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过程中，群众工作一直是中国共产党联系群众、组织群众以及团结群众的一项重要工作，也一直都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优良传统。在艰难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山东党政军如泰山般屹立于齐鲁大地，如砥柱般扎根在人民之中，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为了人民群众的解放与幸福不懈努力、苦战奋斗;在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受到侵害时，党和人民军队又总是第一个站出来保护人民群众的切身生命安全......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这些卓有成效的群众工作，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舍生忘死为人民，这才换得了沂蒙人民一颗红心跟党走，百折不回地倾其所有、破家支前，参军参战、血洒疆场，才有了山东党政军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存亡、心连心、共命运，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反抗外来侵略以及国民党反动派的壮丽诗篇，才锻造出了感天动地的沂蒙精神。
民国时期，山东一直都是匪患的重灾区，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山东仍然是全国土匪最多的省份。在那战争不断、连年灾荒、农村凋敝、民不聊生的年代里，这些土匪烧杀抢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山东人民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山东土匪历来以人数多、分布广、影响大、组织严密、武装程度高而出名。如何解决压在人民群众头上的巨大匪患，已然成为中国共产党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为此，中国共产党在山东对土匪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积极、稳妥、灵活的方针和政策，为人民消除匪患，解放了贫苦的人民大众，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从而为沂蒙精神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群众基础。
一、匪患严重，山东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民国时期，中国土匪横行。据保守估计，1930年，全国的土匪就已达到2000万人。那时的许多报刊把“民国”称之为“匪国”。而山东一直都是全国匪患的重灾区。尤其是鲁南地区，几乎到了无山不匪、无村不盗的地步，他们成群结伙、散居各处、抓人逼粮、图财害命、绑架勒索，攻城屠村的惨剧也是屡见不鲜。他们少则数百人，多则上万人，仅沂蒙山区有名有号的土匪在19世纪20年代末就已达50余股，武器装备几乎与官兵不相上下。至于那些打家劫舍的散匪流寇，更是难以计数。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更是土匪遍地起，司令如牛毛。“土匪、流氓、地主武装蜂起，一派混乱”，三里一司令，五里一团长，犹如过江之鲫。
山东的匪患为何会如此严重?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外侵内乱，中国社会动荡不安
旧社会山东多匪;又是“产兵区”。兵也变匪;匪也成兵。在连年战乱中，军阀政客大肆征兵，他们都看中了能打敢拼的山东大汉，竞相在山东地区招兵抓丁。为躲避战乱，大量农民外逃为匪，在战争过程中，许多溃兵散勇没有办法生存，就会厕身流为土匪，所以每发生一次战争，土匪就会随之增加许多。结果就如当年许多报纸所报道的:各省招兵买马多半在山东，而每遣散一兵，山东即多一匪.常年的战乱同时也为土匪提供了大量的武器，使土匪得以迅猛发展。
1937年10月，日军进入山东境内，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路军总指挥韩复渠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稍作抵抗，便弃民族大义和军事命令于不顾，节节撤退。12月下旬，日军渡过黄河，韩复渠主动放弃天险，弃守黄河防线，率领十多万军队不战而逃，导致日军占领的广大地区，国民党地方政府瘫痪，政权崩溃，各地政府官员纷纷弃官，有的携款逃跑，有的投靠日伪军。在此环境下，山东处于无政府状态，人心惶惶，社会生活秩序更加混乱，导致各股武装力量包括土匪乘虚蜂拥而出。
(二)吏治腐败，苛捐杂税不堪重负
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证明:吏治清明，则盗匪罕见;吏治腐败，则盗匪盛行。民国以来，山东地区政治动荡不安，而这种政治上的动荡不安又很容易滋生吏治上的腐败，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人民不堪重负。抗战时期，正是由于这种吏治腐败及其对广大农村地区的的残酷掠夺，致使乡村经济纷纷破产，大批农民成为无业游民，他们无法继续生活下去，被迫铤而走险走上当土匪的道路，正所谓官逼民反，土匪在当时很大程度已上成为农民得以生存的唯一方式。这正如王仲鸣所言:“各派军队的将军们，问农民不断地征收重税，使农民经济完全破产......破了产的农民流为土匪或投身兵队，这是他们唯一的出路......或过乞丐兵士和土匪的生活，或是速死。”
(三)连年灾荒，农民流离失所
近代以来，山东一直是自然灾害多发区。尤其在民国时期，各种灾害频繁发生，几乎到了无年不荒的地步。抗战时期，山东地区更是不断发生水灾、早灾、风灾。冰雹和蝗灾等自然灾害，人民生活困顿不堪。据史料记载，1940年夏末秋初，全国发生洪水灾害，山东亦未能幸免。莒县北部“阴雨连绵大部小麦为之淹没，以致秋季歉收”。1942年6月至8月，费县南部等鲁南地区长期无雨，河水断流，水井大多干枯，人畜吃水困难，农作物旱死，大多数人外出乞讨以度过饥荒。1945年，整个山东地区几乎全部都遭遇到了严重的蝗灾袭击。这些频繁的自然灾害使人民群众本就窘困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饥饿几乎成为了每个老百姓所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他们为了活命而不得不采取极端的手段，沦为土匪，落草为寇做土匪几乎成为当时那些农民解决饥荒唯一可行的途径。
(四)官匪勾结，“剿匪”有名无实
土匪猖獗，广大群众迫切希望政府和官兵能够剿灭土匪。但地方政府及军阀经常围剿不力，或束手无策，或官匪勾结，长此以往，反而助涨了土匪的嚣张气焰。1943年11月21日，《大众日报》社论就曾指出此种现象:“刘逆桂堂是祸国殃民，罪恶滔天的巨奸惯匪......我山东人民，不管男女老少，谈起来没有不咬牙切齿，非寝其皮食其肉不能甘心。这郁结在心头的怨恨，已是几十年了。抗战前，旧官府吃粮不管事，坐视人民受此灾难，人民虽也曾自动起来防匪保家，但缺乏组织领导，收效不大，抗战后，刘匪更乘乱作恶，或借反正之名，或依敌寇之助，近更一身二任，为非作歹，变本加厉，并未见国民党当局一字之讨伐。”比如张宗昌“督鲁”期问，曾多次派兵剿匪，但从未能动过土匪的一根毫毛，当时，每逢官兵“围剿“土匪，土匪立即撤退，在战场上留下大批鸦片和银元，于是官兵朝天放一阵子冷枪，给土匪留下些枪支、弹药便扬长而去。如此这般，土匪是越剿越多。除此之外，山东地区自古以来尚武、民风剽悍、不畏强权，再加上风俗闭塞，民众观念出观偏差，“逼上梁山”，“替天行道”等观念深入人心，许多身陷绝境的老百姓纷纷放弃“为匪羞耻”的观念而加入匪帮，以寻求出路，甚至于还有一些人把土匪当成一种理想的职业和出人头地的捷径，先做土匪，然后再以此为跳板转而投军为兵、为官。
由于常年战乱与巨大的匪患，大批农民受到迫害与压榨，失去土地和生活来源，苦不堪言，很多老百姓只能选择背井离乡、举家迁移或四处讨债，这就造成了山东根据地大量土地荒芜，经济衰败，人民生活难以为继，抗日拥军热情不高，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根据地工作也难以展开。
二、区别对待，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山东对土匪的策略
如上所述，匪患已成为压在山东人民头上的一座大山，剿匪势在必行，抗战爆发后，作为全国匪患最为严重的地区，山东境内基本形成了日伪军、国共两党及其土匪、会道门等几方势力割据的局面，由于民族矛盾迅速上升，山东的社会形势以及各种政治力量对比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且随着抗战的发展不断继续变化，其中土匪队伍也随之发生了急剧的分化，有些土匪能够为了民族大义举起抗日大旗，奋勇杀敌；有些则趁机烧杀劫掠，无恶不作，投靠日军，成为伪军的重要兵源;还有些反复无常，对日军、国民党和共产党时附时叛。
如何对待这些土匪将直接关系着党群关系的好坏，关系着抗日武装力量的壮大与否，关系着抗日战争的成败。为此，中国共产党在党中央的指导下，在山东对土匪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积极、稳妥、灵活的方针和政策，教育和争取抗日、进步的土匪，打击和消灭反动、投日的土匪，警告和教育中立、观望的土匪，消除了常年压在人民头上的巨大匪患，同时也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教育和争取进步、抗日的土匪
土匪是中国几千年来历史社会发展的产物，在整个社会制度没有改变之前是难以根除的，早在1937年之前，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一切可以抗日的力量，就已经开始教育和争取包括土匪在内的各股民间武装力量，主张对于各派中间力量，必须坚持积极争取的方针，不能因其时好时坏就轻易改变自己的方针，即使他们将来会倒向反动营垒，而暂时能够争取其成为朋友或者使其保持中立，对于革命都是极其有利的。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为了巩固后方，增加抵抗力量，中国共产党对待土匪的总策略是，必须用最大的努力尽可能多的争取这一主要的地方武装力量，同时逐渐把他们教育和改造成为革命的队伍。只要他们愿意参加抗日，不再残害百姓，中国共产党就决不会追究他们过去是否曾经反共。
1938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专门针对建立山东根据地过程中的问题发出了《中共中央给山东省委的指示信》，其中就明确包括如何对待土匪，“山东为土匪最多的地区，必须对土匪有正确的政策。我们对土匪总的方针，应当是争取他们抗日，当土匪还是抗日时，我们不应去削弱或瓦解他们的部队，应当帮助他们的发展，巩固他们的部队，并逐渐的帮助他们改善与群众的关系，与他们采取共同行动去反对日寇。当他们为日寇所利用时，应当使他们一方面去敷行日寇，一面与我们保持善意的中立，“根据这一指示，中共山东分局制定了相应的方针政策。1942年10月1日，《中共山东分局在<抗战四年山东中共工作总结与今后任务>的决议》中指出:“对土匪应设法劝导其散伙，参加抗战，参加农村生产，必要时政府应拨款予以救济及安插生活。但对恬恶不悛的股匪，应坚决予以剿灭，以安定根据地的民主秩序。”中共山东分局还决定以中共党员和先进分子为骨干力量，积极教育、团结和争取土匪成员。这些方针政策，为中国共产党以后在山东成功解决土匪问题，争取土匪抗战提供了政策依据和保障。
乔明志，系《桥隆飙》人物原型，山东潍县人，1928年拉杆为匪，人称“乔八爷”。30年代，在相当广的地面上，地主老财们是谈“乔”色变。日军发动侵华战争后，平度地下党员罗竹风对乔明志进行了教育、争取，使其心悦诚服、自愿投靠中国共产党。1937年9月，乔明志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担任胶东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侦察大队长，1939年任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特务营营长，之后又先后担任过平度县公安局局长，胶东军区特务三营营长，西海军分区十五、十六、十七团副团长，军分区参谋，四总队副团长等职。乔明志领兵杀敌、带兵侦察，猛如张飞、细如孔明，不获胜利决不收兵，在无数次的战斗中13处负伤，成为一名抗日传奇英雄，甚至还受到了党中央的嘉奖。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教育和争取了许多像乔明志这样的开明土匪，壮大了抗日力量，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二）打击和消灭反动、投日的土匪
日本侵华期间，采用以华制华的策略，他们在山东打出“鲁人治鲁”的旗号，将大批土匪收编为伪军，作为其奴役山东人民的工具及其附属力量。山东的土匪武装多数成为敌伪顽的直接后背力量，他们仗着日本侵略者的势力继续他们的罪恶行径，抢杀劫掠，沦为日本人的工具和走狗，走上汉奸的道路。还有些土匪反复无常，时而投靠日本侵略者，时而投靠国民党顽固派。针对这样的土匪，中国共产党坚决予以打击和消灭。
比如土匪刘桂棠、刘月亭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华北巨匪刘桂棠，绰号刘黑七，放羊出身，十几岁便拦路抢劫。从1915年拉杆为匪，到1943年被八路军击毙，横行二十八年之久，匪众最多时达到3万余人，危害山东、河南、河北、山西、江苏、安徽、辽宁、吉林、察哈尔等十几个省份，他上投国民党、反动军阀和日本侵略者，下靠恶霸地主以及地方反动势力。他们之间，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猖獗至极。土匪刘桂堂活动范围之广泛，危害时间之长远，匪徒成员之众多，作恶手段之残忍，历史罕见。由于他恶名远扬，沂蒙人民经常赌咒发誓:“如果我说瞎话，今天就碰上刘黑七。”刘桂堂长期屡剿不灭，去而复返，既匪又官，老百姓对他是又恨又怕，无可奈何。据有关资料记载，1925年到1928年，仅沂蒙地区被刘桂堂洗劫的村庄就有1000余个，烧毁的房屋20多万间，杀害的人民群众1万多人，先后制造的血案有白马峪血案、南孝义惨案、大泗彦村劫难等等。抗日战争时期，刘桂棠有奶便是娘，一面投靠日本侵略者，一面又投靠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残杀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及其人民群众。当年，沂蒙地区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刘黑七，怪不瓤，鬼子来了不抵抗。刘黑七，怪不瓤，配合鬼子去扫荡。鬼子兵，刘桂堂，没有人性狠心肠。刘黑七，怪不瓤，投日对付共产党。刘黑七，怪不瓤，坑害百姓赛虎狼。说黑七，道桂堂，黑七来了民遭殃......”为保卫抗日军民的生命安全，改善鲁南地区的抗日斗争形势，中共鲁南区党委和八路军鲁南军区决心剿灭刘桂堂。1943年11月，八路军鲁南军区部队包围了刘桂堂部，经过两个半小时的激战，将刘部一举全歼，刘桂堂在落荒而逃时被击毙。战斗结束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向全国连续三天，每三小时播报一次刘桂堂被剿灭这一喜讯。《解放日报》和《大众日报》也都相继发表社论，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大众日报》社论《庆祝鲁南大捷，更要加紧反扫荡》指出，剿灭刘桂堂，“这个大胜利，不仅是我山东军民胜利反扫荡的第一声号炮，也洗削了我山东父老的深仇大恨-----几十年来的深仇大恨。”
刘月亭是鲁南地区有名的匪首，有匪众万余人，横行乡里、残害百姓。仅1939年至1942年，就杀害无辜群众二百余多人。抗战爆发后，刘月亭公开投靠日本，同时又投靠国民党顽固派，担任国民党临郯情报站总站长，成为集日、伪、顽于一身的典型人物。1942年6月，马陵办事处主任傅伯达等带人化装成“伪军”，出其不意将刘月亭活捉。经过审讯，并经中共鲁南三地委批准，6月21日将刘月亭执行枪决。
(三)警告和教育中立、观望的土匪
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对敌占区、拉锯区不愿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也不抗日的土匪，积极贯彻中共中央“孤立日军，应使日军不能扩大伪军和巩固伪军”的指示，深入到敌占区以及伪军驻地，对土匪和伪军喊话上课和宣传教育。在喊话教育时，不讽刺，不谩骂，更不挖苦打击，而是以生动的实际生活实例进行思想教育，进行日军阴谋宣传，力劝、警告他们保持中立，不要破坏抗日、残害白姓，否则就会在适当的时候将他们剿灭。一时间，日军“推完磨杀驴吃”的说法传遍土匪和伪军各部。除此之外，山东军民还创造出了点“红黑点”和记“善恶录”的办法，即哪支土匪队伍做了一件有利于抗战和人民的事情，就为他们记上个红点，要是做了一件对抗日对人民不利的事情，就给他记上个黑点，并把红黑点等记录汇总起来，在恰当时机把汇总结果予以公布。红点多的可以赎罪，黑点多的要受到惩罚。对那些记黑点多又冥顽不灵、不听劝告、继续做坏事的，先予以警告，警告不听者就坚决打击镇压。
还有一种“两面派”的土匪队伍，他们不断动摇、不断观望，既应付日军和敌人，也同样应付、糊弄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这些拥有“骑墙”行为的土匪，就像墙头草一样，在利益驱动下，哪边利益大、势力强，他们就倒向哪边。对待这部分土匪队伍，中国共产党对症下药，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工作，揭露日军“以华制华”的阴谋以及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向他们说明日本鬼子最终是兔子尾巴长不了，教育他们认清形势，要为自己留条后路，不要对不起祖宗和后代。除此之外，他们如果有困难就帮助解决，通过感情取得他们的支持，至少是保持中立。这些措施和做法对于瓦解敌伪战线，减轻匪患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三、消除匪患，奠定沂蒙精神形成的群众基础
（一）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剿匪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山东进行的重要群众工作之一，践行了群众路线，密切了党群关系，为沂蒙精神的形成奠定了群众基础。
抗战时期，除了日军的侵略，山东人民还饱受匪患之苦，尤其是巨匪刘桂堂势力庞大，长期屡剿不灭，亦官亦匪，亦伪亦顽，给人民群众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人民群众对其无不恨之入骨。柱子山一役，中国共产党剿灭刘桂堂，为国除奸，为山东人民除了一大害，大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及其八路军的威信。战斗前，一些老百姓对八路军说:“你们如果抓住刘黑七，花一千块钱买一斤肉，我们也要买来吃吃，尝尝到底是个什么味”。曾在1928年被刘桂堂血洗、残杀七百余人的泗彦村村民数百人自动从百里外赶来，冒着枪林弹雨，帮助八路军作战。附近民众亲眼看到了八路军的神勇战绩，惊叹万分地说:“天兵天将一定有神明帮助”。
受刘桂堂残杀、迫害最为深重的就是鲁南地区的老百姓，击毙刘桂堂，对于他们来说首先就是一次精神上的大解放。正如王麓水政委所说:从此鲁南人民可真挺起腰杆来了。他们在得知刘桂堂被击毙后莫不拍手称快，纷纷奔走相告。第二天，甚至有百里之外的民众赶来庆祝这次胜利的，前来看刘桂堂尸首的民众络绎不绝。人们都指尸痛骂，并且自动用粪筐(意喻遗臭万年)抬着刘桂堂的尸体到鲁南各地游行，以泄民愤。山东各地也随之掀起了拥军热潮，纷纷杀鸡宰猪慰问参战的八路军队伍。泗彦村血海深仇一朝得报，群众拍手欢呼，特别联合周围村民赶制了一顶“万民伞”送到部队。兖州附近敌占区的民众，也纷纷赶来慰问参战部队。
沂蒙人民还编了首歌谣“小五更”，这首歌谣反映了当年人民群众在击毙刘桂堂后扬眉吐气，欢欣鼓舞的心情。“一更里月儿刚出山，黑七正在房中吸大烟，洋洋得意暗算盘，那知今夜死在柱子前。二更里月儿照得高，八路军突袭来到了，出奇兵围上东柱子，黑七正美梦黄梁睡大觉。三更里月儿偏东南，黑七房中泪涟涟，又怨天来又怨地，吓得全身打颤颤。四更里月儿照正南，火烧炮楼红满天，刘匪残兵全被歼，我军将士多喜欢。五更里天大明，黑七的脑袋打个大窟窿，人民抬到根据地，黎民百姓都来看分明。”通过剿灭刘桂堂，沂蒙人民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才是老百姓的大救星，才能救人民于水火。广大群众更加信任中国共产党，依靠八路军，山东抗根据地立即掀起了祝捷拥军的高潮，军民空前团结。刘桂堂的剿灭也成为了鲁南根据地加速发展的新起点，到1943年，敌伪据点多处被八路军攻克，鲁南根据地大面积连成一片。
(二)为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民国时期，山东一直是军阀盘踞的地方，国民党反动统治势力强大。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在山东的军队为数众多，且多为蒋系控制的原地方土匪武装，他们反共气焰嚣张，活动猖獗。”他们经常与我军制造摩擦，争人、争枪、争地盘，袭击抗日根据地，残杀抗日民众，充当日本侵略军的别动队，增加了建设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困难。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山东对土匪采取的策略是正确的，也是比较成功的。中共山东分局贯彻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有力回击了国民党顽固派妥协、投降、倒退、分裂的反动逆流，沉重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嚣张气焰，严重摧毁了敌伪的统治机构及战斗力，有力策应了山东军民的反扫荡斗争，极大地震慑了日伪军，同时也争取、团结了包括进步土匪在内的一切抗日武装，发展了一切进步势力以及可以争取和团结的力量，为山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展和壮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活力，把山东的党组织锻造成为一个具有广泛性、群众性的党组织，推动了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
土匪问题解决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在山东根据地如火如荼地进行，鲁南地区的斗争形势从此彻底好转，并为之后抗战转入反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夺取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以后解决土匪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三)剿匪过程中的问题与不足
总的来看，中国共产党在山东对土匪的策略是正确的，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与不足。这些问题主要出现在1942年之前，中共山东分局对土匪的政策时“左”时“右”，不够成熟。比如鲁南土匪王洪九部在抗战初期伪装进步，1940年以后开始暴露其反动本质，积极反共亲日，残杀抗日军民。王洪九部有一个营，中国共产党在这个营有非常好的组织基础，营长提出要把这个营单独拉出来编入八路军，但是中国共产党由于害怕得罪王洪九，破坏统一战线，就坚决不同意。后来这个营长被王洪九杀害，随之党支部也遭到了破坏，全营瓦解。这导致中国共产觉失去了一次非常好的打击，瓦解王洪九发展壮大统一战线的机会。
有时中国共产党又对土匪不加区分地进行收编，结果导致一些反动土匪混入八路军的队伍，之后叛变革命，给抗战事业和人民群众带来了巨大损失。比如1938年8月，日照，莒县边界有股以朱信斋为首的土匪，他们害帕被驻滨海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给吃掉，于是就开始接近八路军山东游击二支队。为了团结抗日，应朱信斋的要求，特委派人收编朱信斋部为二支队第四大队。山难改，性难疑。长期的土匪生涯决定了朱信斋的反动本性很难改变。1941年3月，朱信斋叛变，致使大批优秀抗日干部和人民群众惨遭杀害，还使滨海区革命根据地丧失了2个区9个乡的政权和区中队。1942年，刘少奇来到山东，对中国共产党包括土匪方面的工作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之后，中共山东分局在一方面的方针和政策日趋成熟。
总之，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践行群众路线，根据山东土匪的具体情况和特点，对其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稳妥、灵活的方针和政策。通过这一系列方针和政策，巩固、发展、壮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增强了抗日民主力量，同时又沉重打击了日伪军以及国民党顽固势力，为山东人民消除了几十年来压在头上的巨大匪患，密切了党群关系，得到了老百姓的信任、拥护和支持，从而为沂蒙精神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群众基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曾经土匪泛滥，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长期驻扎过的沂蒙山区爱党拥军，碧血精魂，村村有烈士，户户有红嫂，甚至有的寻常百姓家满门忠烈，生者尽是老弱妇孺，为革命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山东的革命史上留下了一笔浓墨重彩。
(作者系临沂大学 陈永莲，未经作者和本网站同意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