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日寇冬季大“扫荡”前,总行的印钞厂设在沂南大梨峪,整个印钞工作一直持续到日寇冬季大“扫荡”前。“扫荡”期间因为环境恶劣,总行印钞厂未印票子。
1942年春季,印钞厂随总行迁往沂南万粮庄村,印钞厂设在山西村,山西村为自然村,属于万粮庄村。印制北海币的工作随即恢复。此后印钞厂一直驻扎在沂南万粮庄,直至次年的春天迁往滨海区。驻万粮庄期间,印钞厂在村南的小南山上挖了个洞和地下室,以备鬼子“扫荡”时隐蔽。1943年,印钞厂随总行迁往滨海。
据黄嘉和回忆,总行印钞厂当年设在东辛庄(经考证是万粮庄山西村)地主于学修家的学屋(相当于私立学校)里。学屋有两间堂屋,三间西屋,一间东屋,印钞机约四五台,安在三间西屋里,打码机两台,安在东屋里。日本投降后,又盖了四间南屋。新盖的四间屋用来晾晒刚印好的北海币。黄嘉和参加工作当年遇到鬼子“扫荡”,因为年龄小,组织上就让他外出躲避,第二年,鬼子“扫荡”时,组织上发给他两颗手榴弹,后来再遇鬼子“扫荡”,就发了一杆长枪。可见这一时期,银行既是工作队又是战斗队,遇到敌人“扫荡”,银行职工还要拿起枪参加保卫银行的战斗。黄嘉和还介绍说,总行迁到滨海后,鲁中分行印钞厂仍在这里,1944年春天,印钞厂曾一度迁到王家庵子,秋天又返回。
高守懋,1927年出生,万粮庄人,1942年2月进入北海银行印钞厂,1943年因参军离开。在印钞厂初期干拧工,因年龄小,体力不支,后调整为给印好的北海币抹滑石粉。月工资二三元北海币。这是印钞的一道工序,印好的北海币要抹上滑石粉才能拿去晾干。
据高守懋说,当年印钞厂设在地主于学修(沂南县东辛庄人)在山西村(属万粮庄)的学屋里,印钞机共三台,安放在三间西屋里,贴着西屋南边有两间屋作伙房,一位五六十岁济南来的老汉和一个年轻的,在东边一间屋里制版,打码机二台,安在两间堂屋里。北海币两面印完后,拿到堂屋里裁切,一百张一摞夹在一起;然后打码,打码和加盖印鉴是同一程序进行的。打完码,一百张一摞用纸条扎起来,送到鉴定股查看暗记有没有少,号码印得是否正确。
钞厂的工作是两班倒,都是在白天工作。两个人操作一台印钞机,打码机由一人操作。指导员姓徐。所有人员都穿便服。一个警卫班保护印钞厂,警卫人员也穿便服。整个鉴定股加上其他干部约有二三十口人。全银行,算上打杂的,有五六十人。
酒(海秋)主任住高怀先家,王科长住高续先家,鉴定股住高希铭家。在高守惠和高洪风家各挖了个地下室做钱窖子。钱窖子有一间屋大小。
当年附近据点的鬼子一年至少出来“扫荡”三四次。通常春耕时过来破坏春耕,麦季时节过来抢麦子,过年时也来“扫荡”。有时还从外面调部队过来“扫荡”。为了通报鬼子“扫荡”,那时在村东边建了一个圆屋子,村里人称作团瓢屋,鬼子朝这个方向来,过了河,就在屋顶上点着火报警。票纸和油墨就埋在这个小房子地下。那时候,军民关系很好,听说鬼子要来,就把机器拆了,群众帮着抬到西河(汶河)边,埋在沙滩里。第二天早上,赶着羊群在上面来回走几趟,鬼子就看不出来了。人员则疏散到南边山区里。他听说,印钞厂曾在和尚峪以及辛庄的小河南边待过。还听说,他当兵以后,这个印钞厂曾经移驻过阜口,因为携带的北海币被人发现了,待了不到十天就回来了。另外贸易局和报社也在这村待过。
时任北海银行总行印钞厂负责人的任志明对当年驻扎在大梨峪村和万粮庄村时的情况印象颇深,他在回忆录《战斗在沂蒙山区的总行印钞厂》文中指出,紧紧地依靠群众是印钞厂生存的基础。
当地的老乡们介绍说,过去印钞厂在村上,虽然鬼子汉奸多次“扫荡”,但每次都是一无所获,乡亲们替工厂保存的东西,连一张纸也没有丢过。
任志明回忆说:我们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进行工作和战斗的。当时我们就住在老百姓家里,厂房就是老百姓腾出的几间草屋。房东经常热情地为印钞厂的同志们烧水做饭,站岗放哨。敌人“扫荡”时,我们连夜把机器设备埋藏好,把不便埋藏的纸张、票子和黄金托付给可靠的老乡(有万粮庄村前的小南山的是党员)保存收藏起来。
当地的老乡们介绍说,过去印钞厂在村上,虽然鬼子汉奸多次“扫荡”,但每次都是一无所获,乡亲们替工厂保存的东西,连一张纸也没有丢过。
在当时那样残醋的环境下,确实没发生过出卖给敌人的事情,东西也从来没有丢失过。印钞厂在村上工作时间长了,群众也多少知道一些内情,但没有一人向敌人告过密。
当地的老乡们介绍说,过去印钞厂在村上,虽然鬼子汉奸多次“扫荡”,但每次都是一无所获,乡亲们替工厂保存的东西,连一张纸也没有丢过。
鬼子“扫荡”进村,从闻到油味猜到村里有工厂,就逼老百姓说出工厂是干什么的,机器埋在哪里,但除了一般情况外,什么也没有得到。
当地的老乡们介绍说,过去印钞厂在村上,虽然鬼子汉奸多次“扫荡”,但每次都是一无所获,乡亲们替工厂保存的东西,连一张纸也没有丢过。
只有一次,我们住的村上有一个群众,不知怎么把我们丢的几张纸拿出来了。我们回来后,他感到非常内疚,觉得对不起政府,就用刀子往自己身上戳了几刀,后来被救过来了。其实,他拿出的几张纸,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
当地的老乡们介绍说,过去印钞厂在村上,虽然鬼子汉奸多次“扫荡”,但每次都是一无所获,乡亲们替工厂保存的东西,连一张纸也没有丢过。
在艰苦的环境下,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干任何一项工作都是困难的。例如,印钞需要的纸张油墨,最初要通过敌工部门,或派人到济南等地采购,这种办法目标大,加上敌人加紧封锁,困难很大、一旦被敌查获,损失就很严重。后来我们发动小商贩到敌占区采购,这样多头行动,就减少了危险和损失。同时在界湖(沂南县城驻地)等地设立灰色商店,通过与敌占区换货,取得了所需材料。
当地的老乡们介绍说,过去印钞厂在村上,虽然鬼子汉奸多次“扫荡”,但每次都是一无所获,乡亲们替工厂保存的东西,连一张纸也没有丢过。
任志明还回忆说:在恶劣的游击环境下我们每做一件事情都要经过精心组织,反复考虑,否则就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和流血牺牲。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经常处于敌人的“扫荡”袭击中,印钞厂虽不是作战部队,却比作战部队更紧张,不但要保护好机器设备,还要随时进行游击战、麻雀战。敌人来了,立即藏好机器,上山打游击。开始我们是跟着省级机关活动,看似比较安全,但因单位小,情报来得慢,反而不灵活。如1941年冬,日寇对我根据地进行5万人的大规模“扫荡”,我们就都被围在家山里了。一天夜里,通讯员突然叫醒我们,说敌人正向这里包围过来。话没说完,就听到枪炮声响了起来。同志们赶快往山上跑,跑上山后,天色已渐渐亮了,往山下一看,四周都是穿黄军装的日本兵,枪炮打成一片。敌人四面包固我们,已经从两侧翻上来,战斗打得十分艰苦,我与其他同志经过浴血奋战,终于从半山腰敌人的空隙突围出去。我们近30人的队伍,跟我一起突围出去的仅有三四位同志。后来我们就自己搞情报,独立活动,这样就机动灵活多了,有好几次都化险为夷。
(文章来自:中国金融出版社 主编:山东省钱币学会 临沂市钱币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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