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辉同志是我的同乡，老战友。早在青年时期，他就积极寻求变革黑暗社会的真理。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一起参加革命。谢辉同志先在八路军担任连长、营长。后转地方工作，曾担任过中共鲁东南特委军事部长，莒县、莒南县第一任民主政府县长，滨海专署专员，行署主任。建国后，历任山东省人民政府民政厅长、副秘书长、城建局长，河北省副省长，一九六八年不幸逝世。
谢辉同志逝世已十多年了，他离开滨海地区也已三十多年，但他从事革命活动的许多动人事迹，至今仍在滨海一带人民中间传颂。他那为人民利益而追求真理、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他那执行政策，全心全意为人民的高贵品质；他那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寻求真理 百折不挠
谢辉同志出生在莒南县十字路镇一个农民家庭里。少年时代，他目睹旧中国“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现状，心中愤愤不平。军阀混战，土匪横行，民不聊生的悲惨情景，更激起他的强烈不满，不到二十岁的谢辉，就立志改变这不合理的黑暗社会。
记得我们一起在中学求学时，他在同学中虽然是年龄较小的一个，但活动能力和斗争精神却是很强的。为反对学校不合理的制度，我们闹过几次学潮。谢辉非常活跃，有时约同学秘密集会，有时公开演讲，后来学校当局勾结镇守史镇压学生，谢辉一气之下，离开了学校，决心走到社会上去，寻找一条改革社会现状的道路。
一九二八年，谢辉同志回到家乡。这时，我国南方组织农民协会的声浪波及到这里，唤起了我们的革命激情。谢辉积极投入农民协会的组织发动工作，公开提出“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并带领组织起来的农民向土豪劣绅展开斗争。由于农民协会触动了地主阶级的利益，成立不到半年，就被国民党县党部解散了。农会斗争虽然失败了，但在组织农民协会的过程中，使谢辉更有机会接触社会，广泛了解劳苦大众的疾苦，更进一步增强了他对地主豪绅的恨，对千百万劳苦大众的爱。他常常路见不平，挺身而出，同权贵们的不法行为作斗争。
十字路是当时莒县的一个重要集镇，国民党莒县政府在这里设了一个公安分局，分局长于跃东和镇长、地头蛇昊飞行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在十字路一带为非作歹，鱼肉乡里。有一次，于跃东从家乡拉来一百多人的戏班子，以公演为名，强迫群众出钱出粮。还有一次，吴飞行的老婆死了，他强令十字路小学的师生前去吊丧。谢辉和吴汉升等人、为了唤起群众的党醒，揭露贪官污吏的罪行，连夜整理于跃东、吴飞行的罪状，抄写在纸上，张贴在城门口和大街、小巷。于跃东、吴飞行见此情形，又气又怕，到处搜捕谢辉，并密令其亲信，荷枪实弹，企图在夜间进行暗算。谢辉在家乡难以存身，便于一九二九年春到了青岛，托人介绍到铁路工会工作。正在这时，他听说烟台有一支部队的头目是反蒋的，便对这支部队寄托了很大希望。
一九三一年五月的一天，谢辉背着行李卷来到我家，他浓眉下的一双大眼炯炯有神，述说了他辞去在青岛的职务和去烟台的打算。当时我很同意他去作一次尝试，并为他凑办了一些路费。到了烟台，谢辉用谢奇的名字，一连给这个部队的师长写了三封信，揭露当时社会黑暗、政治腐败、贫富不均等不合理现象，发泄他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不满，并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张：推翻旧政府，建立一个人人平等，人人有衣穿，人人有饭吃的新社会。谢辉满以为这些主张会得到同情和支持，没想到这个部队头目和蒋介石、韩复築的矛盾，只是争权夺利的矛盾，更没想到这些信会落入蒋介石派去监视这个部队的特务手里。不久，谢辉被捕了。先关在烟台。后被押送到济南高等法院，经受了多次残酷刑讯，戴上了最重的铁镣。但谢辉没有畏惧，没有改变自己的主张，而且毫不悲观。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几年来，我凭两只脚东奔西走；如今，胶皮轱辘大车把我送进了大城市，在大庭广众之下我要和他们讲理…我的这些事，请您不要告诉我的家中，我所需要的是棉衣和咸菜，请您帮我凑办一点……看到这封信，我估计是出了事，便和他的亲属到了济南，经多方了解，才真相大白。
为了营救谢辉，我们变卖了家中的财产，请亲戚朋友帮助，筹集了一些钱物，再去济南托人通融。上上下下，里里外外花了许多钱，被买通的人才提出了一个办法，即让谢辉再“过堂”时，装成神经不正常的样子，以表明过去所说的话都是些“癫话”，然后由审判人员敷衍几句，走走过场就可以放出来。我们把这个办法通过关系告诉了谢辉，可是谢辉坚信自已的主张是对的，所说的话，也是千百万人想说的话。他认为用装疯以求苟安是可卑的，宁肯坐牢杀头，也决不做违心偷生的事。因此，在法庭上，他不但没有软下来，反而昂首挺胸，义正辞严，利用这个场合，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审判官高声呵斥他，他就针锋相对，以牙还牙。他那洪钟般的声音，高过了审判官的吼叫，把大堂闹了个天翻地覆。这样一来，他不但没能被放出来，反而更加重了刑罚。最后，国民党济南高等法院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主义”的罪名，作为共产党嫌疑犯将谢辉判刑五年九三四年，经多方背救，谢辉提前出狱。出狱后，他心中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寻找共产党，渴望尽快与党取得联系。他不顾旅途中的风险，先到了潍县、益都，又到了济南、济宁，最后又南下，直到广州，结果都没有找到党组织挫折没有动摇谢辉寻找革命道路的决心。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发表抗日宣言，这时谢辉急不可待地找我和何连峰等人商量，决心按照共产党的抗日宣言办，组织抗日武装。当时士绅名流中的进步人士，对谢辉非常仰慕。他们出于爱国之心，对谢辉出头组织抗日武装，积极响应。当地的穷苦百姓，对于曾经组织农会，带领农民向土豪劣绅开火的谢辉，更是倍加信赖。所以到一九三七年初冬，我们就拉起了近三百人的抗日队伍，起名叫“十字路抗日游击大队”。谢辉任大队长，我任副大队长，刘瑞卿任参谋。这支队伍虽然人数不多，但影响很大。部队纪律严明，官兵平等，与人民共甘苦，为劳苦大众打仗除害，因此，当时人们纷纷传说“十字路有一支“红’了的队伍。
一九三七年深冬，我们与在临沂的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崔介、汪洋同志取得了联系，并在他们的引导、指挥下，于一九三八年二月，与徂徕山起义的抗日武装汇合，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四支队二团，钱钧同志任团长，汪洋同志任政委，崔介同志任参谋。谢辉同志任连长，后任营长。就在这年三月，谢辉由汪洋、崔介同志介绍，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的宿愿。
参加八路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使谢辉同志激动万分。回首十年往事，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他一遍又一遍地对同志们说：“在黑夜中探索十年，道路终于找到啦。但真正的战斗，还只是刚刚开始，我愿每一滴汗水为党淌，每一滴热血为人民流。”
谢辉在斗争中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在莱芜战斗、沈家岭战斗以及鲁南的郭庄战斗、八里沟战斗中，他指挥若定，身先士卒，猛打猛冲，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英勇气概。特别是在寨里战斗中，我们与敌人同时抢占一个小高地，在决定胜负的千钧一发之际，谢辉带领一个班，跃出掩体，以猛烈的火力杀向敌人，掩护其他同志抢占了高地，夺取了战斗的胜利。
谢辉同志就是有这么一股韧劲和拚劲。在没找到党的时候，他寻求真理，百折不挠。一旦投入党的怀抱，就有使不完的劲。在后来的战斗和工作中，他的这种精神表现得越来越突出。
执行政策 坚定不移
抗日战争进行了一年之后，山东党组织决定派一部分熟悉当地情况的干部，开辟和建设滨海根据地。一九三八年底，中共山东省委任命谢辉同志担任鲁东南特委委员、军事部长兼山纵二支队副司令。一九四○年三月，他又被选为莒县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任县长。在这期间，谢辉同志在特委、县委的直接领导下，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忠心耿耿地为人民服务，为开辟和建设滨海抗日根据地作了很大努力。
一九三九年，滨海地区的形势十分险恶。日寇沿“台潍”、“泰石”、“岚兖”等公路和交通要道，修筑碉堡炮楼，安设据点，四出扫荡。拥有几千人马的国民党莒县县长兼保安旅长许树声，对日寇卑躬屈膝，拱手让出莒县城，对我抗日军民却恨之入骨，跑到乡村专和八路军作对。刚刚开辟的滨海根据地，本来地面就不大，又被敌人分割成一些小块，当时被称之为“一枪打透的根据地”。除我党领导建立的抗日武装外，分散在各地的抗日力量，由于缺乏统一的组织和指挥，不但不能联合对敌，甚至有随时被敌人吃掉的危险。
面对这种情况，谢辉同志在特委领导下，积极配合景晓村、高克亭同志，遵照党的“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的指示，以党的统战政策为武器，利用熟悉情况的有利条件，雷厉风行地开展工作。他四处奔波，说服了用“佛教大刀会”、“金钟罩”等名义组织起来的各抗日武装，联合对敌，统一于党的领导之下。他动员知识分子脱掉长衫，投入抗日战争；动员农民特别是青年参加人民子弟兵。他依靠当地党组织，筹建了莒南、莒县和日照县大队等地方武装，壮大了坚持滨海地区武装斗争的八路军山纵二支队对分散在各地的国民党和地主武装，谢辉同志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团结进步势力，反对颃固势力。他主动到地主武装和士绅名流中去，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苦口婆心地做动员说服工作。凡是愿意抗日的，就联合他们，使他们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有枪出枪。即使对过去的冤家对头吴飞行，谢辉同志也是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不念旧恶，团结他为抗战出力。
这时的吴飞行已是国民党莒县九区区长兼十字路镇长，早就把谢辉当作眼中钉。抗日战争开始，谢辉组织抗日队伍，身为区长的吴飞行，不仅不给谢辉丝毫供给，反而勾结许树声对抗日队伍千方百计地瓦解破坏。因此，谢辉带领队伍离开十字路时，曾一度表示：回头再算账，有我谢辉，就没有他昊飞行！因此，当谢辉担任鲁东南特委军事部长兼二支队副司令的消息传到十字路以后，人们就纷纷议论，这回吴飞行完啦，冤家路窄，谢辉一回来，给他留条命就算轻饶了他！过去受吴飞行迫害的人，更觉得扬眉吐气。他们想，到咱出气的时候了。吴飞行呢，他眼看十字路一带已成了八路军的地盘，如今谢辉回来，免不了要大祸临头，因而胆颤心惊，恐慌万状。他一面四处探听消息，想知道谢辉对自己如何处置，一面又作逃跑的准备，在万不得已时溜之大吉。谢辉回到十字路镇后，吴飞行一面献殷勤地假应酬，一面提心吊胆地观察动向等待处置。谢辉想起吴飞行过去的所做所为和对自己的迫害，不由怒火满膛，恨不得立即把他抓起来重重惩罚，方解心头之恨。但他马上又想到，自已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在这国难当头之际，吴飞行没有公开投敌我们就要按党的政策，争取团结他抗日，决不能把个人恩怨置于党和国家利益之上。谢辉同志就是这样识大局，顾大体，他不但没有找吴飞行算旧账，反而出乎意料地和气。他当面向吴飞行阐述了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说明了只要真正抗日，我们就不计旧仇，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吴飞行在我党政策感召和谢辉同志诚恳的教育之下，表示愿为抗战出力随后多次为我部队筹粮筹款，发挥了积极作用。谢辉按党的政策，正确处理与吴飞行的关系，在当地产生了很大影响。许多土绅地主，纷纷靠拢我党，支援抗日。
谢辉同志爱憎分明，对那些既不抗日，又坚持与人民为敌的国民党顽固势力则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采取“能拉过来就拉，拉不过来就打”的策略。在十宇路镇西南十多里的地方，有一股以顽乡长王芹芳为首的地主武装，占据三又口带。筑了土围子，经常向周围村庄要粮要款，残害百姓，严重妨碍着我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建设。为了瓦解和转化这股反动势力，谢辉同志曾多次写信给王芹芳，也曾三番五次派人去做工作，要求他投靠人民政府共同抗日。可是王芹芳不但不悬崖勒马，反而加固围墙，要顽抗到底。谢辉同志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不拔掉这样的钉子，对抗战不利。他亲自带领县大队赴三叉口一带，首先发动政治攻势，瓦解了三叉口周围的反动势力，接着率队攻打土围子。王芹芳不堪一击，带队伍躲进山沟。谢辉看到王芹芳已经处于穷途末路，为最后争取这股势力反正，又派人送去了亲笔信，再次阐明我党的政策，指出只有调转枪口，共同对付民族的敌人，才是唯一的出路；否则自绝于人民，下场可悲。王芹芳在我政治、武力攻势下，不得不带领人马，向我人民政府投诚。
为了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投入抗日，谢辉同志就是这样，不辞劳苦，不畏艰难，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深入虎穴，做争取伪顽的工作。盘踞在莒县、日照交界处的土匪头子朱信斋，一九三八年为形势所迫，曾率他的人马投靠我八路军，被编为独立营。但朱信斋贼性不改，时间不长就出尔反尔。他一面拜倒在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门下，一面与日寇勾勾搭搭，私下来往，蓄意叛变。我们掌握了这一情况后，曾多次派人前去做工作。朱信斋当面应付，背后活动却更加频繁。这时，谢辉同志准备亲自深入虎穴，再一次找朱信斋谈判。同志们都担心谢辉同志的安全，劝他不要冒这个险。谢辉同志却说：“争取一个人，就多一份抗日力量；朱信斋一天不叛变，我们还要做一天的争取工作。”接着，他带领一个警卫班，到了朱信斋的老巢粮山口。朱信斋如临大敌，戒备森严。谢辉同志从容自若，慷慨陈词，向朱信斋历述了我党我军对朱部的挽救，进一步讲明了我党的政策，指出只有抗救国才是正道。朱信斋本想当面应酬，背后伺机下毒手。但我警卫班严阵以待，加之谢辉同志浩然正气的威慑，这次谈判的结果，使朱信斋暂时保持了中立，未敢越轨。
谢辉同志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还表现在政权建设上。坚持“三三制”，是我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中的一项原则。谢辉同志在担任莒县、莒南县县长以及后来任专员期间，坚决执行县委和地委的决议，经常向白炎波、王众音同志请示和汇报工作，始终坚持和维护“三三制”原则，动员地方上有影响的上层人物积极参加政权建设。并且教育说服那些对“三三制”不理解的同志。
当时，在莒南县东部一带的士绅名流中，莲花汪村的徐干卿是一个比较有威望的人物。谢辉同志早在拉队伍时，就曾登门动员过他，要他从人力物力上支援抗日游击队。徐干卿也曾发动上层人物，多次为我八路军筹粮筹款，做了不少抗日工作。谢辉同志当县长后，又亲自登门动员徐干卿出来工作，并推荐为民主政府的参政代表。徐干卿参政后，工作更加积极努力，他把自已的子女送到抗日队伍，并动员大批青年参军参战。受到各界人士的拥护，被选为莒南县政府第一任参议长。谢辉同志就是这样，把愿意抗日又有影响的民主人士上组织到政权中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对他们的缺点错误，也总是诚恳热情地提出批评。有一次，政府为庆祝新年举行会餐。席间，徐干卿见一个过去给自己当过长工现在农会工作的同志和他同桌吃饭，就觉得有失身份，很冷淡。谢辉发现这个问题后，就找徐干卿谈心，批评了他瞧不起劳苦大众的错误思想，特别指出，这种做法表面看是对待某一个人，而实质是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问题。徐干卿听了，深感内疚，检查了自已的错误。
谢辉同志正确执行党的政策，调动了大批抗日力量。团结了人民，打击瓦解了敌人，巩固扩大了抗日根据地，赢得了党和人民的普遍赞扬。
为国为民 鞠躬尽瘁
谢辉同志一九四二年任滨海专署专员，职位越来越高，但他始终把自己摆在人民公仆的地位，赤胆忠心地为人民贡献自己的一切。
谢辉同志处处关心群众，和群众的关系极为密切。每到一个村，他往往是这家出那家进，同乡亲们促膝谈心。记得一九四一年前后，滨海地区民主政权刚刚建立，由于敌人的封锁，当地的棉布和用棉发生了困难。谢辉同志了解到这个地区过去种棉很少，除了自然条件的影响外，主要是农民没有种棉习惯，也缺乏种棉技术。他便召开有关会议进行了专门研究，决定大力发动群众，种植棉花，纺线织布，自力更生解决军民用布用棉问题。为了总结经验，他还亲自同建设科的同志一起种试验田，抓典型，推广棉花优良品种，传播种植技术。经过几年努力，军民的穿衣问题，基本达到自给，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
有一年，朱家洼子村遭到日寇飞机的狂轰滥炸，谢辉同志得悉后，及时赶到这村，挨门挨户察看灾情，慰问群众。当他发现大部分群众因没有防空知识，而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失后，便组织人一面宣传防空知识，一面带领群众挖防空涧。专员亲自动手，群众倍受鼓舞。一夜之间，全村三百多户人家，都挖好了简易防空洞。这次敌机轰炸，共炸毁了千多间民房，使几百户人家无家可归，谢辉几天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他接连召开会议，并奔赴各村发动群众献工献料，只半个月的时间，全村几百户人家又住上了新房。
谢辉同志任县长、专员期间，亲自主持制订了机关工作人员参加生产的制度。他经常对机关的同志说，参加生产不光是根据地建设的需要，也是联系群众的好方法，人民的勤务员如果经常不参加劳动，他与群众的感情就会慢慢淡薄，关系就会越来越疏远。
有一次，谢辉同志来到王家怪草村。一位老人正装车送粪，谢辉便帮他装车。装满粪篓，谢辉拾起车袢就要推。老人赶忙放下锨，按着车子，怎么也不让他推。说：“你们为老百姓办事就够忙的了，这些活哪能叫您干！”谢辉亲切地说：“咱们都是老百姓，公事要办，庄稼活也要干。来，你拉车，咱们一块干。”老人看他很实在，也就不再拒绝了。就这样，两人干着活，越谈越热乎。老人问谢辉：“听说专员来俺庄，你和他熟吧？”谢辉同志笑了笑回答说：“很熟。”老人又问：“专员是什么样啊？”谢辉回答：“很平常，你见到就认识了。”后来老人得知，同他一起干活的就是谢专员，便逢人就说：“人民政府的干部同咱庄户人真是贴皮贴骨啊！”
谢辉同志时时刻刻想着群众。有一次他因事路过官地村，适逢雷雨将至，群众正抢麦场。谢辉二话没说，把褂子脱，摸起工具就干，帮了这家帮那家。还有一次他在一个村子访贫问苦，见到一个贫农老人没棉衣出不了门，他就和村干部商量解决办法，使老人及时穿上了棉衣。在访问中，他还遇到一对夫妻吵嘴，闹着要离婚，要谢辉评理，谢辉耐心教育说服了他们，使夫妻和了好。由于谢辉同志处处关心群众，群众也无比尊敬他，信仼他。在滨海区的十年中，谢辉同志和人民群众心心相印，亲密无间，结下了患难与共的深厚感情。
谢辉同志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对群众体贴入微，但对自己的生活却从不放在心上。他经常废寝忘食地工作，自觉保持和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的作风。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他当专员多年，吃的穿的和当地农民一样。夏天，他头戴苇笠，身披蓑衣，脚穿草鞋；冬天，头戴一顶毡帽，身穿粗布大襟袄，一缕黑布束着腰，两根线绳扎着裤腿。他有一顶当地农民戴的毡帽，已戴了好多年，帽沿也已磨破，春天换下来时，被通讯员随手扔掉了。谢辉同志将它又捡了回来，对通讯员说：“洗洗至少还能戴一冬。”通讯员知道他的脾气，便洗净补好放到了马背的褥套里。就是这顶帽子，他又戴了几个冬天。有一次他戴着这顶帽子和平常穿的那身旧衣服，到一个机关开会，门岗把他作为老百姓拦住了，还对他说：“老乡，首长们要开会，你有事儿过会儿再来吧！”正说着，通讯员小吴赶来，说明情况，门岗连声道歉。谢辉同志笑着说：“一回生两回熟，这怎么能怪你呢！再说这也是你的工作啊！”
在吃的方面，谢辉同其他机关人员一样，吃大锅饭，不吃小灶（按当时的供给制度，专员可吃小灶）。按照当地条件，大家吃的只能是粗煎饼和咸菜，有时连这样的饭菜也保证不了。谢辉同志有时开会到深夜，肚子饿了，就让通讯员拿两个碜子煎饼，用开水一泡，撒上点盐，就算一顿夜餐。谢辉同志经常因外出误了吃饭，伙房同志要单独为他办点饭，他却从来不接受这种照顾，要几个煎饼几棵大葱，就是餐。通讯员警卫员和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对此都很不忍，关心地说：“谢专员，你要保重身体啊！”谢辉同志有时一连声地说：“对，对，以后注意！”有时则深切地对身边的同志说：“要讲咱现在的生活，是很艰苦，可是很多群众比我们更苦，这都是敌人给咱造成的。等打跑了鬼子，群众过上好日子，那时咱再想吃个穆子煎饼，群众还不给呢！”一席话，说得大家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心里热乎乎的。
谢辉同志在战争年代，工作是那样勤恳，生活是那样俭朴，就是进城以后，直到在河北省任副省长，也仍然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在三门峡，他被誉为工地不可缺少的指挥员；在海河工地，他裤腿卷到膝盖上，两只熬红的眼睛象桃子，和民工一起，干在工地上，睡在工棚里。他逝世前几小时，还在办公室办公，身上穿的还是一件白粗布衬衣。
谢辉同志一生忠于人民忠于党，为革命鞠躬尽瘁。可是在林彪、“四人帮”肆虐期间，他被打成“走资派”、“老右倾”，受尽了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后来是在敬爱的周总理的关怀下，才重新出来工作的。他虽然逝世了，党和人民没有忘记这个好同志。一九七八年，李先念同志在河北省地市领导同志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谢辉同志，他那股劲真足啊！是个好同志，可惜巳经去世了……”
是啊，我们的时代需要这样的人，可惜谢辉同志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他逝世时还不足六十岁！
(作者：张子亮，未经作者与本站允许不得转载)
（关键字：党性教育、沂蒙党性教育、临沂党性教育、党性教育基地、沂蒙党性教育、党性教育培训、党务工作者培训、干部培训、干部学院、干部教育基地、干部教育课程、红色教育、红色教育培训、沂蒙红色教育、临沂红色教育、沂蒙精神、沂蒙精神教育、国企党建、国企培训、机关党建、红色培训、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沂蒙干部学院、井冈山干部学院、延安干部学院、红旗渠干部学院、遵义干部学院、党校、临沂市委党校、人大培训、政协培训、统战培训、公安培训、检察院培训、法院培训、工会培训、统战培训、主题党日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