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随后国民政府正式对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是国民政府货币政策的又一个转折点。事件发生之后,日军占领了整个上海,孤岛时期结束,抢夺上海所有国民政府经营的银行,上海外汇市场于1942年7月全部关闭。大后方的外汇交易仅限于重庆与昆明。日军进军东南亚,导致滇缅公路被切断,并且占领了香港,严重破坏了后方经济的稳定。1942年的商品进口,与1941年相比进口额下降了将近一半。[213]由于战局进一步恶化,当时的外汇交易量几乎为零。1939年至1941年底为第二个通货膨胀的阶段,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由于战争形势暂时对中国不利,人民对法币的信心发生了动福,囤积居奇,物价涨幅高达160%。从珍珠港事件爆发至抗战胜利,为国民政府通货膨胀的第三阶段,四年内法币贬值超过了300%。[214]故而,在珍珠港事件前后,国民政府在财政方面采取了多种措施,力图缓解严峻的通胀形势。
第一,降低财政预算赤字。预算赤字是加重通胀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降低预算赤字,是从政府自身角度做起。国民政府首先是通过开源节流来遏制赤字增长。在财政税收方面,间接税的征收方式,由计量征收改为从价计征,提高食盐消费税,征收所得税和其他直接税。上述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政府的货币收入在1942-1944年有了显著增加。
第二,限制银行信贷。制定了三年金融计划,对1940-1942年的金融工作进行了规划,限制银行的信贷扩张,国民政府在三年中限制信贷扩张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暂时遏制住了银行货币的过度投放。但是整个抗战期间,许多商业银行和钱庄的投机行为一直难以控制,并且银行和钱庄往往密切配合,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
第三,统制物价。这一点国民党、共产党、日本人几乎同时使用。国民政府在1938年开始对物价进行统制。规定所有商品价格都必须与当地政府部门会商行业等机构会商后确定,囤积居奇者会受到严厉惩处。但是这些规定在战争时期毫无结果。这是因为多个管理机构共同管理,出现多头治理的情况:管理人员数量不足,素质低下;物资供给及统计信息缺乏;不同区域间实际情况不同,交通成本和运输困难导致各地物价参差不齐,难以进行统一管理。所以第一次物价统制失败。1942年,国民政府再次进行物价管制。国民政府对液体燃料、煤炭、焦炭、新闻纸、棉纱、布匹及棉花这些原料和半成品进行统制。通过大宗采购,政府可以确保这些物资以官方价格销售给生产者和销售者。后来政府的大宗采购又进入生活领域,对大米、盐、食用油、糖、火柴、烟草等进行统制。然而除大米外,政府控制了物资的大部分供应,却无法控制最终零售价格,因为国民政府无法在战时建立起一个计经济体系,商人从政府处购得物资后,必然会依据市场价格销售。在抗战的大形势下,国民政府既没有管理零售价格的能力,更缺乏管控及惩罚商人投机牟利的力量。
所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法币币值成直线下降之势,通货膨胀非常严重。此时日本对沦陷区进行治安强化等运动,血腥掠夺沦陷区资源，实行以战养战的政策,导致国民政府对地方货币管理近乎失控,这在山东地区最为典型。国民党在山东地区发行的地方货币有30多种,通过滥发钞票对山东人民进行残酷掠夺。国民党山东省民生银行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发行数额为2000万元,沈鸿烈成为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之后,为解决军费、财政问题又增发1200万元以上。1939年夏,日寇进攻鲁南地区,民生银行票版遭受部分损失,当年下半年,沈鸿烈将票版改为兰版继续印刷五角辅币。随着军政开支增加,民生票的面额也越来越大,开始印发五元、十元钞票,后来沈鸿烈索性将票版与全部机器、工人寄存秦启荣以前的部下,已经投降日寇的汉奸陈三坎处。从此陈三坎得到沈鸿烈的默许,也在发行民生票。1940年,敌人不费一枪一弹,即将民生银行全部机器和工人运抵济南,在1940年12月,伪山东新民报即刊载报道:“本会奉山东省公署令,接管山东省民生银行暨平市官钱局两管理委员会。”沈鸿烈的民生银行券,就这样和日伪的民生银行货币合二为一。所以民生票到底发行了多少,连沈鸿烈都搞不清楚。据估计,发行额大约在一亿左右,在抗战后期,民生票已经和冥币没什么两样。除民生票之外,国民党在山东各地区的大小官员也趁机发行各种钞票,发行毫无准备，发行的票券样式五花八门。比如鲁北行署兑换券、“裕民银行”券都是石印版，这已经是山东国民党货币中印刷最好的了。“裕民号”则是用毛边纸印刷的。吴化文、秦启荣的“利源号”“庆仁号”则是用桑皮纸木板印刷。利津地方流通券是用给死人烧的火纸改版而成。所以老百姓对上述国民党纸币均分别赠以“坑人号”“桑皮纸”“满街窜” “围城转”“擦腚纸”等名号。[215]
（本文作者：郭本意 ，原载于：《北海银行历史研究文集》 未经作者和本站同意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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