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字班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组织、动员普通民众的基本教育组织，发挥了教育民众、政治动员的巨大历史作用。在沂蒙地区，广大乡村妇女积极参加识字班，提高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以致现在仍将“识字班”视为沂蒙年轻未婚女性的代称。但是长期以来，对沂蒙根据地内识字班及其成员的研究较为薄弱，对识字班的功能与价值、识字班成员的社会角色与身份变迁的研究仍有很大研究空间。特别是在当前红色文化产业化开发的背景下，沂蒙识字班还是一项极为重要的红色文化资源。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沂蒙地区的识字班成员一改传统时代足不出户、依附权威、弱势群体的角色特征，在革命战争中履行了革命动员者、战争参与者、时代先进者、生产建设者等社会角色，成为动员革命、支持革命、献身革命的光辉女性形象，与红嫂群体也有着难分彼此的关系。运用红色资源学与红色文化资源评估与评价理论方法，评估识字班品牌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品牌价值与潜在价值，可以认为，识字班作为临沂独具特色的红色文化品牌，是中国女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沂蒙红色文化资源的典型个案。在沂蒙精神的宣传弘扬方面，识字班无疑是重要的政治品牌；并可以延伸为红色经济品牌。从红色文化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沂蒙识字班可以在影视、戏剧、红色旅游产品等方面打造红色文化品牌；在国民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可以打造识字班红色教育品牌，弘扬以纯真、质朴、勤劳、善良、奉献、大爱为特征的识字班精神。
一、识字班教育与识字班
识字班是沂蒙根据地民众教育的一种活动形式，是以农村年轻未婚女性为主体的青年妇女学习文化知识、进行各种政治活动的教育组织形式，在识文认字、学习教育、拥军优属、动员参军、支援前线、生产劳动等各项工作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它更以沂蒙方言中对沂蒙年轻女性群体的称谓而知名。识字班历时60余年仍然铭刻在沂蒙老区人民的心中，是一股无比神奇的巨大力量。以纯真、质朴、勤劳、善良、奉献、大爱为特征的沂蒙识字班精神，是沂蒙精神代代传承的真实写照。
随着山东抗日根据地各项工作的逐渐展开，“战斗、生产、民主、教育，便是我们今后努力的目标和方向。”因此，教育与战争、生产、政治建设一样，成为山东地方党组织和基层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1940年7月26日，山东省各界联合大会在临费沂边联县青驼寺（今沂南县青驼镇）召开，大会通过了《山东省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和《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组织大纲》，8月1日，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和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同日成立；8月7日，省临时参议会通过了《山东战时施政纲领》。从此，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工作开始蓬勃发展起来，山东根据地的教育事业也在此背景下迅猛发展。识字班教育就是山东根据地民众教育的重要形式之一，是在冬学运动、民众教育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一种有别于正式学校制度的教育组织和教育形式。
沂蒙根据地的识字班最早出现于1939年底。1940年10月22日，《大众日报》发表题为《普遍开展冬学运动》的社论，指出“冬学运动对于根据地的建设、民主政权的巩固和群众工作的深入，都是重要的一环。”该年，沂蒙根据地教育事业有了较快发展，全地区共有小学598处，学生18873人，教师742人；沂水县一县冬学即发展到382处，学生12323人，其中女生6095人，沂南县有夜校325处，学生8260人，识字班81处，学生923人；北沂蒙区有抗日小学128处，学生4649人；民众夜校278处，男学员12028人，女学员6061人。沂蒙根据地的党和各级政府非常重视对识字班运动的领导，采取各种手段动员妇女参加学习。1941年，为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山东省妇联发出了在全省抗日根据地中全面开展识字班运动的号召，识字班教育成为根据地群众教育运动的重要内容。到1942年底，莒南全县办冬学127处，学员4665人，识字班827人；蒙阴县有冬学89处，其中男校77处，学员2008人；女校12处，学员328人。可以看出，沂蒙抗日根据地参加冬学教育的女性较多，以识字班为组织形式的冬学教育也已普及开来。到1943年莒南县全年不断上课的妇女识字班有520多个，参加者15700余人，占莒南全人口的2/25。
1944年2月28日，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发出《关于开展今后民校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将冬学有计划的转为民校，使教育、生产劳动和对敌斗争结合起来。此后，沂蒙根据地的冬学开始转变为相对固定的、民办公助为主要特征的教育形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就学。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识字班教育又有新的发展。1946年5月13日，鲁中行署召开“三模（学习、办学、教学）”会议，沂南县青年代表高洪安、识字班代表李玉富被评为鲁中学习模范。1949年4月，鲁中南行署召开全区教育工作会议，依据会议报告，截止到1949年3月底，全区恢复与建立完全小学220处，学生56344人，初级小学4907处，学生253953人，儿童识字班658处，妇女识字班85处，青年夜校595处，初级民校15处，高级民校3处，读报组120处，入学儿童、青年310297人。
二、识字班与沂蒙女性文化
在沂蒙方言当中，“识字班”是沂蒙年轻姑娘的代称，这一语言现象显示了根据地时期的识字班教育对沂蒙社会的深刻影响。沂南县的史料中记载：“抗日战争时期，它是沂蒙山区和滨海一带青年妇女的代称。开始是青年妇女的学习组织，在小学中午放学的空挡，青年妇女去学习文化的午校。后来便成了青年妇女的团体名称，现泛指未婚女青年”。可以说，识字班是沂蒙红色文化的象征符号和重要资源，识字班在革命与战争中的无私奉献、艰辛付出，以及所表现的爱党爱军、勇于担当的可贵品质，创造了极其可贵的沂蒙识字班精神，是沂蒙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识字班文化是沂蒙红色文化的重要资源。识字班与庄户学一样，在沂蒙根据地内成为颇具特色的教育组织，对提高根据地人民的文化水平、动员人民参军参战、提高人民群众政治觉悟都起了重要作用。
识字班文化是以沂蒙识字班为载体而形成的一切相关文化现象的总称。作为教育组织，识字班是特殊的学校，因陋就简，帮助普通民众识文认字，提高文化水平；作为沂蒙年轻女性群体，识字班是沂蒙根据地思想觉悟较高、积极投身革命的女性群体；作为一项文化资源，以识字班为素材的文艺创作，如《识字班歌》《识字班模范》等歌曲传唱不衰。因此，识字班是沂蒙红色文化中制度形态和精神形态的文化资源，它既是一种学习组织和教育组织，也蕴含着沂蒙年轻女性投身革命、支持革命的高尚道德情怀，是识字班文化和识字班精神的载体，因而是沂蒙老区珍贵的文化资源。
第二，识字班群体是沂蒙女性文化的创造主体。沂蒙识字班在革命与战争中，担负了革命动员者、战争参与者、时代先进者、生产建设者等社会角色，成为动员革命、支持革命、献身革命的光辉女性形象，与红嫂群体有着难分彼此的关系。
根据地女性在经济建设、生产运动中，一改往日足不出户的传统习惯，积极参加生产，成为根据地生产运动中的生力军之一。如“莒沂县葛庄区金牛官庄妇女会长王照英过去自己不劳动群众说她是女二流子，经反复进行生产必须领导的教育后她在党内外均作了检讨，除自己除粪八车送粪十三车晒干菜一百斤外并组织了妇女县（线？）工组二十六人，教育七十九个妇女晒干菜三千一百九十斤备荒。”在合作运动中，沂蒙识字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949年3月至4月，沂蒙山区各地推进社和部分合作社组织广大妇女做军鞋，由两社调剂鞋料低价出售给做鞋妇女，既打击了投机商贩，又增加了人民收入，支援了前线军需。据不完全统计，鲁中南区妇女在4个月中做军鞋300万双，其中滨海区于3月底即完成军鞋42.3万双，群众通过做军鞋获利2384万元，折合高粱135万公斤。
以识字班为代表的沂蒙女性，积极参与战争支前，加紧后方生产，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44年底仅莒南县的纺织合作社就发展到128处，纺织小组1353个，拥有大小织布机1240架，平均每村两架并拥有纺车11724辆，在当地形成了家家纺车“嗡嗡响”,村村布机“唧唧声”的纺织热潮。解放战争时期，“大军连营七百里，村村灯火到天明”，由于大部分沂蒙男性或参军，或支前，繁重的生产任务就落在了沂蒙女性的身上。淮海战役期间，滨海区在1948年11月20日后的一个多月中，数十万妇女连续3批加工粮食1000万公斤。日照县芦山区台庄乡为在3天内加工28350公斤粮食，妇女们“以磨代碾”，一连数夜未眠，提前完成并超过任务6850公斤。临沭县有10万妇女为前线碾压军粮、赶作军鞋，他们共加工粮食180.98万公斤，做军鞋23500双。莒南县妇女加工3批粮食450余万公斤。平邑县4000盘石碾昼夜不停，全县参加碾军粮的人数达20多万。平邑福山区在3天内完成了58000公斤的碾米任务。沂源县妇女1948年冬做军鞋12万双。
特别是，在革命战争时期，许多识字班勇敢地拿起枪杆，直接参与战争。沂南县岸堤镇东北村识字班公成美，曾任“女子爆破队队长”，多次率领女民兵参加反“扫荡”斗争,其事迹曾刊登于《大众日报》；平邑县柏林镇王家坡村的识字班管爱振当时只有20岁,为了掩护伤员,她被敌人用竹针刺进十指直到昏死过去也不屈服；临沂县湖西崖村识字班班长吕宝兰被捕后遭受严刑拷打，遭受非人折磨，但她宁死不屈，英勇就义，年仅23岁。在沂蒙根据地，这样的识字班代表可以说是比比皆是。
第三，识字班精神是沂蒙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爱党爱军、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沂蒙精神是沂蒙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识字班精神是沂蒙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识字班在革命战争时期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沂蒙女性在战争年代担负了多重社会角色，沂蒙女性的社会地位相应地从“治内”走向“治外”。救护伤员，抚养革命后代，动员丈夫、儿子、兄弟参军参战，拥军支前，搜集、传递情报，直接参与革命战争等等，沂蒙女性承担了繁重的战时任务。据对临沂地区妇联和临沂市党史委编辑出版的《沂蒙红嫂》（1990）和《沂蒙红嫂颂》（2002）的统计，在两书提到的革命战争时期的106位沂蒙红嫂中，有16人是识字班成员或班长。“谁第一个参军俺就嫁给谁”的莒南县识字班梁怀玉、“拥军模范”杜润英、出色的识字班队长杨成美、跳进冰冷的河水中用身体架起火线桥、让部队顺利通过的蒙阴县烟庄镇烟庄村32位识字班姐妹、华东女民兵战斗英雄临沭县识字班侍振玉等等，都是沂蒙识字班群体的杰出典范，体现了“爱党爱军”、“无私奉献”的精神品质。“我年轻的时候，正是炮火连天的战争年月，村里的妇女‘识字班’那阵儿很活跃，推磨轧碾烙煎饼，送军粮，做军鞋，站岗放哨当向导，埋地雷，抬担架，慰问伤病员没黑夜没白日，不要命地干。我是识字班班长，又是青妇小队队长，什么工作都要做在头里，整天歌儿不离口，不知道什么叫苦，什么叫累。”识字班精神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和升华。
三、识字班文化的品牌效应与传播
识字班作为临沂独具特色的红色文化品牌，是中国女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沂蒙红色文化资源的典型个案。在沂蒙精神的宣传弘扬方面，识字班无疑是重要的政治品牌；并可以延伸为红色经济品牌。从红色文化产业开发的角度来看，沂蒙识字班可以在影视、戏剧、红色旅游产品等方面打造红色文艺品牌；在国民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可以打造识字班红色教育品牌。
第一，识字班是中国女性文化的品牌。进入革命时代以后，沂蒙女性走出家门、走上战场，走出闺房、走进农田，走出夫权的阴霾，展现女性解放的自由风采。以识字班为代称的沂蒙年轻女性，是近代以来中国女性解放、追求民主自由、追求男女平等社会地位的典型群体，是可以与“红色娘子军”等相比拟的革命女性群体，是现代中国女性文化的群体典范。诗歌《识字班歌》体现了对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识字班的褒扬，仅节选其中两则如下：
沂蒙山歌一串串，唱一唱识字班，巧名儿喊了三十年，至今仍觉亲又甜，识字班，美名传，高山也伸大拇指，河水也打旋。
战争年代立标杆，也有威风也有胆，识字站岗又支前，做了军鞋磨军面，摇着纺车听进军号，快扎红绸快打扮，迎接亲人把戏演。
第二，在沂蒙精神的宣传弘扬方面，识字班无疑是重要的政治品牌。在有关沂蒙老区的革命历史与文化记忆中，“红嫂”是历久不衰地文化象征与符号载体，浓缩了沂蒙老区女性群体支持革命、投身革命与献身革命洪流的深切情感和高度自觉。在革命动员、参军支前、拥军爱军运动中，沂蒙革命女性担负了极为重要的角色。然而，我们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沂蒙红嫂不仅不少本身就是识字班，而且正是借助识字班这一教育形式，沂蒙女性充分认识了救国救民的真理，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了基本的科学文化知识。今天，在宣传弘扬沂蒙精神的过程中，挖掘识字班历史文化资源，丰富沂蒙精神的历史内涵，塑造更为厚重的沂蒙精神品牌，识字班文化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如在沂蒙精神的宣传弘扬中，可以以识字班群体、识字班文化和识字班精神为中心，加入识字班板块，宣讲识字班精神，建设识字班文化纪念馆。
第三，从红色文化产业开发的角度来看，沂蒙识字班可以在影视、戏剧、红色旅游产品等方面打造红色文艺品牌。目前，临沂红色文化产品形成了以经典文学、音乐、电影、戏剧等艺术形式为载体的传播方式，形成了“红嫂”、红日、孟良崮、沂蒙、沂蒙六姐妹、沂蒙山小调、沂蒙老区、蒙山沂水、齐鲁红都等多个享誉全国的经典红色文艺品牌，随着红色经济、红色文化的产业化而进入大众视野。但是，识字班、庄户学等品牌的影响力还不够明显。因此很有必要以识字班群体、识字班文化和识字班精神为依托，加紧研发系列红色文化产品，形成红色文化产业链，扩展沂蒙红色文化产品的影响力。
第四，在国民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可以打造识字班红色教育品牌。将红色文化资源引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已成为革命老区高校思政教育的一大亮点和显著特色。在此方面，深入挖掘识字班群体的艰苦学习、艰苦办学的精神，弘扬识字班爱党、爱军、爱民的可贵品质，无疑是契合红色教育理念的。以临沂大学为例，临沂大学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开设了《沂蒙红色文化与沂蒙精神》课程，意在以沂蒙精神育人，培养具有沂蒙精神特质的当代大学生。识字班精神是沂蒙精神的主要体现之一，对沂蒙精神的传承与弘扬，本身也包含着对识字班精神的认识与践行。
魏本权（作者单位：临沂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