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蒙精神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和条件——抗战前党在沂蒙的革命活动(苑朋欣)
发表时间:2019-03-18 13:34阅读次数:次
沂蒙山区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区,早在大革命前,就有了党的活动。此后,中共沂蒙地方组织在曲折中不断发展,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沂水、日照、郯城、临沂、费县、蒙阴、莒县等都建立起党的地方组织。沂蒙地方党组织的建立及其革命活动,点燃了沂蒙大地上的革命之火,唤醒和武装了人民群众,为沂蒙精神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群众基础和政治思想基础,是沂蒙精神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和条件。然而,由于以往对此尚未进行全面系统研究和广泛宣传,以致许多相关事件和人物迄今很少为人所熟知,鉴于此,本文依据相关资料,主要从建立和发展党组织、宣传革命思想、开展革命斗争等方面,对此问题展开论述。这不但对我们了解抗战前党在沂蒙的革命活动有重要价值,而且对我们认识沂蒙精神形成的背景原因也有一定意义。
一、建立和发展党组织
沂蒙山区党的活动,应追溯到大革命前。20世纪20年代初,经过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沂蒙山区的一些爱国青年,多对社会黑暗现状不满,为了寻求光明,离开乡村,奔向城市。他们得风气之先,在革命实践中锻炼成长,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加入了共产党,成为沂蒙人中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其中的代表人物除莒县北杏村人、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外,主要有李清潍、李清漪、刘晓甫、刘一梦、丁君羊、安哲、郑天九、李平章、牟春霆、刘之言和孙善师等。李清潍和李清漪系同胞兄弟,沂水县下胡同峪村人。1923年10月,李清潍在青岛商科职业学校,经邓恩铭和王尽美介绍,加入了共产党。李清漪在1923年夏,考入上海大学,并在那里被吸收为共产党员.刘晓甫和刘一梦是叔侄关系,沂水西南乡垛庄大地主燕翼堂的后代。二人在上海大学读书期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共产党。几乎在同一个时间里,日照县的丁君羊、尹景伊、安哲、郑天九、李平章、牟春霆也在外地求学期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加入了共产党。刘之言是郯城县马头镇人,1924年考入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6年在该校加入共产党。孙善师是临沂县桥西村人,1926年秋,在济南省立高中经刘之言介绍,加入了共产党。这些在外地求学的共产党人,除在求学期间积极参加党领导的革命活动,还经常利用假期回家乡从事革命宣传。这就初步形成了沂水、日照、郯马三个马克思主义宣传基点,为党组织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基础。
沂蒙山区成立最早的党组织是中共沂水支部,而在该区最早开展建党工作的是王敬斋和李清漪。王敬斋是沂水县城人,高小毕业后在淄川大荒地煤矿加入了共产党。1926年10月被派到沂水从事建党工作,他首先把邵德孚吸收到党组织中来。这时,李清漪也在1927年清明节前,介绍教师李洪宝加入了共产党。1927年4月,王敬斋又介绍鞠百实、张希周加入共产党,连同邵德孚4人一起,建立了沂蒙山区最早的一个中共党支部——沂水县支部,王敬斋任书记。沂水县支部建立后,李清漪把李洪宝介绍给王敬斋。从此,沂水县支部成为全县党员统一的组织。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但在沂水,却仍保持着国共合作的局面。这时,沂水县党组织在城里、南乡、西南乡和西北乡都有较快发展,已有党员18名。朱寿年、孙固斋、张敬诺等都是这一时期新发展的党员。
大革命失败后,最早在沂水县开展建党工作的李清漪和王敬斋,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李清漪在离开沂水后,在济南担任了中共山东省执委技术书记。1927年5月,李清漪被捕牺牲。而王敬斋则在白色恐怖下,叛变了革命。此后,沂水县党的工作就落到了张希周肩上。1928年6月,山东省执委派孙兆鹏到达沂水,与张希周一起在沂水开展工作。随着形势的变化,张希周感到,实现共产主义,不仅步履维艰,而且随时有生命危险,因此,工作消沉,不久就离开沂水,投靠了国民党。此后,孙兆鹏在朱寿年等人的协助下,在农民中培养建党对象和发展党员,仅在司马村,他就接收了徐相南、李竹林、李韵声等数名党员。此外,还在莒县发展了赵亮昆、张治九、高墨林,薄贯一等人为党员,并建立了党小组。11月,王用章、王复元兄弟判变,中共山东省委(1928年11月,中共山东省执委改为中共山东省委)通知孙兆鹏速回济南。孙兆鹏在离开沂水前,主持建立了中共沂水县委。朱寿年任县委书记。沂水县委诞生后,中共沂水南乡、城区、西北乡区委和莒县特支相继成立,徐相南任南乡区委书记,宋彦勤任莒县特支书记。从此,沂水县的组织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发展和较有作为的时期。到1924年4月,除莒县特支遭到破坏外,全县党员已发展到200余名,建立党组织和有党员的村庄、学校将近50处。此后,沂水县委遭到破坏,但许多党员却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继续坚持活动。1932年5月上旬,遵照山东省委指示,沂水直属支部成立,谢梅村任书记,邵德孚任宣传委员,韩文卿任组织委员。沂水直属支部建立后,党组织迅速恢复和发展。如在县城,以邵德孚为负责人的瑞麟小学党支部首先建立起来。在农村,西北乡以李洪宝为领导人的党组织不断扩大。南乡在王赞堂的组织下,以苏村、司马为中心,不仅把原有的党组织恢复起来,还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建立了南乡区委,王赞堂任书记。尔后,王赞堂又把党组织发展到莒县的南关和南乡,成立了莒县支部,隶属沂水南乡区委领导。此外,沂水直属支部还派刘中甫到西乡的大松林村,从事党的发展工作,先后接受了王希武、王成全、杨花信等人入党,成立了西乡的第一个党小组。在沂水直属支部的领导下,到1932年8月上旬,全县恢复发展党团员200余名,建立党团支部20余个,还建立了许多党小组。同月,山东省委将沂水直属支部改建为沂水县委,谢梅村任书记,邵德孚任宣传部长,韩文卿任组织部长,李洪宝和王子敬为县委委员。遭受破坏的沂水县委,不仅得到了较快的恢复,而且有了新的发展。
在沂水党组织创建和发展的同时,日照党组织也进入了建立和发展时期。大革命失败后,安哲、牟春霆、郑天九先后返回日照从事农运和党组织建设工作。1928年2月,遵照省执委指示,在安哲主持下,建立了中共日照县委员会,安哲任书记,牟春霆任组织部长,郑天九任宣传部长。这是共产党在沂蒙山区建立的第一个县委。日照县委建立后,安哲首先在家乡安家村发展了雇农李芹年、佃农明世厚、织袜工人安茂祥等人入党,并成立了党支部,由李芹年任书记,后又通过支部发展了40余名党员。同时还在两城、于家村、秦家官庄、殷家庙、吴家台等十几个村庄发展了多名党员。牟春霆在本村牟家小庄先后发展了23名党员,建立了牟家小庄党支部,牟春霆任书记。郑天九回乡后,在山字河三官庙介绍穷苦农民汉成运入党,建立了山字河党支部,汉成运任书记。在以后三年多的时间里,山字河一带共发展党员50余名。1932年2月,省委派巡视员来日照,在对日照县委的工作进行全面考察后,将县委改为中心县委,辖日照、诸城、莒县、沂水四县,并根据形势的需要,增补邰梅斋、杨德玉、汉成运为中心县委委员。日照中心县委成立后,全县党组织又有了很大发展,到1932年10月,日照县已发展党员700余人,团员300余人,100多个村庄内有了党团员,建立了45个党支部、25个团支部。1928年以后,临郯地区的党组织也有了较快发展。大革命失败后,刘之言和孙善师中断学业,一起回到各自家乡。1928年3月,刘之言到马头镇郯城县立第三小学任教。从此,他以教学为掩护,秘密进行党的地下活动,首先发展了刘谐和入党.1928年冬天,刘之言又把孙善师聘来马头任教。孙善师来郯城后,刘之言在县立第三小学主持成立了中共鲁南第一支部,刘之言任书记,刘谐和任副书记,孙善师任组织委员。1931年春天以后,临郯地区党组织有三条线同时向前发展,鲁南第一支部的刘之参言,先在县立第三小学接收了校长宋幼准、教员马叙卿,学生刘念熹(女)、张一慧(女)等人入党,又在郯城的东部四哨一带发展了朱次彭、危益民入党。接着朱次彭等人又发展了一批农民党员,其中有赵叙五、郭云舫、刘文漪、赵民三等10多人。1930年秋,入党后考入临沂第五中学的刘盛华,也按照中共鲁南第一支部的指示,在临沂第五中学发展了王孝先、胡威廉、刘向正等人入党,并成立了临沂五中党支部,刘盛华任书记。这个支部先后发展了何秀芝(女)、刘瑞芝(女)、周素芬(女)、威铭、王景朋、刘泽昌、曹敬如、徐联五、王钦瑞等人入党。同时,鲁南第一支部的孙善师、刘盛华介绍临沂三乡师学生赵昭入党,并建立了三乡师党支部,赵昭任书记。第二条线是中共徐海蚌特委。1930年秋,徐海蚌特委先在郯城的涝沟、大埠一带发展了胡维鲁、张鲁峰、孟若梦等人入党。接着,徐海蚌特委特派员唐东华又先后发展了胡庆余、侯品增、凌云志、朱继箴、马峭峰等人入党,并建立了中共涝沟区委,胡维鲁任书记,张鲁峰任组织委员,胡庆余任宣传委员。第三条线是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和他建立的临沂特支。1931年9月,山东省委派组织部长宋鸣时到临沂县傅庄一带以教学为名,进行地下活动。在这里,他发展了陈信亭入党,成立了临沂特别支部,由宋鸣时任书记。至此,临郯地区有三条线同时建党,这三条线虽未发生联系,但工作进行得都很顺利。1932年5月,唐东华与刘之言等接上组织关系,并于6月初指定由刘之言、孙善师等组成中共临郯县委,刘之言任书记,孙善师任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隶属中共徐海蚌特委领导。不久,宋鸣时调省,临走前又把自己发展的党员介绍给刘之言。从此,鲁南第一支部、徐海蚌特委和宋鸣时在临郯建立的党组织三条线合成一体,共辖马头、涝沟、四哨、城关四个区委,临郯地区党组织得到了统一。临郯县委成立不久,刘谐和还到临沂县板泉崖小学接收了王任之、薛汉鼎、李伴农、夏林、王汉侯等人入党,并于12月建立了以王任之为书记的板泉小学党支部。这个党支部先后在本校和板泉崖、洪瑞等地发展了30多名党员。到1933年复,这个支部的负责人和部分党员升学考取了临沂五中、三乡师和临沂师范讲习所等学校,党的活动也因此转移到了临沂城,并在临沂城内各学校中发展了十几名党员。至此,临郯一带建立了4个区委,110多个党支部,共有350名党员,遍布在100多个村庄。1935年4月,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书记郭子化派李韶九、郭致远开赴抱犊崮山区开展工作。他们先在埠阳、新兴庄、梁邱发展了刘清如、杨茂彬、沈廷信、沈学仁、魏立久、李明法等人入党,建立了新兴庄党支部。同年秋,特委又派李韶九负责重建临沂县党的组织,李韶九在大炉介绍了肖云卿、杨懋修、万国华等入党。以此为基础发展了大炉、车辋、朝仙桥、尚岩、柞城等地的党组织,新党员有40多人,为党的建设打下了基础。1936年夏,根据苏鲁边特委的决定,中共临沂中心县委建立,李韶九任书记。中共临沂中心县委的成立,使临郯地区党组织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在新泰、蒙阴一带,在曲阜加入共产党的赵涤云1928年冬回到家乡新泰县,发展王德一、王宪廷、王建青、李牧青等加入了党组织。1931年2月,中共泰安特别支部决定建立中共新泰小组,由赵涤云任组长。12月底,成立了中共新蒙县委,赵涤云任县委书记,李冰若分管组织工作,王献廷分管宣传工作,县委成立后,在新泰县东部和蒙阴县北都龙须崮一带的梭庄、野店、土门等村,大力发展党组织,先后建立了蒙阴县城、两县村、烟庄村3个党小组。1932年春天,中共新蒙县委遭到破坏,同年10月,在省委帮助下,又成立了新的新泰县委,王献廷任书记,崔宪武、王德一、王迫吾、李阳谷为县委成员,继续领导新泰、蒙阴县的党组织进行活动。到1933年春,在新泰东部和蒙阴县龙须崮附近已发展党员70多人。
最早来费县建立党组织的是沂水县委书记张希周。1929年2月,由山东省委派遣,张希周与袁时若、李天钧等一起来费县开辟党的工作。5月,他们发展了王兰斋、杨占升入党。1932年,费县师范讲习所第一期开学,郯马地区党组织负责人刘谐和,来讲习所以教员身份作掩护开展党的工作。任教期间,在学生中发展了李伯瑾、商向前、诸葛昌林等入党,在校外发展了尚明、陈子齐、郭华、陈子未、刘子峨等,并建立了费县党支部。在这些党员的发动下,费县先后建立了甘露寺、周井铺、徕庄铺、西西皋、石崮庄、贾庄等党小组。临沂三乡师的赵昭,在这时发展了费县籍学生赵子育、鲍天仇、唐军入党。赵、鲍、唐等也先后在他们的家乡发展党员,建立了党的组织。1933年7月,中共临郯县委领导成员刘谐和、马叙卿在苍山暴动失败后,来费县暂时隐蔽并继续领导费县党组织的工作。这年11月,刘谐和、马叙卿主持成立了中共费县临时县委。尚明为书记,李伯瑾、陈子未为委员。1936年7月,山东省委宣传部长林浩受山东省委的派遣,到费县师范讲习所以教学为掩护恢复并发展党的组织。当时,由于党的活动处于秘密状态,林浩未能与原来的党组织取得联系,便在校内同学中发展了王宗一、崔晓东、李祖恩等一大批党员,且于同年12月建立了以王宗一为书记,崔晓东为组织委员,李祖恩为宣传委员的中共费县工作委员会。1938年1月,山东省率八路军第四支队到费县北部山区后,临郯县委发展的党员与林浩发展的党员得以汇合,在省委秘书长景晓村主持下,组建了以张若林为书记,李伯瑾、王力生、王敬明等为委员的新的中共费县工作委员会。1938年6月,山东省委扩大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后,费县南部的党组织也统一于边区省委领导之下。这时,费县党的组织已有25个支部,150名党员。
总之,沂蒙山区早在大革命前,就有了党的活动。中共沂水支部的成立,开始了创建沂蒙地方党组织的新时代。此后,沂蒙地方党组织在曲折中不断发展,到抗日战争全民爆发前夕,党的活动已遍及沂水、日照、临沂、郯城、费县、蒙阴、莒县等地,日照、沂水、临郯、新(泰)蒙(阴)、临沂相继建立了县委或工委,日照、临沂还成立了中心县委。在反动势力统治较强的北方地区,在偏僻的沂蒙山区,能够产生共产党组织,充分说明了共产主义运动强大的生命力。沂蒙地方党组织的建立,使沂蒙人民的革命斗争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二、宣传革命思想
沂蒙山区各地党组织成立以后,十分重视政治宣传工作,在艰苦的地下斗争实践中,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革命思想。这些革命活动,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提高了人民群众的阶级觉悟,撒下了革命的火种。
(一)以书籍、报刊为平台,宣传马克思主义
李清潍,李清漪兄弟,是沂水县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最早的人,其中,在青岛商科职业学校读书的李清潍第一个将《向导》《晨钟》等刊物和一些新书报带到了沂水乡间。在上海大学读书的李清漪,每至假期回家也带回一些进步书刊,诸如《新青年》《新建设》等,介绍给当地青年传阅。李清漪还在家乡出刊油印的《农民小报》,向农民传播革命思想。沂水直属支部建立后,瑞麟小学的党团支部创办了油印刊物《支部生活》,并利用这个刊物,对党团员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介绍苏俄革命情况,还油印了《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红军歌》等。一些马列主义书籍,如《共产主义ABC》《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等,开始在党团员和进步师生中秘密传阅。这些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充满先进思想的书刊,在一些激进的知识青年心中,透进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日照县最早在乡间传播革命思想的是丁君羊、尹景伊、安哲。他们经常利用假期和探亲的机会在家乡从事革命宣传。一些进步书刊,如《向导》《新青年》《中国建设》和鲁迅的小说、进步报刊杂志等,也随他们陆续传到家乡,在群众中产生了强烈影响,莒县党组织的革命宣传工作主要由王赞堂负责。从1933年下半年至1936年,王赞堂不断给莒县党组织邮寄材料,其中就有钱俊瑞在上海主编的《现世界》《真理报》《什么是共产主义》等小册子。刘之言、孙善师是临郯地区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早在1928年6月,在郯城县立第三小学任教的刘之言,就在附近小学教员中介绍左翼作家的作品,如《呐喊》《热风》《煤油》《唯物史观》等,这些作品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教育了读者,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鲁南第一支部建立后,党支部编写了《农民》《开会方法》《红色鲁南》《共产主义浅说》等刊物,并翻印了《从一个人看新世界》等材料,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大大提高了群众的觉悟。1929年2月,费县城党小组成立后,创办了由袁时若任主编的《血花报》,小报内容包括国际国内形势,共产党的活动情况,形式以小说、诗歌、评论、插图为主。小报还运用各种文学形式揭露帝国主义、土豪劣绅的罪恶,对发动群众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起了积极作用。在党组织指导下,费县讲习所青年学生阅读的进步书籍,主要有高尔基的《母亲》《苏联大观》,鲁迅的《呐喊》《傍徨》,肖军、肖红的《八月乡村》,还有《丰收》《在德国监牢中》《少年维特之烦恼》等。当时对学生教育最深,思想影响最大的就是读书。如关于剥削问题,有的学生以前弄不清楚穷人为什么穷。看了《丰收》中,江南佃户辛辛苦苦打下稻谷,白米饭未吃一餐,就被地主抢走了,才体会到,穷人所以受穷是因为受地主剥削,因此对黑暗社会的认识大进了一步。
(二)开办贫民学校和夜校,利用讲坛进行革命宣传
共产党还通过开办贫民学校和农民民夜校,在贫苦农民中用通俗的语言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启发群众的阶级党悟。1926年初春,李清漪在家乡办起了山村第一所平民学校,村内外四五十名贫苦人家的青少年到校学习。平民学校所用教材,是李清漪亲自编写的。教材内容为一些常用字和通俗易懂的古诗词、民歌民谣。单从教材上看,没有多么强烈的政治内容,但在讲课时,李清漪却把文化知识的传授和革命的启蒙教育巧妙的结合在一起,从此启发人们的阶级意识。比如,他讲“天”字时就说:“天”是“工”和“人”合起来的,这说明工人农民迟早要坐天下,没有地的给地,没有房子的给房子。再如,他讲“赤日炎炎似火烧……”这四句歌谣时,就讲阶级压迫和社会的不公。在讲《礼运·大同篇》时,他就结合大同思想讲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这些深入浅出的道理都是穷苦青年极易接受的。受李清漪的影响,邻村开办的一些平民学校,都使用李清漪所编教材,对贫民子弟进行革命教育,并普及文化知识,这就使共产主义思想在沂水西北乡农民中得到了广泛传播。此外,沂水县的很多地方还办起农民夜校,并把夜校变成了传播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在日照,郑天九在汉成运的协助下,在三官庙开办了“平民夜校”,他经常利用这个讲台,向农民群众灌输革命思想,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费县师范讲习所党组织建立后,在该所任教的林浩非常注意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启蒙教育,主要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讲国民党的卖国,讲各地学生运动、工人运动,讲国际形势。林浩的宣讲在青年学生中就像点燃了一盏明灯,如他在讲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发展时,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一直讲到科学共产主义社会,并且画了一个塔形图,塔尖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画好后虽然很快就擦去了,但却永远印在了青年学生的脑海里。经过宣传教育,青年们的觉悟很快提高起来,以前想不通的问题也豁然开朗。此外,党组织活动的沂水县瑞麟小学、郯城县立第三小学、临沂县板泉崖小学、临沂五中、临沂三乡师,都成为宣传革命思想的园地。
(三)组织各类群众团体,宣传教育群众
沂蒙山区的共产党人十分注意利用群众团体开展革命宣传工作。早在1925年,丁君羊就在青岛组织成立了“日照同乡会”,向同乡讲解国际国内形势,以及国家命运、青年前途等问题。济南“五·三”惨案发生后,日照县委为领导全县人民广泛开展反日爱国运动,成立了“抗日外交后援会”,发动爱国知识分子和县立中学师生、店员等组织宣传队,宣传抗日。1928年以后的两年里,县委还在党的中心活动地区,成立了“觅汉会”“佃农会”“盐民会”“车伙子会”等群众团体,党组织在这些团体会员中积极宣传革命思想。1932年2月,日照县委改为中心县委后,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佃农会”、“觅汉会”等各种类型的农民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起来。在临郯,1928年6月,郯城县立第三小学的刘之言,联络附近小学教员,成立了“小学教员联合会”、“读书会”、“农民协会”等革命团体。鲁南第一支部建立后,除继续组织“读书会”外,还成立“讲演会”“文娱晚会”,夏天的“纳凉会”和冬天的“围炉会”,进行革命宣传,教育群众开展合法斗争。1931年冬,孙善师主持下的中共三乡师支部建立后,组织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和“读书会”,在一些进步学生中宣传马列主义。在沂水,大革命时期,邵德孚就在学生中组织了“读书会”,在教员中组织了“教员联合会”,在农民中组织了“互救会”,宣传革命思想。沂水支部建立后,支部负责人孙兆鹏在沂水南乡的司马、西南乡的依汶、西北乡的胡同峪等地及沂水城周围的农村,组织成立农民协会,及党的外围组织“贫民会”,宣传教育农民。沂水县委成立以后,将组织农民协会作为县委的中心任务。在广大党员的带领下,在县委建立不久,农民协会就有了很大发展。全县区、乡、村大都建立了农民协会领导机构,协会会员发展到5万余人。在费县,农会的组织也较为健全,县、区、乡、村都有农会。县农会建立后仅两个月的时间,全县就成立了康田庄、北小山、由吾、地方、校场、崮子、徕庄铺、黄汪头等几十个基层农会组织,发展会员数千名。当时农会的口号是:农友们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取消苛捐杂税。
(四)书写标语,散发传单,演出文艺节目
标语、传单等宣传品,在广大群众中广为流传,对发动农民革命能起到重要作用。1928年11月,沂水县委成立后,沂水各地党组织通过秘密贴标语、散传单,传播革命思想,宣传“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列强”“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沂水南乡区委的宣传工作比较活跃。他们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在这些传单中,有署名毛泽东的《中华临时苏维埃政府布告》和《粉碎国民党第一次围剿胜利的报告》,还有红军第二、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的报告等。鲁南第一支部建立后,党组织利用节日和集市进行革命宣传。宣传的方式多种多样,主要是趁夜深人静时张贴标语,有的把标语贴到警察局、国民党县政府的门口或学校门上、墙上。有的趁演戏、逢集把传单撒到公共场所。演出文艺节目也是进行革命宣传的重要手段。“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党政府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日军很快便侵占了整个东北。广大群众对“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政府切齿痛恨。为激发人民的抗日救国热情,孙善师编写了一个纪念“九·一八”的话剧,同学们在马头镇大街戏楼上演出,产生了一定影响。日照县委改为中心县委后,郑天九领导县立中学党支部,组织师生700余人,胜利召开了纪念“五四”十三周年大会,印发了郑天九撰写的《告全县父老兄弟书》,公演了反帝反封建的文艺节目。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革命思想的传播。
(五)深入农村,在农民群众中进行革命宣传
共产党人还深入群众日常生活,与农民谈心,激发群众反抗精神。在沂水,进行阶级教育是沂水党组织宣传革命思想的重要内容。如孙兆鹏经常带领党员到南乡的司马、西南乡的依汶、西北乡的胡同峪等地及沂水城周围的农村,宣传教育农民。当时,沂水很多地方的佃户除受残酷的地租剥削外,还被迫接受为地主保护财产的武装训练,再加上官府强征各种税捐,佃户们苦不堪言。为了反抗地主阶级的压迫,沂水各地的党组织在佃户中进行阶级教育,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如一些地方党组织找穷人谈心,从种田人守着谷米饿肚子讲起,对他们进行革命的启蒙教育。告诉他们说,“不是山岭地皮薄,打不着粮食囤里空,而是地主的租米重,利钱高;不是因为穷人天生命里苦,而是因为有不合理的剥削制度”,“穷人要想翻身得解放,就得砸碎吃人的剥削制度。”在日照,安哲回乡后,经常深入到贫雇农家中,与佃户和雇工促膝谈心,讲解革命的道理,启发贫苦农民的阶级觉悟。中共临郯县委也通过宣传革命思想进一步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如刘之言就向农民群众宣传砸烂旧世界建立新社会的重要意义。他说:“父老们要问我们为什么要干共产党?因为现在的社会太不公平,世上人吃的、用的、住的、穿的,哪一样不是工人,农民创造的呢?但是创造财富的人却用不不上,这些财富哪里去啦?都入了资本家的库,填了地主老财的仓,“从今以后,有钱的人讲的那些歪理,统统要翻过来。比如过去是‘种谁的地归谁管’,以后就要实行‘谁种地归谁管’……从前是不种麦的吃白面,以后是谁种麦谁吃面,不劳动的不能吃饭。”这些话句句打动人心,大大启发了群众的阶级觉悟,使群众明白了革命的道理。在费县以西平邑一带,党组织宣传的重点是揭发地主剥削农民、放高利贷的罪恶。党组织还在一些重灾区宣传发动群众拒交钱粮。1933年,反动政府在催逼灾区农民纳钱粮时,尚明、陈子未和李伯瑾向灾区群众广泛宣传,大意是不交钱粮庄庄同意,人人赞成,主要问题是一个抗不了,得全庄都抗,一个庄太单薄,得把灾区的庄全都联合起来,就抗得了。通过宣传,村民对催粮的布告,置之不理,“他派人催,就先和他讲理,他如抓人,就和他打”,在这种情况下,反动政府也无可奈何。正是党组织的这些宣传工作,激发了农民群众的反抗精神。
总之,沂蒙山区的党组织,介绍进步书刊,油印革命小报,开办贫民学校,组织群众团体,书写标语,散发传单,演出文艺节目等,向青年知识分子、农民群众灌输革命思想,进行阶级教育,这些闻所未闻的新思想,犹如清新的春风吹醒了人们的心田,又如一声声响亮的号角,振奋着人们的精神。广大群众懂得了革命道理,提高了阶级觉悟,认识到他们为什么受苦受累,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黑暗统治,砸烂不合理的剥削制度,穷人才能过上好日子,认识到“中国只有走苏联革命的道路,劳苦大众才能真正得到解放",“共产主义早晚有实现的一天。”
三、开展革命斗争
沂蒙各地党组织在宣传革命思想的同时,还率领人民群众进行反帝斗争、经济斗争和反霸斗争,发动武装暴动,广泛地开展了以反帝反封建为中心内容的群众运动,使沂蒙山区的革命形势进入了一个崭断的阶段,
(一)领导反帝斗争
济南“五·三”惨案发生后,党领导下的沂水县农协在沂水城举行“国耻”纪念大会。农协会员、各校学生及名界代表万人与会。县农协负责人张敬诺及教育界、工商界的代表都在会上发表了演讲。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铲除贪官污史”的口号震撼着沂水城。当游行队伍经过税务局和区公所驻沂水城办公处的时候,见到这些一惯吸吮民脂民膏的贪官,群情激愤,徐相南带头冲入,“先把税务局的牌子砸碎,又把代表邱淮打得抱头鼠窜”。在纪念“五·三”惨案一周年之际,沂水东里店学校党支部决定,发动农会会员及各界民主人士举行一次大型的集会,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5月3日,沂水三区和八区的农会会员及贫苦农民3000余人,擎着红旗,背着大刀,扛着红缨枪,提着大铡刀,敲锣打鼓地从四面八方涌向东里店广场。近中午,游行开始,一条欢腾的长龙塞满了整个东里店大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工人农民团结起来!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党组织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各界爱国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满腔愤怒,热血沸腾,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在临沂城,1931年10月,三乡师和五中的学生在地下党领导下,为要求赴(南)京请愿发动了罢课斗争,声援平津学生南下请愿,宣传抗日救亡,揭露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和疯狂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罢课斗争历时一星期。1932年5月3日,三乡师和临沂五中党支部紧密配合,借临沂城逢会之机,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游行示威。这次游行示威以“反帝大同盟”为骨干,以三乡师和临沂五中学生为主体,得到全城各学校学生的热烈响应。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卖国投降”的怒吼声中,学生们砸碎了国民党临沂县党部门旁的牌子和悬在门楼上“以党治国”的横匾,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器张气焰。
(二)开展经济斗争
党组织的革命宣传,使广大农民认识到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革命的积极性大大增强,在党领导的农会带领下,纷纷组织起来向地主豪绅开展经济斗争。如农会提出“不准地主退田,保持永佃,地主也不敢说半个不字。农会向地主借粮,救济贫苦农民,说借多少就多少,地主们一般不敢打折扣”。1929年早、涝、蝗三灾俱全,官府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民苦万状,或吃糠咽菜、草根树皮度日;或逃荒要饭、卖儿鬻女。在此情况下,沂水县委书记朱寿年和农会负责人郭文宗按照县委的布置,领导依汶一带的农民协会,开展借粮斗争。马牧池一带的大地主刘维用不仅拒绝借粮,而且对借粮农民“气势汹汹”。朱寿年、郭文宗率领农会会员,将其家丁的枪全下了。为了扩大影响,大造借粮的声势,打击部分地主、富农的嚣张气焰,朱寿年、郭文宗等又把400多名会员组织起来,扛着刘家的枪支,步行30多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沂水西北乡党组织也领导农民向地主展开借粮斗争,1935和1936这两年的春天,大多数农民断粮,生活困难。党组织就发动群众向地主借粮。借粮方针是:“不抢不夺,不借不行。有借有还,开给借条”。地主们虽然有点勉强,但迫于群众的压力,不敢不借。沂水西北乡党组织还向地主进行减草斗争。西北乡地主对佃户剥削十分严重。佃户们除了常年给他们干一些无报酬的活外,地主们还规定,“佃户每种50亩地每年上干草1000斤”穷人春天借他1升粮,秋天要还他3升;秋天用他1升麦种,来年麦季还4升。对于这些剥削,穷人们都忿忿不平。1934年三、四月间,西北乡的党组织决定发动佃户进行减草斗争。先召集佃户召开了齐心会,会上商定除减草外,还要地主增加工资和减少高利货粮剥削。会后一齐行动起来,佃户一齐退地,放牛羊的不放了,挑水的不挑了,做饭的不做了,这样一直搞了五天。地主们看到群众起来了,只得答应提出的条件:草全部减掉;借粮1升改为还2升;工资增加到两元。在这同时,党组织在河北、常庄、梭峪、小诸葛、孔家庄、胡同峪等村也相继发起减草斗争,其中小诸葛村佃户在陈步先和段春三的带领下,同地主的斗争最为坚决。在临郯地区,鲁南第一支部成立后,也带领群众开展经济斗争。为解决群众的困难,党支部发动贫雇农向地主提出增加工资和增添生活资料的要求,还组织群众向地主借粮。通过这些斗争,特别是借粮,使八百多户农民暂时免予饥饿,对激发群众的斗争热情,扩大党的影响,提高党的威信起了很大作用。
(三)进行反霸斗争
沂水南乡农民的反霸斗争搞得轰轰烈烈,苏村一带的司马、世舍庄、李家庄、夏家小河,依汶一带的朱家里等地农民协会集中大刀、长矛,建立了自己的武装,使一些恶霸地主“心惊肉跳,坐立不安”。牛家小河恶霸地主牛守元,以繁重的地租剥削佃户,并高利放贷,盘剥农民。他还包揽讼词,欺压善良懦弱的农民,附近群众被他压榨陷害无法生存者不在少数。1928年10月18日,徐湘南、李德厚、李韵声等组织500余名农协会员将牛守元拉至苏村大集上游斗。这是沂水南乡乃至全沂水县第一次反霸斗争,广大农民无不称快。在费县,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反霸斗争矛头直指全县头号劣绅南石沟大地主李琢。李琢勾结官衙,联合各乡社封建势力,盘剥乡民,私立联防、购枪、招待三捐,指使大地主王昭曾率团丁强迫农民限期缴纳。1929年5月,农协会在康田庄召开抗捐抗税誓师大会,有5000余名会员参加,决议废除“三捐”。6月底,王昭曾率武装团丁40多人,闯入康田区农协驻处,捣毁农协机关,打伤会员。针对这一情况,张希周召集县农协会议,研究对策,并派农会骨干捉了王昭曾,押到康田庄召集群众大会批斗。次日又将王押送县府,要求严惩,取消一切苛捐杂税。与此同时,农协会组织各区,村千名农会会员手执长矛,大刀在县城游行示威,迫使国民党县长廖肖接受了农民的要求。日照县山子河有一恶霸叫郑鄂廷,为人歹毒,人称“土”(一种毒蛇)。他上通官府,下勾土匪,对当地群众敲骨吸髓,民愤极大。自他窃踞了邵瞳小学名誉校长后,常以办学为名,到处霸占田园、山林。1931年春,“土”又要霸占山林。郑天九、郑平带领了几百农民拥到郑鄂廷的门前,当众揭发了他的罪行。在广大群众压力下,官府慑于民愤,只好惩办了“土虺”,并迫其将霸占的山林交由邵瞳小学,变卖作为固定教育基金。这次反霸“土虺”斗争的胜利,为日照西南乡人民除了一大祸害。这期问,安哲也在家乡安家村发动农民,向大地主“旗杆底”开展了“减租抗暴的斗争”,逼使器张的恶霸地主暂时收敛了对佃农揭锅锁门的残酷剥削与压迫。
(四)组织武装暴动
在群众斗争蓬勃发展、党的力量不断壮大之际,沂蒙山区爆发了著名的日照暴动、沂水暴动、苍山暴动、龙须崮暴动。1932年10月,由日照中心县委组织发动的日照暴动,是党在沂蒙山区领导的第一次武装斗争,也是当时山东省内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暴动,安哲、郑天九、牟春霆为暴动指挥,1400余人参加了起义。起义队伍收缴地主武装,逮捕恶霸地主,焚烧地主田契,开仓济贫,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鲁南游击纵队,坚持斗争13天,经大小战斗30余次,战斗中130余人牺牲。1933年夏的沂水暴动是沂水县委利用大刀会组织发动的武装暴动。暴动期间,沂水县委通过了将大刀会斗争发展为游击战争,进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起义队伍遭到国民党反动军队的血腥镇压,最后由谢梅村等率领150余人开进沂山,坚持游击斗争3个月,历经战斗20余次,终因难于坚持而失败。1933年7月的苍山暴动,是临郯县委领导的旨在建立工农武装和苏维埃红色政权的武装暴动。暴动队伍300余人,枪支百余,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鲁南游击总队”,县委军事部长郭云舫任司令,刘之言任政委,宣布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收缴了地主武装的枪支,并打开地主粮仓,分发粮食给农民。1933年7月的龙须崮暴动,是中共新泰县委与蒙阴县党组织共同领导的一次武装暴动。暴动以后,建立了一支100多人、80多支枪的农民队伍,称新蒙红军。由祝慨夫任司令,王宪廷任党代表。提出了“打倒军阀雪国耻!”“打倒土豪分田地!”“建立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政权!”等口号。暴动队伍还没收了附近村庄地主的粮食,分给贫苦农民。沂蒙地区的这些武装暴动是在王明“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仓促发动的。当时,只看到反动统治阶级的腐朽没落和农民的反抗情绪,没有充分估计到当时的暴动条件根本就不成熟。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注定了暴动失败的命运。暴动失败后,日照、沂水、临郯、新蒙等地党组织都遭到了很大破坏。
综上所述,沂蒙老区各地党组织成立以后,在艰苦的地下斗争中,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他们在沂蒙山区发展党员,扩大党组织,宣传革命思想,领导群众运动,发动武装暴动,率领人民群众创造了英勇悲壮的光辉业绩,在沂蒙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壮丽的一页,成为沂蒙精神形成的一个重要条件。首先,党的革命宣传工作,在沂蒙人民的政治生活中产生了较大影响,启发和教育了广大人民,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在一定意义上说,它为后来抗日战争时期党的骨干队伍的产生,为创建以沂蒙山区为中心的山东抗日根据地,打下了良好的思想与群众基础。其次,各地党组织在闭塞落后的沂蒙山区向农民群众宣传“打倒土豪劣绅”“取消苛捐杂税”“铲除贪官污吏”的革命主张,发动农民,开展借粮斗争、减草斗争,甚至开展打土豪、反劣绅的革命斗争,大长了农民的志气,大灭了土豪劣绅的威风,不仅打击了地主封建势力,而且同时也锻炼和造就了一批农民运动的骨干力量和积极分子,有力地显示了农民解放的伟大力量,第三,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暴动,在沂蒙山区竖起了革命的红旗,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大大鼓舞了人民的革命斗志,扩大了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为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奠定了思想基础。此后,人们暗暗地盼望着、串联着、发展着革命的地下组织,保护着先烈们用鲜血在广大人民心中播下的革命火种。到了抗日战争时期,这些“星星之火”又在沂蒙这片土地上燃烧起来了,终成燎原之势。
(作者系临沂大学苑朋欣,未经作者和本网站同意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