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争时期，我曾在鲁南地区做过一段统战工作，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回忆这段斗争经历，不仅对总结过去的工作有教益，对摘好今天的统战工作也有作用。
一九三九年，是日寇占领沂蒙山区后的第二年。这年春天，中共临、郯中心县委决定，要我打入国民党临沂县泉源区（现属郯城县）区公所里当副区长。临去前，县委书记刘剑、统战部长丁梦荪交待；你去的泉源区，既是鲁南、滨海的衔接地带，又是苏北经鲁南去延安的必由之路，你的任务是尽快把郯城以北这块地区的革命工作开展起来，当务之急，是摘好统战工作。
由于我对党的统-战线政策缺乏全面理解，到泉源区公所的前三个月中，把主要精力放在对顽区长滕芝三等上层人物的统战上。膝芝三是本区华埠村人，商人出身，原系李家庄华丰酒厂的经理，是个利欲熏心、官迷心窍的人。他起初并不反共，对我们提出的国共合作、团结一致抗日的主张和见解，还是拥护的。他手下一些起作用的人物，我也比较熟悉，有的是亲戚乡邻，有的是同窗学友。因此，我对他们拥护革命、愿意抗日的一面看得比较多，对他们反共反人民的面看得就比较少，致使他们有时背着我做些坏事，而我总是以“摘统战嘛，就不能得罪统战对象”为理由，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记得有一次，匪首高维翠伙同十三名小匪首，带五百多名土匪，于两夜之间，将方圆几十里内外有钱户的人架去上百名，名之曰“肉票”；抢走闺女、媳妇二十多个；掠去牛驴一、二百头和其它许多财物。
这件事情发生后，当地群众非常气愤，中心县委领导同志要我严肃处理。开始，我也很恼火，决心对滕芝三卵翼下的高贼维翠给以严厉惩处。可是真要惩处的时候，我却心慈手软，而且顾虑重重：既怕得罪了统战对象，又怕伤害了亲友，还怕将来不好工作。最后，我在“宽大为怀”的幌子下，来了个不了了之。我满以为这次原谅了他们，再经过番工作，就可以把滕芝三一伙争取团结过来，变敌对为朋友，甚至成并肩战斗的朋友。谁知，事与愿违，滕芝三一小撮坏家伙，却把我的忍让当成软弱可欺。他们不但不痛改前非，反而变本加厉，特别是当国民党反动派对他们进行再三拉拢、封官许愿后，以滕芝三为首的竟公然与我为敌。在国民党五十七军军长缪征流、郯城县县长阎丽天、临沂县县长柴子敬支持下，滕芝三把马陵山一带的几十股土匪拉过去，壮大了反动势力，很快得到了缪征流的赏识和信任，被提升为五十七军统属下的第二游击支队司令。从此，他公开反对共产党，大肆鼓吹“一个领袖，一个党。宁亡于日，不亡于共”的反革命舆论。他率领匪徒包围我区人民政府，派遣特务密捕我共产党员，并扬言“抓住傅伯达杀头示众”，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中心县委果断地作出决定，派青抗营围攻，叫地下党员魏瑷作内应，里应外合，消灭滕芝三。战斗打响后，滕芝三带领匪徒，仓皇逃窜。后来，他在和匪首陈士昌火并中被打死。
按道理说，这事发生后，我应接受教训，做好统战工作了，但由于“统而不战”的右倾思想在我脑海中并没得到彻底解决，因而在滕芝三被打死后，我又出了新问题。滕芝三死后，几个不服陈士昌火并的匪首，各带部分匪徒，投靠了日寇，并在日、伪的支持下返回泉源区，分别在华埠、大埠等村安下据点，疯狂地反共反人民。中心县委决定，要我带领一支地方武装，铲除这些伪据点。
五月的一天早饭后，我带领区中队从薛庄出发，迅速包围了华埠据点。这次战斗，本来可以速战速决，全歼敌人。
因为据点内的伪军头目，都是滕芝三当顽区长时的部下，其中有的人曾经拥护过我党的抗日主张，所以，我独出心裁地提出以政治攻势为主。趁战士们喊话之时，我在一家坊店前召集部分群众开会。店主知我会吸烟，就把他自已用的水烟袋送来了。散会后，我进店还水烟袋，被敌人事先埋伏下的伪军，照脸打了一枪，经送后方医院抢救，命虽保住，嘴上却留下了豁子。
这一枪，给我敲响警钟，破除了“统而不战”的思想，对提高我识别敌友的能力，打击那些经过一再争取、团结不成的坏中坏，起了一定的作用。同时这一枪，也在我心灵深处产生了极左情绪和单纯的复仇思想。一九四二年八月间，我带人枪杀马站乡伪乡长王鸣祥，就是最明显的一例。
王鸣祥是郯城县马站村人，地主出身，日寇占领郯城后，他卖国求荣，厚颜无耻地拜在敌人膝下，当上了伪乡长，在本村建起了据点，还让其弟当了日特。
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我们曾采取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方法，先后把他兄弟二人逮、放、教育过多次。王氏兄弟表示痛改前非，接受了我们的五不条件，即：不扩大伪军，不危害我们的家属，不黑夜出来骚扰，不谎送情报，不敲诈勒索。经过几件事情的考验，兄弟二人表现不错，变成了一个比较成熟的统战对象。
过了一段时间，我连续听到一些反映王鸣祥变坏的言论：有的人说，他受了郯城县伪自卫团长王锡堂的拉拢，扩大伪军；也有人说，他向附近各村摊派枪枝弹药，准备投敌等等。为此，我曾派人去王鸣祥处查对事实，进行教育，并让去人转达我的话：如有不轨行为，当悬崖勒马，否则，将受到人民的严厉制裁。王鸣祥态度不错，承认了扩大伪军的错误，对投敌问题却一再否定。事隔不久，有人说王鸣祥是个两面派，是《三国》上魏延式的人物，脑后有反骨，如不及早除掉，就会遗害无穷。听到这些反映。我火冒三丈，联想到挨伪军的那一枪，激起了我复仇思想，对王鸣祥得出了不可救药的结论。我擅自决定，带县大队先将伪据点包围，派人把王鸣祥叫出据点，作试探性的谈话，谈话不成，举歼灭。临出发前，我又当着警卫员王绪昌的面气愤地说：“在和王鸣祥谈话时，如发现他心怀鬼胎，不老实交待，就干掉他！”
县大队遵照我的命令出发了。我和县大队参谋长傅国平，带着三名警卫员提前赶到离据点四百多米远的一个杂货店里，叫店主侯瑞祥（我们的情报员）通知王鸣祥来店谈话。侯瑞祥走后，不到半小时，王鸣祥就带着一个警卫员来到店中。我们三人围桌坐定，当我间到他的一些错误时，他回答得吞吞吐吐，带在身后的警卫员对我也虎视眈眈。我刚要发火，傅国平和三名警卫员不约而同地俩对一、一人一脚把王鸣祥带来的警卫员踢倒在地，一人一拳又把王鸣祥打得仰面朝天，缴了他俩的枪，带着他俩往外走。这时，王鸣祥装孬，打坠不走。我掏出枪来，威胁地说：“你再不走，就打死你！”王绪昌信以为真，我的话还没落地，就把枪对准了王鸣祥的脑袋，我待要制止，枪声已响，王鸣祥已上了“望乡台”。
事情已闹到这种地步，我也来了个一不做二不休，命令县大队攻进了据点，缴了伪军的枪，又点着一把火，烧掉了这个“乌龟壳”。这场战斗，从军事上我们是胜利了，但在政治上，我们却彻底失败了。王鸣祥被处死后，许多反动家伙借口攻击：共产党统战是假，吞并是真。谁跟共产党摘统战，谁的下场就是王鸣祥。原来站在十字路口上的统战人物，走向了反面，已经成熟的统战对象，对我也产生了怀疑。事后，县委向我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我也深刻认识到，要贯彻党的统战政策，就必须秉公无私，决不能从感情和恩怨出发，否则，就会给工作造成严重损失。为了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挽回影响，我除向县委作了深刻检讨外，又通过各种关系，做好统战对象的思想工作，消除他们的顾虑。
有了前两次失败的教训，使我加深了对党的统战政策的认识，提高了执行这项政策的自觉性和斗争艺术，后来，在改造和收编大刀会的工作中，取得了可喜的效果。
大刀会，是当时一些地方上层人物，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打出维持地方治安的幌子，利用迷信手段成立起来的。
全县大刀会成员，不下五万人，分为“白旗会”和“黑旗会”两大派系，前者有三万人，后者有二万人，是一支不可忽视、亟待争取和团结的力量。从他们的政治态度上看，黑旗会比较进步，白旗会比较反动。黑旗会主要在郯城北部活动，总会长周冠鼎，中农出身，是个有正义感和爱国心的人。两名总教师，都是有民族自尊心的正派人物，一个叫张元凯，一个叫张元良，要做好大刀会的统战工作，就必须从黑旗会开始。
一九四一年将近春节的一天夜里，我带领五位同志来到周冠鼎家，开始他还有顾虑。后来通过耐心细致地交谈，我还特别检讨了在统战工作中的错误，希望他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周冠鼎见我们态度诚恳，光明磊落，慢慢消除了顾虑，推心置腹地对我们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不能坐以待毙。我成立大刀会，就是为防备日寇和土匪。”他还再三表示，坚决拥护抗日政权，拥护八路军。从此，我们便和黑旗会携手并肩，在郯城北部开辟抗日根据地。
黑旗会和白旗会，本来就在“抗日”和“亲日”问题上有矛盾，在我们争取黑旗会时，白旗会总会长宋兰奎，便与伪县长、马头镇伪中队长和日寇挂上了钩。宋兰奎在他们的支持下，疯狂一时，到处造谣煽动，说什么“八路军要消灭我们了，咱得先下手为强。”他还蒙蔽了三、四千名大刀会员，两次配合敌伪扫荡。
宋兰奎和他的白旗会已到了汉奸的边沿，对他们究竟应该怎么办？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是耐心争取，一种是武装打击，特别是有些身受其害的同志，恨不得一下子就把他们消灭掉。开始，我的心情也比较激动。后来想到前两次犯过的错误，也就慢慢地平静下来。在一次决定对白旗会争取还是打击的会议上，我现身说法，表述了执行党的统战政策的重要和感情用事的危害，使大家从我两次失败的教训中，受到了教育和启发，最后达到了统认识：对白旗会继续贯彻统战政策，要利用矛盾，自下而上，逐级争取，就是对宋兰奎本人，也要尽量争取。我们从两个方面采取措施：第一，通过黑旗会总会长周冠鼎和一些分会长，先争取了于林和归义的白旗会，又争取了米家顶子白旗会分会长米老五。与此同时，我们又抓住白旗会分会长颜锡钦吃软不吃硬的特点，把他争取过来。这样，白旗会下层组织，就剩宋兰奎周围村庄的了。第二，宋兰奎带大刀会参加扫薪时，曾被我们俘虏二百多人。我抗日民主政府领导同志，亲自对他们进行了抗H救国的教育，送还了缴获的大刀片，还以酒菜款待，欢送他们回去。
由于我们统战工作搞得比较好，宋兰奎的阴谋被揭穿了，他的中坚力量绝大部分也不从“君命”了。宋兰奎深感大势已去，意欲投敌，又不敢轻举妄动。在他进退维谷之际，我们伸出了温暖的手，先通过他的老族长对他教育，后由我们出面表示既往不昝，希望他改恶从善，与抗日政府合作对敌。宋兰奎俯首认罪，表示坚决抗日。经过考验，他未食言，我们就主动做各分会长的工作，让他仍统领白旗会。
宋兰奎重新当总会长后，和我们一起打日本鬼子，灭汉奸，黑旗会和白旗会，在抗战中也团结起来了，许多会员放下了大刀片，拿起钢枪加入了我抗日队伍。
在统战中，我们坚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共同对敌，但对那些一再争取不过来的铁杆汉奸，就要坚决打击。我们就是按照这条原则，除掉了李家庄伪警察分局局长张英杰的。
张英杰绰号张三，庄坞区高尧村人，早在二十年代就是匪首。一九三八年春，他亲自把日寇引入临沂城内。一九三九年五月，日寇委任他为李家庄伪警察分局的局长，他在华埠、株柏、尚庄等村安设据点，破坏抗日，我们曾多次劝他戴罪立功，他始终置之不理，继续破坏我基层党组织，残杀抗日群众，实属怙恶不悛，不杀不平民愤。
一九四二年四月的一天，张三为庆贺自己新认了个干爷，大摆宴席。我得知这一情报后，带领九名武工队员，于当夜九点钟涉过沂河，来到张三的麻湾村，化装后进入他的住所。当时，群匪正在狂喝暴饮，唯张三退席回到室内，躺在床上抽大烟，我刚迈进门，张三持枪喝问：“谁？！”我不慌不忙，用土匪的黑话答道：“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指自己人），张叔你好？”张三收起枪又问：“谁的人，有事吗？”
我说：“河西杨师爷（杨廷芸）派我们来告诉张叔，明天上午去喝酒。”张三放心了，高兴地说：“好好，快屋里坐！”
进屋后，我们几个人就把他捆起来，悄悄地带走了，张三被我们镇压后，群匪失首，四散而去。
通过正确、全面贯彻党的统战政策，临、郯、苍三县交界处和沂河两岸，抗日形势大大好转。抗日政权、抗日武裝迅速建立，群众情绪空前高涨，敌人胆战心惊。那些对抗日不大热情的上层人物，也深受震惊，纷纷转变态度。尚庄乡伪乡长周克盛，不但认真执行我们的约法三章，还经常暗中救济我抗战家属。大埠区伪乡长王广武，还托人主动送子弹给我们，说是为抗日出点力。伪县长杨松峰，则惶惶不可终日，最后竟挂印逃走。
为让统战之花开得更加绚丽，我初步回顾了已往的工作，供同志们特别是做统战工作的同志们参考。今后，我将拿出当年的革命精神，搞好现在的统战工作，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四化”建设，为早一天完成台湾归回祖国的统一大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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