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是发展自身,建立北海币信用的重要途径。1942年中旬“排法”斗争未兴起之前，北海银行基础并不牢靠，北海币主要依附于法币的流通体系，通过宣传、发放农业贷款、清理土杂币等方式来扩大它的影响。如在1942年初，由于敌人的频繁扫荡，造成荣成、牟平等一些地区的人民对北海市严重的不信任，牟平西部还有不法商人将北海币贬至8折称密使用。[36]在一些新建立的根据地，因为宣传动员工作的不深入，民众对中共反扫荡运动不甚了解，没有清晰地认识到北海币性质和作用，致使一些民众将北海币与一般的私杂钞相提并论，因此在大扫荡中发生了北海市被贬低使用的现象。如在桃村集一斗米市价是50 余元，但用北海币须100元；在栖东徐家集，法币比北钞地券每元高2角，部分民众不愿自己持有北钞地券，便不遗余力地向外出手，买鱼买肉都用北钞地券，致使北钞地券在集上非常拥挤;还有民众公开拒用北海币的情况发生。[37]这些现象显示北海银行尚未建立起良好的货币信用，民众在敌人的威胁、利诱和打击下对北海币的信任很容易发生动摇。
针对这种情况，北海银行若想发展起来必须联合法币，以疏通北海币的流通渠道，巩固北海币的社会信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由于日伪需要收集法币，通过英、美等国在华银行来换取英镑、美元，以图在国际购置战略物资，这一时期法币在沦陷区被准许流通。法币在根据地内币值更是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由于法币在市场上占有优势的地位，北海币在流通之初就宣布北海币“与法币等价流通，随时可兑换收归”。[38]这一方面是因为北海币在发行之初并没有建立起来强大的社会公信力，需要依靠法币来扩大其流通的渠道；另一方面是因为法币的流通范围比较广，北海币和法币进行等价兑换，可以方便群众在不同地区之间的货币使用。但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占领了英、美等国在华银行，不再需要法币套取外汇，开始调整对法币的政策，将法币驱逐到国民党大后方和中共根据地中,法币贬值迅速。鉴于法币在流通范围上宽于北海币，中共山东分局开始用行政的手段调整法币和北海币的汇兑，“宣布要用2元法币兑换成1元抗币”，[39]依旧保持与法币的兑换。
二、被追调整：太平洋战争前后北海银行货币政策转变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党政府在英美等国的支持下继续推行法币自由兑换外汇政策，无论是在沦陷区、争夺区还是在根据地内法币都占据优势地位。对于日伪来说，他们“在敌占区大量发行伪币，收兑法币，拿到上海等地的美国、英国银行去换取外汇（美元和英镑），向国际市场上套购他们所需要的各种物资。”对于中共来说，法币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内占据优势地位，又因法币可以在全国自由流通兑换，北海币虽然发行但与法币始终保持固定的比价，抗日民主政府更是通过“掌握—定数量的法币,来保证抗币币值的相对的稳定。”[40]据 1942年北海银行胶东分行东海支行的统计，在其区域内有北钞、地方流通券、法币、私钞、投钞、伪钞等六种，计北钞占流通量总数的 15.56%，地方流通券占5.4%，法币占32.88%，私钞占 0.88%，投钞占7.2%，伪钞占 36.08%。[41]法币仍旧占有很高的比重。因此，在这时期内无论从国民党、共产党还是日伪的角度考虑，允许法币的流通，都对自身有一定的好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对日宣战，日军利用法币套取国民政府外汇的计划被迫停止。日伪开始转变对华货币政策，由利用法币转为驱逐法币，将大量法币直接向国民党大后方和中共根据地内倾销。中共抗日根据地与沦陷区犬牙交错，首当其冲，成为日伪推销法币的重要战场。而山东抗日根据地又是众多根据地内法币币值最为稳固、币值最高的地区，必然成为日伪倾销法币的首选之地。据估计，1942年从山东周围地区流入根据地内的法币有数亿元，[42]这也就意味着同样价值的物资被敌人攫取成为继续发动侵华战争的筹码。如在荣成北部、牟平南部、文城东南部的一些争夺区，敌人派进大批奸商在各个市镇高价收买小麦和其他日常必需品。[43]一时间法币大量流入，物资严重流失，通货急剧膨胀，给根据地带来巨大灾难,“比军事上的大扫荡有过之而无不及”。[44]此外。日伪还伪造了20 多种法币，连同真法币一起向根据地内推销。1942年，日军抢占了国民党法币在香港和缅甸的秘密印制厂，截获大量半成品的法市、印刷机、法币编码等资料，后又在南洋截获 20 亿元中国银行纸市半成品，日军利用截获的工具和半成品，伪造数十亿法币抛向根据地。而此时山东抗日根据地内人口不足 1000万，且以农业为主经济基础薄弱，骤然增加的数亿元法币无法及时消化，必然造成通货膨胀，法币币值狂跌，与法市等价流通的北海币也受其波及，币值不断下降。这引起根据她物价飞涨，市场混乱。“法币大量涌入和物资资源流出所造成的经济危机，成为山东军民坚持敌后抗战的巨大威胁”。[45]
（本文作者：钟钦武 原载于：《联合·排斥·抵制·接收： 北海银行对法币政策转变的历史考察》 未经作者和本站同意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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