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暮桥在沂蒙
我国经济界学术泰斗薛暮桥先生曾转战于沂蒙山区，与蒙山沂水结下血肉之情。他给自己的儿女分别起名叫薛小沂、薛小和(河)，以纪念他在沂河两岸工作战斗的岁月。晚年的薛暮桥仍不忘沂蒙山区的经济发展、百姓生活的提高，尤其是对山区教育事业、群众子女就学问题十分关心。2005年，薛暮桥获得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他把30万元奖金悉数捐赠给沂水县高庄镇小学。2006年1月7日，沂水县薛暮桥希望小学落成竣工。
北海银行发行的北海币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货币中流通时间最长、使用人口最多、涉及范围最广、币值最为稳定的货币，这与薛暮桥货币金融理论的正确指导密不可分。
薛暮桥(1904-2005年)，原名薛与龄、薛雨林，江苏省无锡人。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捕入狱。在狱中学习经济学、哲学、历史。1931年后开始从事中国农村经济调查，1934年任宣传抗日救亡著名刊物《中国农村》的主编。1938年参加新四军，任新四军教导总队训练处副处长、抗大五分校训练部长。1943年，薛暮桥先后任中共山东分局政策研究室主任、省工商局局长、省政府秘书长兼实业厅厅长。通过发行根据地货币，排挤伪币，成功地领导了对敌货币斗争和贸易斗争。
学界有人把我国的经济学家分为四代，其中第一代包括顾准、孙冶方和薛暮桥；第二代有吴敬琏、刘国光、厉以宁等；第三代有樊纲、林毅夫、张维迎等人；20世纪末开始活跃的经济学者属于第四代。2005年7月22日，经济学界备受尊重的百岁老人、我国第一代经济学家薛暮桥悄然谢世。而此前100多天，薛暮桥刚被授予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对于百岁老人来说，这迟来的荣誉或许并不重要，它更多的是表达了经济学界对于老人的敬意。
让我们一起回到战火纷飞的年代，一起领略老一辈经济学家经世济民的雄才大略。
1927年薛暮桥在杭州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和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张秋人关在国民党浙江陆军监狱甲监5号。面对死亡判决，张秋人一如平时起居规律，饮食如常，依然每天坚持读书五、六个小时，他说：“我们活一天就要做一天革命工作，在牢里不能做革命工作，就要天天读书。读书就是为着革命。”
张秋人的一举一动，深深吸引着同囚室的薛暮桥。
薛暮桥把张秋人临终前的教诲牢牢记在心上，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开始了3年的“深造”。监狱里、禁闭室中，薛暮桥都置若无人，如醉如痴地沉浸在书本里。他阅读了大量政治经济学、哲学、历史及自然科学著作,为他后来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奠定了基础。
多年后，薛暮桥到美国访问，一位美国教授问薛暮桥的毕业院校，薛暮桥以“牢监大学”答之，又问何事入狱，答道："Communist（共产党员）”。教授们恍然大悟，传为奇谈。牢监三年，是薛暮桥第一次系统读书的时期，为薛暮桥打下了一个比较宽博的知识基础，并养成了独立的理论思考的习惯。
薛暮桥在狱中的学习很快派上了用场，出狱后不久，他与孙冶方、钱俊瑞等人一起在共产党员、历史学教授陈翰笙的指导下，从事农村经济调查研究工作。新四军建军之初，薛暮桥参加筹建教导总队并主持政治教育工作。在新四军队伍中，薛暮桥完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和《政治经济学》两本教科书。1943年春，中央决定抽调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干部到延安工作，薛暮桥名列其中。
薛暮桥走到山东境内时，到八路军115师驻地歇脚，时任山东军区书记的朱瑞和政府主席的黎玉早就知道薛暮桥的大名，竭力留他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工作。征得中央同意后，这位享誉军界的大才子就此留在山东。
薛暮桥到达山东时，山东战工会财政处正全力以赴应对根据地因法币大批流入而出现的严重通货膨胀问题。轰轰烈烈的“排法”斗争，只是在局部取得胜利，通货膨胀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1943年春，在北海银行总行行长艾楚南配合协助下，薛暮桥对山东地区的货币情况进行了深入调研。
根据地没有黄金和外汇，怎么保持币值和物价的稳定？薛暮桥提出，建立以北海币为本币的市场，要把法币彻底从根据地驱逐出去。就货币和价格的关系，他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货币的价值决定于货币发行数量，而不取决于它所包含的黄金价值。根据地要建立工商局，其职责就是随物价的涨落吞吐物资，调节货币流通数量，保持币值和物价的稳定。
薛暮桥在他的回忆录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1946年春，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来到当时中共山东省政府所在地临沂调研，他带着满腹狐疑釆访了当时主持山东经济工作的薛暮桥。美国经济学家问，你们的北海币一无金银二无外汇做储备，为什么能保持物价稳定。薛暮桥答，北海币以物资作为储备。看着满脸迷惑的美国人，薛暮桥详细阐述了货币发行与物价同步增长的规律。
在这次几乎被经济学界遗忘的对话中，薛暮桥用北海币为例，每发行一万元北海币，至少有5000元用来购存粮食、棉花、棉布、花生等重要物资。如果物价上升，就出售物资回笼货币；反之，则增加货币发行量，收购物资。因此，货币价值决定于货币发行数量，而不取决于它所包含的黄金价值。美国学者认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当然，作为一个学者，他的说法很委婉，只是说，这个理论是中国人在现代经济学上的一个新发明。30年后，世界头号资本主义经济强国的美国放弃了货币发行的金本位制，改用控制货币发行数量的方法来保持物价稳定，到这时，“币值决定于货币发行数量”才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经济原理。
薛暮桥的“货币斗争理论”包含着三个层面，即货币斗争、贸易管理、生产建设。其中，货币斗争排第一位，但要取得货币斗争的胜利，必须有贸易管理和生产建设的支持。同样，完善贸易管理和生产建设，就必须完成“停法禁伪”工作，这样才能保护物资，稳定物价，克服经济危机。
相比1942年初开展的排法斗争，山东抗日根据地新的“货币反击战”从一开始就有系统理论作支持，组织上也更为严密。作为根据地的金融调剂机关的北海银行总行，在这场“战争”中更是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可以说，1943年是山东抗日根据地老百姓抗战以来幸福指数最高的一年。根据北海银行总行的统计，在近一年的斗争中，单就滨海区而言，北海币已把几千万元的法币排挤出去，由法币泛滥造成的经济危机得到有效地缓解，北海币不但成为滨海区唯一的流通工具，流通范围逐渐扩张到游击区和敌占区，币值不断提高的结果就是老百姓直接得到物价迅速回落带来的实惠。
滨海区排法战争取得的胜利，激励了各个根据地的斗争热情，鲁中、清河、鲁南相继成立停法委员会，他们借鉴滨海区的措施和做法，同样取得了辉煌的胜利。1944年4月，山东抗日根据地宣告，排法斗争获得胜利，伪币、法币完全退出市场，北海币成为根据地唯一流通的本位币，经济斗争和外贸斗争的主动权由此转移到抗日根据地一方。
这是一场惊天动地的货币战争。时任山东局书记的黎玉1945年6月在山东省全省工商工作会议上的报告，题目就叫作“山东对敌经济斗争的巨大胜利”。他指出：排法斗争使我本币物价自脱离法币以后，不但没有上涨，反而下落了百分之三十到四十。以此估算，排法斗争不仅是粉碎了敌人通过法币掠夺根据地物资的阴谋，在山东分局、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下，以薛暮桥同志经济理论为依托的排法斗争为山东抗日根据地避免了近六亿元法币的经济损失。如果综合物价等多种因素，这个数额放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
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看这场货币战就可以发现，世界范围内，战时通货膨胀是不可避免的，共产党政权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内，以落后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来支持大规模的近代化战争，想实现物价完全稳定，更是非常困难的。能够做到每年上涨不超过1倍，而且保持逐渐上升，避免大的波动，这在世界战争史上是非常少见的，因此，山东根据地在这种背景下取得的货币战争胜利，被很多中外人士认为是一场奇迹。
解放战争初期，在一次财经会议上，有中央领导问薛暮桥，国民党70万大军进行重点进攻山东，新四军主力部队移驻山东，山东要负担多少脱产军政人员？薛暮桥答，有90万人！很多人都没有想到，山东根据地的财政实力居然如此之强。这显然是排法斗争带来的效益。
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经济上迈进的一大步，同时也是北海银行走向成熟的一大步。抗战后期，北海银行的工作重点也逐渐转向城市，面对新形势，北海银行不但总结出一些金融工作的特殊规律，更培养、锻炼出一批懂得现代金融业务的干部。
在薛暮桥这位货币战争“总导演”实事求是、注重实践的工作作风影响下，为适应形势的变化，北海银行总行和胶东分行先后组织力量，对烟台等城市金融工作进行了全面的调査与总结，为下一步城市金融工作的开始奠定了必要的基础。这时，通过货币战争的磨练，北海银行这个红色金融机构已经拥有了迎接更大挑战的经验和必胜的信念。
薛暮桥，这位被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锻造出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在世界上生存了102年，在追求富民强国理想的漫长一生中，1943年的惊涛骇浪恐怕不过是他在岁月长河中偶尔经历的一个涟漪。但无论如何，沂蒙革命根据地金融史上应该留下这位老人的名字，北海银行的发展史上更应该给他留一个位置。某种程度上，是这位老人把蹒跚学步的北海银行带进茁壮成长的青春期，他的扎实作风和敏锐判断使每位北海银行的工作者深信，经济学的确是造福国家和百姓的“经世济民之学”。
“经世济民”不但是北海银行工作总原则，也是新时代金融工作的宗旨所归，更是我们的共和国带领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凝聚力和推动力。
（中国人民银行临沂市中心支行 邓强）
（文章来自：中国金融出版社 主编：山东省钱币学会 临沂市钱币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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