看议论。早饭前，几乎所有的同学和教师都看到了这些传单和标语，大多数同学和进步教师面露惊喜之色，而学校当局和少数教师、学生则显示一副困惑和紧张的神色。早饭后，我们召集同学们到操场集合，宣布开始罢课。这时，国民党派到学校的训育主任像热锅上的蚂蚁，走坐不安。他四处探问是谁贴的传单、标语，是什么人挑动起来的罢课，同学们看着他那丑恶的嘴脸都嗤之以鼻。他还亲自跑到操场，威胁胆小的同学，拉拢他们回教室上课。但由于我们事先在各教室的门口,安排上一两个值班的同学，对少数要回教室的学生加以劝阻，说服他们参加罢课的统一行动，训育主任的阴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全校同学集合到操场以后，按照党支部事前的研究，由王居濯同志出面讲话。这人平素给同学们的印象是个思想激进，天不怕，地不怕，爱打抱不平的人物，在社会上或在学校里碰上不满的事情，他总要据理争辩，抨击一通，所以同学们给他起了一个“王神经”的绰号，由他出面讲话不易暴露党的组织。王居濯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面对参加罢课的同学慷慨陈词:“国家民族已到生死存亡关头，我辈热血青年，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不能再坐视家破国亡，应像全国学生一样，立即参加罢课请愿，为抗日救国和收复失地而英勇斗......”接着，他又向同学们介绍了全国各地学生赴京请感，卧轨拦车，与军警冲突，在南京国民党政府门前喋血等情景。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主义和疯狂镇压学生运动的暴行。他时而语调激昂，时而声泪俱下，在同学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激发了同学们的爱国热忱。大家义愤填膺，壮怀激烈，情不自禁地奋臂高呼抗日口号，积极响应罢课号召。
你在充分酝酿的基础上推选出若干代表与学校当局进行交涉，要求赴京请愿。抗日反蒋的怒火，燃遍了整个三乡师！面对学生的罢课活动，学校当局十分恐慌。曾有几次，校长曹香谷在罢课的学生举行集会时，挤到台上讲话，训诫学生不要闹事，宣扬“读书即是救国”的谬论。他的讲话，多次被学生们义正词严的责难声打断，使他无法再讲下去。暂时的罢课，学校当局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尚可忍耐，但对赴京请愿的要求，却坚决不许可。正当我们就赴京请愿问题和校方进行交涉期间，那个专管学生操行的训育主任，一面在校监视学生们的活动，一面跑到国民党县党部向主子汇报情况，并密谋策划如何平息这场罢课斗争。他们和学校当局串通一气，拉拢少数对赴京请愿不够坚决的学生代表，劝说思想不够坚定的同学复课，对参加罢课的同学们进行分化瓦解。但，他们的阴谋并没有得逞。那些奉命行事的所谓学生代表一出面，立即遭到我们的坚决抵制。经过双方激烈的辩论，他们在同学们中威信扫地，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并得了个“黄马褂”的雅号。
这场罢课斗争，历经一周多，虽然未能实现赴京请愿的要求，但达到了我们预期的目的:宣传了我党的抗日主张，激发了同学们的爱国热情，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主义，锻炼了进步的同学和党的组织。这是三乡师党支部建立后，秘密领导的第一次罢课斗争。这次罢课斗争，虽然非常激烈，但始终未暴露党的组织，这对进-步开展党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
在三乡师和五中联合罢课之后，孙振国同志召集我和刘盛华等同志开会，总结这次罢课斗争的经验。在这次秘密会议上，我们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疯狂搜捕共产党和极力破坏学生运动的严酷形势，对党组织如何进一步开展活动，以及怎样在学生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和锻炼进步青年，发展壮大党的组织等问题,作了反复研究。一致认为，需要在各学校建立党的外围组织——群众团体，通过群众团体争取群众，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开展公开或半公开的活动。这不仅是斗争的需要，也是广大进步同学的迫切要求。在临近地下党组织的提议下，临沂五中和临沂三乡师共同协商，先后建立了“读书会”和“反帝大同盟”。
“读书会”成立于一九三一年冬，是由鲁先潮、马培卿、马锦图等同学发起组织的。“读书会”的活动，以第五中学的沂滨书店为中心。这里既是供同学们借阅图书的地方，又是党组织秘密接头和研究工作的地点。三乡师和五中党组织，研究采取联合行动的会议，多数是在这里召开的。这个书店与上海神州国光社有密切的联系，许多书籍报刊是从那里公开买来或由他们秘密邮寄来的。凡是参加“读书会”的同学，除能阅读一般书籍外，还能阅读被国民党反动政府严令禁止的革命和进步书刊。其中文学作品有《煤油》、《屠场》、《铁流》、《母亲》等，还有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进步作家的作品，理论书刊有《共产党宣言》、《论列宁》、《悼列宁》、《做什么》、《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进一步退两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等。阅读这些书，如被敌人发觉，就被认定是“赤色分子”，有坐牢、杀头的危险。学校当局为不让这类书籍在同学中流传，常通过查自习课和夜晚查铺等方式，严加防范。因此我们在读书会员中传阅党内刊物时，不得不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我们首先做好学校传达员的工作，每当上海寄来新书，就让传达员锁在抽屉里，只有我们指定的人去取，他才拿出来。其次是改换这类书刊的封面包装，在传阅过程中，使人不易察觉。对于这类书刊，我们的党员和进步同学都如饥似渴地争相学习，有的在夜晚躺在被窝里，照着手电看，为了不出问题，外面还要有人放风。这些革命书刊，犹如清新的春风吹醒了人们的心田，又如一声声响亮的号角，振奋着人们的精神。它不仅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新的光彩，而且对迅速地提高革命同志的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起了很大作用，为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反帝大同盟”成立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末。我记得参加成立大会的有鲁先潮、赵子育、主敬承、刘洪毅、马培卿、鲍衍钦等八、九个同学。当时我们秘密地聚集在三乡师东南面的银雀山下，冒着凛例的寒风，面对如血的残阳，想着国破山河碎的悲惨情景，大家心情无比愤慨，都激动地表示，愿洒一腔热血，拯救祖国的危难。这次会上，大家对“反帝大同盟”的宗旨进行了热烈讨论。经过充分酝酿，推选出鲁先潮等为负责人，并研究制定出行动计划。“反帝大同盟”建立后,秘密地吸收了一部分进步同学作为盟员，使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到九三二年春夏之间，这个组织已能在学校和社会上进行半公开地活动，并有了一定的声望。
由于党支部和其外围组织，团结广大学生，不断揭露国民党的暴政，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并秘密宣传马克思主义，因而在同学中很快地扩大了党的影响。党的组织壮大了，党的同情者增加了，党的活动也更加广泛了。当时三乡师学生总数不过一百六、七十人，团结到党组织周围的就有六、七十人，这足以证明我们党的主张深得同学们的拥护，党的政策深入人心，而国民党反共卖国的反动主张，在三乡师却没有多少市场了。
四
一九三二年农历三月间，临沂地下党组织根据新形势，为进一步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器张气焰，将抗日救国运动推向新的高潮，决定利用农历三月底，临沂城银雀山逢会的机会，举行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游行示威。并确定，这次浙行示威要以“反帝大同盟”为骨干，由三乡师和五中的学生发起，争取全城学生参加。
“反帝大同盟”根据党组织的意图，于山会之前，到城东北三里许的琅琊冢开会，具体研究如何领导这次游行示威活动。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琅琊冢地处僻静的城郊，其状如丘，冢上草木丛生，乱石堆积，人迹罕至，是举行秘密会议最适宜的地点。这次会议开得非常热烈。会上研究了游行示威活动的目的和行动计划，对这次活动可能招致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破坏，甚至遭受逮捕关押等问题，也做了充分的估计。与会者心情十分激动，大家围坐在琅琊冢上长满青草的乱石中间，东望曲折南流的沂河，西望烟绕雾笼的临沂古城，一个个神情奋越，思绪如潮。一种报效祖国，为民前驱，冲锋陷阵，万死不辞的激情油然而生。我当时曾写七律一首，表述了自己的心境:
琅琊冢上草青青，
沂水南流曲折行。
今日携手登高丘，
明天列队踏翻城。
忠心救国险何怕，
赤胆为民敢捐生。
且看满街人似海，
骨干前队大同盟。
在游行示威的前天夜晚，各校“反帝大同盟”根据地下党组织的统一部署，组织一些学生在校院里和城里大街小非，贴满了各式各样的标话、口号，并撒下许多传单。其中心内容是反蒋抗日和拥护共产党，拥护红军等，这是即将举行的游行示威的前奏。这些标语，传单使广大群众欢欣鼓舞，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则像是晴天霹雳，使得他们一时手忙脚乱，惊恐万状。
农历三月十八日早饭后，各校学生按照预定计划列队向城隍庙前广场汇集。我当时以普通进步学生的身分，带领三乡师的游行队伍前往集合地点。此时，临沂城各条大街上，赶山会的人熙熙攘攘，非常热闹。人们看着街道两旁墙上的标语和穿街而过的学生队伍，都交头接耳，纷纷议论，露出惊奇的神色，不少群众还随着学生队伍涌向了会场。城隍庙前的广场上，学生云集，观者如堵。当会议主持者宣布大会开始后，会场上一片肃静。各校事前推选出来的代表王居濯、刘洪毅、刘盛华等，登上方桌，发表了感情激越，富有效动性的演说。大会进行中间，一些贼眉鼠眼的国民党便衣，鬼鬼祟祟地挤进了会场，并拚命往讲演者所站的方桌边围凑，妄图捣乱破坏。他们的行径被学生们发觉，当即被轰出会场。这时，从会场对面的国民党县党部里，突然匆匆忙忙跑出来一个小官吏，气势汹汹，张牙舞爪，扬言这次集会未经县政府的批准不得进行，强令集会的学生立即解散，回校上课。国民党反动爪牙的无理干涉，更激起了学生们和围观群众的无比愤慨。他们将这个小官吏团团围住，和他辩论，愤怒的吼声和叱骂声响震会场。这家伙见事不妙，急忙火促地挤出人群，灰溜地窜回县党部，被激怒的学生也跟着一齐拥向县党部。县党部大门紧闭，戒备森严，学生们叫不开大门，便动手砸碎了挂在门旁的国民党县党部的大牌子砸毁了悬在门楼上的蓝地白字的“以党治国”的横匾。大会主持者因势利导，将队伍整理好，开始了浩浩荡荡的游行示威。游行队伍从广场出发，经南北大街，穿过人山人海的山会，一直向南进发。沿途有很多群众自动加入游行的行列。我们整齐的队伍紧挽胳膊，高声齐唱:“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一路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卖国投降政策!”“反对内战!”“支援十九路军淞沪抗战!”歌声此起彼伏，口号声激愤高亢。游行队伍到达南关后，便在统一指挥下分散行动。有的到商店查烧日货，有的到各处进行演讲。这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在党组织的发动和领导下，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大灭国民党反动派的威风，党的影响迅速扩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深入人心。
穷凶极恶的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学生和革命人民的抗日救国活动，怕得要死，恨得要命。示威游行刚结束，他们便声称这是共产党策动的“反政府活动”，是要“阴谋叛乱”，并立即派出爪牙，窜到各学校追查这次示威活动的发起人和领导者，还根据追查到的线索，给这次游行示威中出头露面的同学戴上“共党分子”的帽子，派出大批军警分头到各学校抓人。王居濯同志因平时在校就参与罢课活动，并常带头揭发学校当局的弊病，早被校方认为是桀骜不驯的学生，这次又在游行示威中亲自出面领导和指挥，自然就成了搜捕的主要目标。国民党反动爪牙气势汹汹，闯进学生宿食，把王居濯拘捕审问。五中的同学也有被拘留或被迫逃离学校的。
国民党的残酷镇压，没有吓倒强烈要求救国的青年学生。在这次游行示成特别是王居濯等同学被拘捕之后，我们马上组成若干宣传小队，走上街头或深入城郊农村，采用讲演或演剧等形式，继续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不抗日，打内战，镇压学生爱国游行的罪恶。反蒋抗日的斗争活动持续不断地向前发展，使得山东省反动当局也不得不承认，临沂地区的共产党是比较活跃的。
五
三乡师党支部建立后，其活动范围也由学校扩大到社会，使城里学生反蒋抗日的斗争和乡村农民反对国民党地方政权敲诈勒索的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斗争过程中，党支部十分认真地发展党员，壮大党的队伍，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发展了新党员十三、四人，形成了一个领导学生革命活动的坚强核心。我们不仅注意在学校里扩大党的组织，而且注意在农村中建立党的地下组织，发展党员，在费县的平邑镇，郯城的码头、重坊，临沂县的付庄、卞庄，都建立了党支部，积极开展了党的活动。特别是郯城的码头，党组织工作开展得更为活跃。
码头地处南通徐州，北达临沂的通衢大道上，虽系农村，但文化、商业比较发达，是郯城的重要集镇。早在一九二九年，孙振国等同志就曾在这里做过地下工作。他们以教书做掩护，在这一带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开展革命活动。王居濯家住码头，寒假期间，也在家乡建立了党的组织。这些由三乡师的党员所建立的党组织，和三乡师党支部关系非常密切，经常保持联系。我们工作很忙，常常半夜被唤醒，秘密与各支部派来接头的同志谈话，听汇报和布置工作，有时一夜要起来接待两三次。
一九三二年夏秋之交，正是临沂地下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在城镇、乡村都取得很大进展的时候，上级党派了一位姓刘的特派员来到临沂，他在孙振国同志的住处召开了鲁南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我和王居濯(反动当局迫于压力，拘捕不久便将他释放了)作为三乡师党支部的代表应邀出席。我们到达会议地点后，见房外有专人放哨，房子里已经有六、七个人了,有的认识，有的还是初次见面。会议开始，当孙振国同志宣布这次会议有上级党派来的刘特派员参加时，会场上的气氛显得更加严肃神秘了。特别是我，从入党以来，头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心情又是高兴又是紧张。正当我猜想谁是特派员时，从孙振国的身旁站起来一个人。他有三十多岁的年纪，高高的身材，一双眼睛特别有神。他面对大家微微一笑，就开始讲话。他说，现在革命高潮已经到来，我们必须立即起义，迎接这一新形势。当时，我们这些人，都有一种不顾个人安危，一心从事革命的热情，巴不得那种崭新的革命局面及早到来。所以一听刘特派员的讲话，大家无不欢欣鼓舞，精神振奋。经过共同研究，很快就通过了组织郯码武装暴动的决议，并确定我和王居濯同志，参加郯码暴动的组织和领导工作。
鲁南活动分子会议结束后，我就随同刘特派员、孙振国等同志立即奔赴码头组织暴动。当时我们估计在郯码一带能拉起六、七百人的队伍，可夺取地主和国民党区公所的近百条枪支，乐观地认为只要暴动的枪声一响，亮出共产党的旗帜，在郯码带就会迅速打开局面。我们到达码头后，在当地基层党组织的协助下，立即召集了二十余人在码头小学开会，具体研究了如何组织领导这次暴动的问题。当会议研究到暴动的行动计划和实施细则时，才感到问题很多，如怎样分别发动和组织队伍，怎样夺取地主的枪支，怎样攻打区公所等，都需要周密计划、详细布置。会议一连进行了四天，才制定出行动方案。在第四天夜里，码头小学突然遭到敌人的包围，住在小学里的孙振国等七、八个暴动的主要负责人均遭逮捕。我和王居濯夜间一直住在同学家里，未遭不幸。天明以后，敌人在码头一带进行挨家挨户搜查，这时我们已经闻讯逃出虎口。
国民党反动派血腥镇压了即将举行的郯码暴动，许多同志遭到敌人的逮捕被投进监狱。敌人为了将临沂地下党一网打尽，对被捕的同志严刑拷打和审问，妄图使他们供出临沂地下党的组织。被捕的同志们坚守党的秘密，虽刀斧加身，也毫不畏惧，表现出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孙振国同志和其弟弟(地下党员，参与郯码暴动)等被捕后，在临沂监狱里受尽种种残酷折磨，不久，又被押解到济南，由韩复榘亲自过堂审问。孙振国等同志大义凛然，宁死不屈，表现出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后来被敌人枪杀于千佛山下。
暴动失败后，我的身分暴露了，当即被学校挂牌开除学籍。我滞留在码头、重坊一带，奔走月余，想整理组织，等待和上级取得联系。可是当地幸免于难的同志多数被迫出走，而临沂地下党的领导人也遭到逮捕关押，生死未卜。我和上级党失去了联系，真像一个失掉了慈母的孤儿一样。在极端痛苦中，我含着眼泪写下了词一首《两同心》，借以抒发我内心的痛苦和对狱中战友的怀念深情:
郯码待徨，
苦愁堆积。
秋叶落一阵凉风，
雁南回影藏无迹。
念同仁，
罗网萦身，
四围高壁。
一生对党心赤，
艰难不避。
皮鞭下血肉横飞，
筋骨断不言秘密。
好男儿，
我合笑九泉，
吾悲今日。
郯码暴动还没来得及进行就被镇压了，党的组织遭到极大的破坏，错误路线给我们留下的教训是十分沉痛的，但参加暴动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那种英勇斗争和勇于献身的革命精神，是值得我们永远追念和学习的。
临沂三乡师一度是鲁南几县党组织的活动中心，在鲁南党组织的初期建设阶段播下了革命的种子，燃亮了斗争的火炬。“七七”事变后，具有革命传统的三乡师历届大多数同学，纷纷投入党的怀抱，聚集在党的旗帜下，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这是临沂党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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