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冬天,我带着鲁中军区泰山分区司令部机关的部分同志和一个连队,来到日寇和汉奸所制造的“无人区”——山东临朐、沂水、沂源、博山交界处。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是:重新开辟和巩固这一带抗日根据地,扩大人民武装,粉碎敌人的蚕食政策。
部队进入这个地区以后,走了好几十里路,见不到一缕炊烟,看不到一个人影,到处是断墙残垣,饿殍尸骨,真是满目凄凉。这一带原是我抗日根据地,地处沂鲁山区,北面紧靠胶济铁路,南面连接鲁中抗日根据地,是鲁中、渤海两根据地的交通要道,抗日的前沿阵地。这里盛产烟叶、蚕丝和各种水果,加上驮炭、运输等副业,人民生活比较富裕。一九四一年,日寇大规模的扫荡,我主力部队开赴沂蒙山区,展开反扫荡。这块富饶的土地,就被国民党反动头子沈鸿烈、秦启荣和汉奸杨锡九等所盘踞。他们联合日伪,勾结地方反动势力,凶残地镇压与剥削当地人民。特别是国民党新编第四师吴化文部公开投降日寇后,忠实地执行了“三光政策”,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见房屋就烧,甚至把老百姓拌在粪里准备下种的粮食,也“随洗随征”。敌伪为了切断我交通线,分割、蚕食我根据地,还在许多重要的山头上修建了碉堡。在这样的情况下,老百姓实在无法生活下去,只得纷纷逃亡。据我们在临朐县的九山、米山两个区调查:当时逃亡的就有一万五千七百九十二人,死亡的有八千六百二十七人,其中全家死亡的有四百一十七户。总计逃亡、死亡的人数占原有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鲁山一带的四十二个村庄,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只剩下二百多人,其中有个黑峪村,原有二百多户人家,只剩下三户。蒙山脚下的张家庄子(现改名为花果庄),全村人全部逃了荒,房屋倒坍了,棵棵的榆树,从房基上长出来。我军留在这里坚持斗争的地方武装,只剩下一个战斗班和一个区中队,还被敌人包围着。形势非常危急。我们来到后,乘敌不备,直插进去,炸毁了碉堡,消灭了敌人,救出了这批同志。接着,我们又攻打了猫头山、马鞍山和莲花山等几个敌人据点。
人民群众看到共产党、八路军来了,比见到自己的亲人还亲,顿时感到了温暖,增添了希望和力量。为了站稳脚跟,巩固核心地区,继续扩大抗日根据地,我们便在这块方圆几十里的“无人区”安下了“家”。安家后,我们碰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粮食。当时逃荒的人尚未回家,在家的人也没有一粒粮,牲口、农具等大部卖净,连山上的树皮都吃光了。由于饥饿和寒冷,当地还普遍流行着疟疾、伤寒、疥疮等疾病,人们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立即采取措施,把带来的粮食、药品都分给群众,还帮他们挑水、做饭、治病等。群众感动地流着眼泪对我们说:“你们这样厚的恩情,我们怎么报答呀!”我们说:救国救民是共产党、八路军的职责,用不着报答,只要你们能过好日子,能对抗战贡献一部分力量就行了。”
当时,部队带的粮食也不多,为了组织群众自力更生,生产自救,我们一面派队伍到敌占区去打据点,搞粮食;一面带领群众做好春耕生产的准备工作。不久,中共泰山地委在这里成立了一个临时工作委员会,由地委副书记张敬涛同志任工委书记。有了党的坚强领导,群众的生产劲头就更大了。
冬去春来,冰消雪化,是开始耕种的时候了,民主政府送来了二万斤麦种,三十万斤口粮。逃亡在外的群众听说八路军回来了,就陆续回乡。在工委的统一领导下,部队和群众一起投入了春耕生产运动。没有牲口拉犁,战士们就三个一组、五个一群地帮群众拉;没有镢头,就用铁铲挖。大家你追我赶,田野一片欢腾,各村无论男女老少,几乎没有一个人不参加刨地的。小宅科瞿大娘和她十岁的闺女,每天天不明就跑到庄外,用被单搬粪,天一明就开始刨地,直到天乌黑才回家,一个春天,她娘俩就刨了四大亩地。在当时忍锇刨地是普遍的现象,于家庄于世荣,一天没吃饭了,仍坚持干活。有病的人也带病劳动,疟疾上来了就躺在地上,过去了就起来继续干…经过辛勤的耕作,“无人区”的荒地大部分被“消灭”了。其中九山区开地一万五千五百六十四亩米山区开地二万二千四百七十六亩。下种不久,禾苗破土而出,茁壮成长,满目是欣欣向荣的景象。群众激动地说:“哪里有共产党、八路军,哪里就有希望和幸福!”
翠绿的禾苗,给无人区的群众带来了希望和欢乐,可是凶狠的敌入却咬牙切齿,恨之入骨。他们切断了我们通往老根据地的交通线,几个重要的路口都安上了据点,企图把我们困死饿死在“无人区”里。这样,我们的粮食和日用品就更困难了当时正值三、四月间,青黄不接,春荒严重,每人每天能分到四两带皮的花生饼或豆併就很不错了。环境虽然艰苦,可同志们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我曾记得有一天,一个班只分到千二两带皮的花生饼,大家推来让去都不肯吃,班长就把饼砸碎,分给每人一点,可他自己却没有留。全班同志都把自己分的送给班长,班长无论如何也不吃,大家让来让去,结果十二两花生饼剩下一半,最后送给房东老大娘吃了。有时一个连一天只分四斤红高粲,大家就掺上野菜烧粥喝。那时如果能吃到一顿榆树叶,就算是丰盛的美餐了,其他物资就更困难。大家都没有鞋穿,只有我还穿着一双布鞋。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战士赤着脚站岗,双脚冻得发紫,脚背上还裂开了几道口子,就忙把自己的鞋子脱给他。这个战士激动得流出眼泪来,在换岗的时候,他又将这双鞋交给了另外一个同志,这样,一个接一个地传下去,这双鞋便自然地成了“站岗鞋”。为了解决穿鞋问题,同志们还用破布烂褂编成“布草鞋”。就是这种鞋,平时也舍不得穿,要到打仗时才穿上。在这种恶劣环境下,同志们却没有一句怨言,部队里仍然是歌声不断,笑声不绝,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当时大家只有一个信念: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在战斗的空隙,我们还经常和群众一起开晚会、做游戏,真是村村锣鼓喧天,庄庄歌声四起,好不热闹。“无人区”的人们已不再是紧锁眉头,而是流露出真情的微笑。在田野上,在大路旁,我们常常可以听到欢乐高昂的歌声。特别是青年妇女,一有空就缠着部队的女同志要她们教歌,教识字。岗东庄有个贾大嫂,我们在她家驻防时,她学会了一支“八路军打日本”的歌曲,整天反复地哼着,还经常拿一块陈旧的红纸,找同志们给她抄歌写字。
在这艰苦的环境里,我们的部队始终保持和发扬遵纪爱民的光荣传统,把群众的困难当做自己的困难。每当搞到了粮食,宁愿自己不吃,也得首先让给群众吃;采野菜时,同志们自觉地忍着劳累跑到远远的山上去采,把附近的野菜留给群众来采野菜，每打下一个据点,缴了敌人的粮食,总是首先救济群众。我们爱护群众,群众也更加爱护我们。东峪村有位老大娘,把经过汉奸洗劫后仅存的一小罐粮食从地底下扒出来,送给部队,她说,让同志们吃了更好地去打敌人。
正当我们军民紧紧地团结在一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渡过最艰难岁月的时候,鲁中军区又派来了两个主力连,和原来的一个连合并成一个营,再加上几个区中队,我们就有七、八百人了。为了打通从鲁山到沂山这条通道,我们就在南道、白杨口和天井这三个地方,组织了一次以白杨口为中心的战斗。
白杨口在鲁山和沂山之间,是敌人的指挥中心,有敌伪二百多人。南道和天井都离白杨口不远,要攻打白杨口,必须切断南道和天井敌人的支援。为了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我们以两个主力连攻打白杨口,另两个连分别伏击天井和南道的敢人,还派出了数十名战士,两三个人一组,在各个山头上备柴等候,以便呐喊助威,迷惑敌人。晚上战斗打响了,各个山头都点起火来,烧得满天通红。敌人不知道我们究竟有多少人,吓坏了,有的赶快逃命,有的乖乖地当了俘虏。其他据点的敌人一看这声势,被我们吓跑了许多,南道和天井的敌人遭我军伏击后,大部被俘,这一仗打得好极了!只一个晚上,我们就拔掉了二十多个“钉子”,俘敌三百多人,缴获长短枪三百多支,还缴获了一千多斤粮食,二十多匹战马和二百多头牛羊。
部队休息了一天,第二天晚上,又直奔离白杨口七十多里的沂山庄。这里驻有汉奸一个大队八百多人,大队长叫刘鸿鸣,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深更半夜会从“无人区”里杀出一支八路军来,因此,我们的队伍到达时,他们还在睡大觉呢!我们只打了几枪,就俘虏了住在沂山庄敌人的两个主力连,住在沂山山上的汉奸大队长刘鸿鸣,看到大势已去,第二天就派人和我们联系,起义投诚了。
接连打了两个大胜仗,战士和当地群众的情绪极其高涨。我们把缴获的粮食和牲口都分给群众,并且和群众一起,投入了新的生产斗争。播种完毕,群众纷纷报名参军,队伍很快扩大到二千多人,经上级党委批准,成立了沂山支队。敌人妄图分割、蚕食我抗日根据地的阴谋破产了,我们的根据地越来越大,并且和老根据地连成一片,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
一分耕耘十分收获,经过人们辛勤的劳动,那荒芜了两年的土地,又出现了一望无际的青纱帐,暗红色的高粱穗,金黄色的谷穗,翠绿的地瓜秧,正在吐絮的棉花……多么令人欢欣鼓舞啊!村庄上空升起了一缕缕炊烟,田野里放牧着肥壮的牛羊,农副业生产逐步发展,集市也渐渐恢复、繁荣,“无人区”完全改变了面貌。面对着复活了的土地和村庄,我不由想起了毛主席的话:“在我们面前是没有悲观的,我们能够战胜任何困难。”是啊,我们将永远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战胜一切困难,在革命的征途上,胜利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