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刘知侠的小说《红嫂》让我们记住了明德英。1964年，毛泽东主席观看《红嫂》后对剧中演员的接见及肯定，更让以“红嫂”为代表的“红嫂精神”名扬全国。从此，“红嫂”成为沂蒙女性先进群体的代表，成为沂蒙老区革命历史与文化记忆中历久不衰的象征与载体。它浓缩了沂蒙老区女性群体支持革命、投身革命与献身革命洪流的深切情感与高度自觉，成为革命战争年代人心相背的形象化标志。
如果将用自己的乳汁救护伤病员的明德英朴素的行为解释为质朴善良的本能所致，是个体、自发、无意识的行为，那么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的驻扎和培育，通过党的卓有成效的妇女工作，使沂蒙女性传统的优良品格产生了质的飞跃，得到了革命性的升华。她们由觉醒、觉悟，到自觉投身于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她们有一个特定的称谓--红嫂。
命运的一致，血液的汇流、利益的依托、精神的融合使广大沂蒙女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心，同仇敌忾，凝聚起赢取革命胜利的强大力量，共同熔铸和培育了伟大的红嫂精神。
一
马克思“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解放》。
妇女解放是中国革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发动妇女参加抗战，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争取妇女自身的解放，而且从妇女的切身利益入手，充分调动广大妇女群众的参战热情。从而把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事业有机地融在了一起。
中国革命胜利的法宝是依靠人民群众，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其实中国共产党没有掌控国家政治经济资源，不仅要动员男人参军参战，而且其军队的所有给养包括军装军鞋，都需要女性的参与和支持。而实际上在当时的广大农村，青壮年劳力基本上都参军了，可依靠的力量主体只有妇女、老人和孩子。
徐向前司令员在为1940年3月10日召开的鲁南妇女救国联合会的题词中说“没有广大妇女起来抗战救国，则抗战救国伟大事业的胜利与完成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之，力求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就必须把妇女工作迅速的、猛烈的、广泛的、深入的开展起来。”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起就对灾难深重的广大妇女给予了深切关怀。土地革命时期，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婚姻法，确定了妇女在家庭、社会中的合法地位，调动了妇女参加革命的积极性。然而，由于历届军阀政府特别是韩复榘的残暴统治，山东“根本就没有什么妇女活动。”沂蒙地区情形更为严重。此地山峰林立，是土匪打家劫舍的藏身之地。据《临沂地方志》载， 1916年至1935年间，骚扰临沂地方的股匪，有名的就有50股之多。他们对村民敲诈勒索，绑架人质，洗劫全村，手段极为残忍。“各方居民，闻风而逃，莫不胆碎，哭声遍野，惨不忍闻。”另一方面，沂蒙山区传统文化深厚，“三从四德”“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意识浓厚，妇女家庭、社会地位极为低下，一直不得不依附于家庭，处在社会的最底层，愚昧无知，孤陋寡闻，终日劳动，不得一饱，更少关心世事。她们没有权力参与社会管理和历史的进程。妇女原木是革命中最落后最不积极的一个群体。
因此，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在沂蒙山区开展妇女工作是非常艰难的。
为扭转这种局面，中国共产党基于人民战争的方针和农村的实际情况，积极宣传先进的革命思想，切实开展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打土豪、分田地，让长期受苦受难的农民得到实惠，感受到了当家作主的尊严，这与国民党的统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老百姓从内心里拥护共产党八路军。同时非常注重发挥妇女的作用，除了发展以男性为主的武装力量外，组织了以妇女为主的“识字班”、妇救会等组织，以调动女性参与抗战的积极性，把妇女解放斗争纳入到民族和阶级解放的进程中。
为更好地开展妇女工作，共产党从部队中有计划地抽调出女同志来担任妇女领导工作。1938年5月，中共山东省委重建时，成立妇女部，史秀云任部长。随后，山东各地先后成立了各级妇女组织，妇女联合会、妇女救国会、青妇会等各种妇女组织。
一开始，沂蒙山区的妇女群众特别是中产以上的家庭妇女，对“女八路”怀疑、观望、甚至拒之门外。这些妇女干部脱下军衣、长衫，换上便装，挽起发髻，深入到家庭中去，认真帮助解决她们的切身需要问题。最先觉悟起来的是一些“老大娘”。她们大多苦大仇深孤寡无依，正直坚强，性格开朗，乐于助人，在妇女群众中有较高的威望。在经过宣传教育后，她们首先觉悟，消除了疑虑，主动接近共产党的妇女干部，介绍村内情况，联络妇女群众，很快把一个村的妇女工作带动起来，成了联系群众的带头人。如于大娘(王换于)、韩大娘、彭大娘、段大娘、王大娘(王日荣)等。
努力发展妇女党员，教育和培养党员和非党员的妇女干部，充分发挥她们的模范带头作用。据统计，在有姓名可考的100余位沂蒙红嫂中，中共党员有71人，占67%，其中不少还担任县区乡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人。如王换于、韩大娘(谢德甫)、程振英、刘云、黄家菊等都曾加入中国共产党。
“妇救会”是妇女救国会之简称，是共产党为发挥妇女作用，在沂蒙抗日根据地建立的妇女组织。1939年4月《大众日报》发表了《妇女救国会宣传大纲》，对妇救会成立的目的、性质、作用等作了解释。
妇救会在党的领导下，教育广大妇女抗日救国人人有责，启发广大妇女抗战求解放的决心， 自愿参政参军。
妇救会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拥军支前，组织妇女为中共领导的军队准备军鞋、军粮等军需物资，照顾伤病员，抚养八路军后代，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团结广大妇女，奔走呼号，支援抗战。“我们妇救会，会员真是强，组织起来就把线来纺，生产荣光……为了军和民，个个有衣穿，妇女们加劲多生产，齐心渡难关……。”
这些沂蒙女性中的先进群体既是中国共产党乡村革命动员的主要对象，也是主要的革命动员者。据不完全统计，在有姓名可考的100余位红嫂中，共有40多位红嫂担任村妇救会长一职，占全部人数的37.7%。
王换于、李桂芳、袁明等优秀妇女，都曾在不同时期担任过妇救会长。这些妇救会干部身先士卒，深入农户特别是妇女家中进行思想发动。如沂南县艾山区妇救会长李桂芳童年生活困苦，当过童养媳，给地主家看孩子，受尽剥削压迫。13岁那年，八路军来到村里，办起了夜校，教农民识字，宣传抗日主张。李桂芳较早接受了革命道理。14岁时就被选上了村里的妇救会长。在战火中出生入死， 1942年被派回家乡做群众工作。立下“为妇女姐妹彻底解放贡献一切”的志愿。她用自己的亲身感受教育和影响着周围的人，号召妇女们学文化、剪头发、放小脚，同一切不合理的行为抗争，在查减、拥军、动参、支前，救护伤员等各项工作都跑在前面。是全村妇女的主心骨。她的工作作风、吃苦耐劳的精神，受到了全区群众的高度称赞。
据《大众日报》 1939年3月13日社论载：鲁南已有十几个县，将近一百个区成立妇女救国会，会员有五万余人。1939年下年各地、县、区妇救会相继成立。
西方有位哲人说过，一场动员起广大妇女自愿参加的战争，是必然胜利的。沂蒙山区的妇救会就是这样一支妇女组织，真正发挥了“天下兴亡，匹妇有责”的历史作用。
在沂蒙广大农村， “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根深蒂固，女子多是文盲，难以适应对敌斗争和敌后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为此，中共制定促进妇女教育的政策，创办女子干部学校、形式多样的女子训练班，开展艺术活动，提高了妇女尤其是广大农村妇女的文化素质。
沂蒙妇女的成人教育采取了群众路线，即深入妇女生活、理解妇女感受、发动妇女学习。在广泛开展群众教育运动的过程中，以未婚的女青年和刚刚结婚的年轻媳妇为主体的“识字班”为最普遍的形式。“识字班”既是广大妇女群众的学习组织，又兼有妇女群众团体基层组织的政治性质。其基本功能是针对女性没有识字能力，对其进行扫盲的一种初级教育形式，当然“识字班”也兼有个性启蒙的功能，提倡婚姻自主、男女平等。“识字班”不仅教育年轻女性识字学文化，而且学政治，传授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共产党的政策法规，极大地团结和争取了年轻妇女，使之成为妇救会、党组织的得力助手。
1945年，沂蒙抗日根据地的“识字班”运动达到高潮，妇女学习热情日益高涨。当时，其所在的鲁中解放区“妇女识字班5000多处，学员约12万人，读报组2060个，文化棚66个……”。随着识字班运动的发展，沂蒙妇女提高了自身觉悟水平，提升了自身工作能力，有力地促进了抗日根据地其他工作的开展。在全村参军动员大会上喊出“谁第一个报名参军，我就嫁给谁!”的营南县洙边村梁怀玉，就是当地的“识字班”班长。
沂蒙妇女从各类教育和丰富的文化生活中汲取了知识，开阔了视野，逐渐扫除了自卑自怜的心理，提高了民族意识和政治觉悟，改变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观念，整体素质大大提高。
1940年8月26日发表在大众日报《山东妇联总会工作纲领》，当时根据地妇女的工作范围特别广泛。几乎涵盖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这些在沂蒙革命根据地得到了普遍实施，广大妇女在政治、经济、家庭和社会上的地位，随之有了根本的改变。她们在拥军优属、扩军支前、生产备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著名的沂蒙六姐妹在莱芜战役和孟良崮战役期间，带领全村妇女烙煎饼15万斤，凑集军马草料3万斤，洗军衣8000多件，做军鞋500多双，并架人行桥，保证部队按时通过。
苍山县郑大娘盛清才担任民兵队长，训练民兵，动员参军、抢救护理伤员，组织妇女磨面碾米2万余斤。
临沭县曹庄刘大娘，其长子参军，半载殉国，又送次子、三子从戎。次子、三子浴血伐寇，相继马革裹尸。生有五子的刘大娘，三忍丧子之痛，再送四子、五子出征……而后，每逢区里召开参军或支前动委会，只要刘大娘往台上一坐，台下便群情沸腾。
1939年八路军115师抵达沂蒙时，不足六千人， 1945年移师东北时带走了20万沂蒙子弟，这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在沂蒙抗日根据地，出现了“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谁第一个报名参军，俺就嫁给谁”的动人情景，涌现出了一大批送郎参军的先进妇女代表，“一门三英”、“一门四英”甚至“一门七英”的模范家庭也屡见不鲜。解放区大规模的参军入伍成为人民军队永不枯竭的源泉。
此外，在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合作运动、锄奸反特、土地改革、反奸诉苦运动中，沂蒙女性同样走在了时代前列。
抗日战争中后期，为了战争和生活需要，中共山东分局在革命根据地开展了学习纺织的妇女技能培训班，主要形式是组织合作社、举办纺织竞赛、推广经验和技巧。
沂蒙各级妇女组织，响应省妇救总会的号召，在宣传妇女参加生产运动重大意义的同时，举办纺织、饲养等多项训练班，组织成立各类生产小组，充分发挥了妇女在各条生产战线的“半边天”作用。临沂县妇救会经过半年的倡导与发动，至1941年2月，县区乡妇救会都建立了生产合作社，建立起妇女生产小组59个。
纺织生产是沂蒙根据地大生产运动的一项重要任务。贫瘠穷困的鲁南地区自古很少种棉花，纺织基础较差。日寇侵华后， “洋布”价格暴涨，加上敌人的经济封锁，军民穿衣十分困难。因此，沂蒙根据地党组织和各级妇女组织把纺织把发展纺织业作为重要工作。
“姐姐屋里把线纺呀，叫声妹妹听心上呀，纺线织布顶要紧哪，为的是妇女救解放呵哎……”
“好布缝成好军装呀，战士穿上去打仗呀，好布织成好衣裳哪，穷人穿上喜洋洋哎……”
沂蒙地区还到处流传着“小纺车、吱吱响，隔壁大嫂真是强，又纺线，又站岗，还送丈夫上战场。大嫂说：我在家里多生产呀，你在外面多打胜仗，又生产，又打仗，咱们家中多荣光，早早打走小东洋。”
当时，各区党委、县、乡委还经常不断地召开劳模大会，表彰奖励纺织模范。如临沭县夏庄镇东北村，支前模范、纺织模范陈大娘，莒南县的“劳动模范”张秀菊等。
纺织运动的大发展，使根据地军民穿衣问题达到自给，日伪反动派的严重封锁遭到彻底失败。广大妇女投入纺织生产已经不是过去那样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而是战争的需要和妇女切身利益相联系的政治任务。它不但促使根据地妇女对民族解放战争作出了贡献，也使女性有了对农业生产和家庭经济的领导权、发言权，并极大地增强了妇女的才干及自我自主意识。沂蒙妇女对社会经济的重要支撑作用，促使社会舆论对她们产生新的认识和估价，产生敬佩和尊敬，并间接地转化为妇女社会地位升迁的社会心理和物质保障。
二
沂蒙女性在战争年代担负了多重社会角色，社会地位也相应地从“治内”走向“治外”。救护伤员，抚养革命后代，动员丈夫、儿子、兄弟参军参战。拥军支前，搜集、传递情报，直接参与革命战争等等。经历了战争的洗礼，随着经济、文化翻身，沂蒙女性自身也从中得到了解放。她们已经从社会的边缘被纳入了社会的中心，由革命斗争的客体对象演变为革命斗争的主体参与者，成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涌现出许许多多无私无畏的“红嫂”模范群体。对于她们来说，自己可能还意识不到这种身份角色的转换。
“红嫂”从个体到群体，从官方意识形态转化为民众自觉的“接受认同”，并最终成为一种精神，荡气回肠，感人至深。说明它本身所蕴含的巨大魅力，比如“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情怀，比如善良慈爱、坚韧无畏的母性光辉，比如浓厚真实的生活气息等。
但穿越战争的硝烟，追寻“红嫂”的成长轨迹，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教育以及深得民心的举措，是她们觉醒、觉悟并最终走向成熟的主要动因
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红色革命文化的传播，以及卓有成效的妇女工作，冲破几千年封建枷锁的束缚，沂蒙妇女的精神面貌不会发生巨大变化，也不会有“红嫂”这样一个无私无畏群体的出现。同样，中国共产党若不解放压在妇女身上的枷锁，便不会有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对战争的持续支援。
这些沂蒙女性的先进群体因党的教育而觉醒进步，因翻身解放而光彩照人，因战争洗礼而忠贞坚韧，她们用柔弱的双肩毅然扛起了家庭和革命的重担，用青春、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的奉献之歌!甚至可以说，中国革命正是有像红嫂一样无数女性不惜一切代价，以乳汁、鲜血和生命哺育人民军队的无私精神，才托举出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
（作者：临近市委党史研究室业务科科长 杨 静，未经作者和本站同意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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