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的转折 历史的功绩（黎玉 陈沂 高克亭）
发表时间：2019-09-25 08:52阅读次数：次
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我们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之一。少奇同志在山东人民和大干部心中有着许多难忘的记忆。特别是在抗目战争最艰的一九四二年，他帮助山东军民克服困难、扭转局面的历功绩，更是永远不能磨灭的。他那高瞻远瞩、多谋善断、系实际、诲人不倦的革命精神，至今仍激励和鼓舞着我们前进。
一
刘少奇同志一九三六年春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时山东地下党受到严重破坏，他直接帮助重新成立山东省委，着手恢复整顿党组织。一九三七年抗日哉争爆发后，他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又在太原召集山东及其他省党的代表大会，决定在华北以发动抗目游击战争为中心，号召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并具体布置了武装起义、建立根据地和抗日政权等工作。这期间，党中央和北方局相继向山东派来一些得力的党员干部，与山东党的干部结合，在各地先后发动了抗日武装起义，开始初步组织了各群众团体，扩大了党组织，初步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和抗目根据地，广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游击战争。一九三九年春，八路军五师主力部队奉命挺进山东，先后在鲁西、鲁南进行了一系列的战斗，并抽调大批干部帮助地方工作，对打开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这时，在山东各地还有相当数量的国民党杂牌军、地方军政人员和封建地主武装。为了抗战，我们进行了大量的联络工作，其中有的愿意与我党我军合作抗战，有的则保持中立，企图在抗战过程中保存力量，还有的顽固坚持反共反人民立场。制造摩擦，破坏抗战。一九三九年，日寇停止正面进攻，把重点转向敌后我抗日根据地，疯狂进行扫荡、蚕食，推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政策。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年，敌人在山东出动千人以上的扫荡达二十五次，其中万人以上的两次。一九四一年敌人扫荡更加频繁，特别是这年冬天，日寇调集五万重兵，对我山东腹地—鲁中沂蒙山区实行铁壁合围，大举扫荡。妄图一举消灭我山东分局、省战时工作委员会、一一五师师部、山东纵队指挥部等首脑机关。扫荡持续两月之久，所到之处实行“三光政策”，并环绕蒙山筑碉堡、建据点、修公路、挖封锁沟，妄图彻底搞垮我根据地。我军虽机动灵活给人以相当打击，但山东分局等领导机关仍受到很大损失。
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后，山东的国民党反共颜固派也猖狂活动。驻鲁南东北军六八三团乘日寇扫荡之机，在苍山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银厂惨案，我鲁南区党委书记赵鎛同志被俘壮烈牺牲以身殉国。由于日伪顽夹击，我山东各抗日根据地被分割、蚕食，日益缩小，交通堵塞，部队减员，组织遭摧残，生产受破 坏，加上灾荒严重，军需民食极端困难，到一九四二年，面临的局面更为艰苦。就在这时，刘少奇同志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来到了山东，帮助我们扭转了危局。
刘少奇同志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他在回延安途中，中央要他路过山东帮助检查工作。少奇同志长途跋涉，穿过日寇严密封锁的陇海铁路，于一九四二年三月下旬，来到山东滨海抗日根据地一一中共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师部驻地临沭县朱樊村。
少奇同志基于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坚强的群众观念，一进山东境内，便不顾疲劳地找群众调查访问，了解群众组织、减租减息、群众生产和生活、阶级关系等情况。在朱樊，他和山东分局、一一五师、山东纵队、省战工会的负责同志分别谈话，听取汇报。各部门干部主动向他反映情况和意见，他都耐心听取。他还组织随行的同志仔细翻阅山东党政军民各方面的有关材料，系统阅读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和党报《大众日报》。
少奇同志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和认真系统的分析以后，找到了山东问题的症结所在。在他的提议下，山东分局召开了会议，会议由分局书记朱瑞同志主持。少奇同志在会上充分肯定山东工作的成绩，同时严肃指出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引导大家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对照实际情况进行检查，从思想路线上找原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经过几天讨论，取得了一致认识，接着召开了有部分县委书记参加的扩大干部会议。从四月二十五日开始，共开了八天。会上，朱瑞同志作了《山东抗战四年我党工作总结与今后任务》的报告，着重对形势估计、独立自主方针、群众工作、锄奸政策、领导作风、党内斗争等几个主要问题做了详细检查，并提出改进意见。少奇同志对山东工作作了全面指示，并针对山东党内存在的问题，专门作了《群众运动》、《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问题》、《党内斗争问题》《思想方法》(即人为什么犯错误)等重要报告。少奇同志的报告，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自己的实践经验，深入浅出地说明问题，使与会同志受到很大的教育。大家一致反映，“今后方向明确了”，“工作有办法了”，对克服困难夺取胜利，充满了信心。
二
当时，在几个重大问题上统一了认识。首先是对形势的认识。抗战以来，山东各项工作成绩很大，党组织扩大，军队从无到有发展壮大，建立了政权，为坚持抗战创造了条件问题是党中央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指示《在山东争取优势》的任务没有完成。和敌人比，我是劣势;和友军比，我也是劣势。所以在山东敌友我力量对比，敢仍是第一位，友为第二位，我只是第三位。但有的同志对敌、友、我各方面的情况，不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本身又不做扎扎实实的巩固工作，主观认为我已取得“初步优势”，盲目乐观，搞形式主义，说得多做得少，因而敌人一扫荡，顽军夹击，我就被动应付，造成许多不应有的损失，导致极端困难的局面。少奇同志说:“今后只要不再犯错误，条件好转有可能，否则牺牲这一局面也有可能。由于根据地被分割、蚕食，战略上起了某些变化，革命处在退潮、低落，今后可能更艰苦一些，同志们要振作起来，准备担负艰巨任务，坚持斗争，至少两年，直到最后胜利。”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分局决定当时的总方针是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动员起来，团结全党全体人民，咬紧牙关，继续坚持长期抗战，巩固各根据地，加强游击区，积极反扫荡、反蚕食，运用一切斗争方式，积蓄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条件。
贯彻这一战略总方针，在对敌斗争策略上，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如善于隐蔽力量，积蓄力量，巩固阵地，加强对敢政治攻势，加紧瓦解敌伪军工作，深入敌伪点线及附近地区活动，争取扩大某些根据地等。对敌人扫荡蚕食，则予以有力的打击，使其不敢轻犯。同时，在根据地或游击区，彻底实行精兵简政，山东分局、一一五师师部、山东纵队指挥部等机关，带头将过去的一万人减为三千五百人。军队做到机关精干，充实连队，一切党政军民机关做到轻装简从，群众化，战斗化。以适应战争情况和减轻群众负担。这些猎施。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拥护，对敌斗争逐渐转入主动，在敌占区乃至敌据点周围，我都能顺利进行活动。敌人出扰扫荡。我可以及时了解，决定对策。升其次是对群众工作的认识。少奇同志对山东群众工作的指示，至今使人难以忘怀。少奇同志说:我们所说的群众是指基本群众，是工农、小资产阶级劳动者，不包括其他剥削阶级。群众工作在山东抗目根据地是最薄弱的一环，过去存在着不应有的轻视。但这一工作又是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要想把其他工作做好，首先就要依靠群众，依靠把成千上万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发挥起来。为什么现在又很迫切呢?因为时机重要，夏收到来，许多贫苦者都要求减租减息，这个时候最容易组织发动群众。
少奇同志的深刻教导和严肃批评，给大冢敲起了警钟。当时，在山东抗战依靠谁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对基本群众力量估计不足，而对中间势力过于信任，强调依靠对中间阶层中间势力的统一战线，所以，群众根本没有很好地发动起来，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的政策也没有真正贯彻下去，基本溶众的生活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由于基本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也就不可能从他们的切身利益上关心党的事业，因此我党我军和群众的关系就象水上浮萍。由于基本群众的优势没有树立起来，群众组织、政权建设、党的基础就不巩固，经不起敌人的摧残，也难很好地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这是沉痛的教训。分局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当即于五月四日发出《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决定要求自麦收到年底，各根据地要把这一工作作为第一位的中心任务抓好。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少奇同志身体力行，坚持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他告诉朱瑞同志减租减息既然是中心，就要党政军民干部一齐抓。要抽调大批干部先学习一两个星期，下去后都以农会面目出现，由农会领导，真正代表群众利益，不要成为政府的附属机关。运动要首先搞点，中心村突破后，再在面上展开。这时，分局组织两个大型工作团，一个去莒南县大店一带，一个在临沭县东潘带。在运动过程中，少奇同志亲自到村了解情况，及时地提出了需要解决的问题，如发动斗争，要使群众自觉自愿行动，不能包办代替;政府只掌握法令，如果地主翻脸，则要群众斗争，以法令使他减，等等。少奇同志还指示，要把不同类型点上的干部互相对调，交流经验，共同提高。少奇同志特别注意运用报纸交流经验，指导运动，他曾多次找分局宣传部和《大众目报》社陈沂同志谈话，具体指导。运动刚布置，《大众日报》头版就发表了《如何打开减租减息的大门》社论，指出过去减租减息运动没有开展起来的原因和今后如何开展的办法。正是由于少奇同志的耐心教导和具体指示，才使当时山东各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使党在农村扎下根，各方面工作有了迅速的开展。
再是对统一战线政策的认识。抗战以后，山东党对友党友军和各界上层人士作了大量的联络工作，发展统一战线是有成绩的。间题在于领导上缺乏独立自主地领导全省人民进行抗战的思想，过分信任甚至帮助发展中间势力，贯彻党的发展进步势力，团结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不力，以致丧失了许多发展壮大自己的机会。譬如抗战初期，国民党各级政府官员纷纷弃职逃跑，我们就没有及时建立政权和根据地。鲁南土顽王洪九部有一个营，因为我们党的基础很好，营长要求拉出来编入我军，但有人唯恐得罪王洪九，破坏统一战线，坚决不同意。后来这个营的营长被杀害，支部被破坏，全营瓦解。所以，少奇同志说:“在山东对顽固派，我们本来是可以争取优势的，是因为过去有许多机会我们没有抓住。”他又说:“对顽固派为什么要争取优势呢?而且是基本问题呢?这是因为，中国革命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革命是不能胜利的。而只有力量占优势，才能有领导地位。”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贯彻统战政策中，有的同志对间势力的动摇性认识不足，片面强调联合，忽视斗争或斗争不力。譬如“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路军总司令韩复榘不战而逃，后来，国民党委沈鸿烈以代，窜来鲁中山区。这时，我们表示什么“热烈欢迎沈主席统一领导山东抗战”，鲁中山区腹地沂水县东里店一带，早为我山东纵队四支队开辟，也要让给他们，许多战士含着眼泪离开。结果，他们占据有利地位不去抗战，却限制破坏我们发展，不久竟指令反共顽固派秦启荣部，在太河杀害我过路的团级以下干部战士四百人，制造了震动全国的“太河惨案”。少奇同志以大量的事实批判了王明“一切为了”、“一切经过”、“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的危害，反复说明统一战线是又联合又斗争，也就是又拉又打拉他抗日，打他的反共反人民;联合不是无原则让步，不是屈膝投降，更不能被其利用反我们;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不是把他们赶到敌人方面去。少奇同志根据这些原则，还就对顽军如何进行联络工作作了具体指示，帮助分局正确地解决了当时一小部分进步的国民党员和为数不少的高、中级知识分子自动组织的“国民抗敌协会”的问题，大大发展了山东的抗战形势。
三
少奇同志来到山东后，实事求是地纠正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也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衷心拥护。
一九三九年九月，党中央发出《关于反奸细斗争的决议》，后来在湖西地区被坏人利用，借机大肆逮捕杀害党员和干部， 造成严重混乱。罗荣桓同志路过发现后，马上制止，并当即向中央和山东分局发电报说明。中央专门发出指示，进行纠正，分局派人作了处理。但“湖西事件”的错误并未引起各地警惕，以致类似错误继续蔓延，一九四○年夏天最紧张，泰山、清河、胶东等地区最严重，造成不少冤假错案，泰山区的所谓“托匪案”，就是假案之一例。
少奇同志来到以后，很注意从各方面了解锄奸政策执行情况。他特别重视要有关部门同志拿出具体案例来审查，每个案例都问明侦破、审讯经过，定案的根据。有的同志被问得张口结舌，头上冒汗，少奇同志耐心地说:我们是共产党，真理在手，对任何案件都不能用肉刑逼供，更不能轻信日供，定案时“三证”缺一不可，决不能轻据轻杀。这个同头，冤枉多少好同志，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损失，今天再不能重演了。在少奇同志帮助下，分局于五月作出《关于纠正泰山区锄奸错误的决定》，发至各地认真执行。罗荣桓同志亲自主持分局、一一五师师部、山东纵队指挥部等机关的保卫干部复查案件，凡属搞错的马上平反。分局社会部长刘居英、组织部部长李林同志根据少奇同志指示，亲自登门谈话道歉，宣布恢复名誉，恢复党籍，分配工作，有的同志激动得热泪盈眶。在泰山区，由分局社会部高明字同志，带着分局决定帮助地委作了处理，凡属搞错的，在押的立即释放，恢复名誉，恢复工作，党员恢复党籍，团员恢复团籍;跑了的找回来，同样处理;错杀的追认烈土，家属给予抚恤，广大干部群众拍手称好。
当时山东果断地纠正锄奸政策的错误，不仅对保存力 量，稳定局势，提高党的威信，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康生一九四三年在延安搞的所谓“抢敦”运动，在山东就没有搞起来，错误没有再重演。
少奇同志还帮助山东党解决了统一领导问题。过去山东分局没有形成领导核心，对中央、军委、北方局的许多重要指示研究不够，贯彻不力。党内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存在，是山东许多问题不能及时解决，一些错误不能及时纠正的基本原因。少奇同志针对这些问题，经过个别交谈，广泛征求意见，最后统一了大家的认识，作出决定:分局一五师师部、山东纵队指挥部合并办公，分局集中领导，军事上统一指挥，成立山东军区，罗荣桓同志任司令员兼政委，实行主力部队、地方武装、民兵三结合体制，自上而下统一指挥，协同作战。从此团结加强，步调一致，为争取形势好转创造了前提条件。
少奇同志一九四二年三月来到山东，七月离开，前后四个月，这是不平凡的四个月，令人难忘的四个月。在那极端困难的日子里，他和大家一样行军、反扫荡;住下以后，做驻村工作，和干部谈话、开会、作报告。从初夏到盛暑，他经常在暗淡的油灯下看材料，写指示，夜以继目地进行工作。他有严重的胃病，但是，很少看到他休息。七月一日少奇同志快走了，还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一周年，抽空给机关、部队干部作了一次党史报告。那是在村外树林里，天气闷热，他整整讲了三个多小时。从革命前辈为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前赴后继，流血牺牲，讲到伟大的十月革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从党领导三次革命运动，历尽千难万险，走过曲折的道路，讲到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危害和无数同志的壮烈牺牲。他无限深情地说:“我们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从而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这说明少奇同志对毛主席多么热爱多么忠诚!少奇同志临走时，还有一件动人的故事。当时从滨海去鲁西路程几百里，要经过敢人层层封锁线别是津浦铁路，大家都为少奇同志的安全担心。分局领导研究了两个方案，一是派主力部队一个营护送，二是由鲁南铁道游击队小部队化装护送。多数同志主张第一个方案，去请示少奇同志，少奇同志却毅然同意铁道游击队送。他以一个普通战士的身分，站在战士的行列里起程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少奇同志是多么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少奇同志在山东四个月，言传身教，处处给我们留下难忘的印象，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以高度的马列主义原则，丰富的实践经验，循循善诱，苦口婆心，帮助山东解许多重大问题，帮助分局总结了四年工作和制定了今后八项任务。这个文件，朱瑞同志于五月传达后，曾以提纲形式，用电报发给各地执行，后来经过补充修改，分局正式作出决议，发给全党讨论执行。这个文件处处倾注着少奇同志的心血，字里行间闪烁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光辉。它在当时象一盏明灯，照亮了黎明前的黑暗，照亮了前进的方向。从此，山东党拨正了航向，不仅胜利地渡过了最艰苦的九四二年，从根本上扭转了山东局势，而且由此乘胜前进，迅速壮大了人民抗日武装力量，不断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在深切悼念刘少奇同志的日子里，回忆往事，历历在目，山东广大干部群众永远不会忘记少奇同志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对我们的帮助、教导和指示。林彪、“四人帮”以及康生强加给少奇同志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已为历史所统统推倒。历史可以沉默一时，却不会沉默永远，现在历史还它的本来面目，少奇同志的沉冤终于得到昭雪。实践证明真理，历史证忠贞。少奇同志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