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码头镇，抗战初期是郯码地区的革命中心，也是当时郯城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它周围土地肥沃，北靠沂河，航运方便，航船可上溯至临沂，下游可通过运河直达黄海。抗日战争开始后，码头镇的知识分子，曾进行过一些抗日救亡活动。一九三七年秋，于心沃等人，以国民党的名义组织了码头镇抗敌后援会，主要是向学生宣传抗日道理，并向本镇的地主士绅进行募捐，共计募捐了四千多元，能买十余万斤小麦。与此同时，方振民、管登岩和我，在南门里玉皇庙里办了一处义务小学，向学生们进行抗日宣传工作。方平、兰会武等学生，在其进步家长和教师的帮助下，还成立了“儿童抗敌救援会”，在儿童中开展抗日活动。
一九三七年冬，党派丁梦荪、郑停云来临郯地区开展工作，建立了“临郯青年救国团”。这是以国民党第五战区的名义建立的群众组织，团部设在码头以北的涌泉。青救团的任务是团结和组织广大青年进行抗日救亡工作，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国民党郯城县县长梁钟亭虽然不赞成，暂时亦无可奈何。青救团组织，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发展很快。一九三八年一月间，以徐昆吾、齐展云等同志为主，在码头镇成立了临郯青年教国团第七分团，不到两个月就发展团员二百多人，很快成为临沂、郯城两县青年知识分子进行抗日救亡的强大组织。
在此期间，国民党第五战区战地工作团，即郭沫若同志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的演剧队曾来码头镇演过一次戏， 演出水平很高，轰动了整个码头镇以及附近的村庄。男女老幼从一、二十里路赶来看戏，听唱歌，戏台下有上万人，挤得水泄不通。演出的内容是宣传抗日救亡，激励人们不作亡国奴。台上演员演戏，台下成千上万的人随着剧情的发展而流泪、欢呼，当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时，许多人流着眼泪，高呼“誓死不作亡国奴”的口号。在工作团的影响下，码头镇一带的民众，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抗日热情高涨。大人小孩都学会了唱:“向前走， 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同胞被屠杀，土地被强占， 我们再也不能忍受，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亡国的条件，我们决不能接受，中国的领土,寸也不能失-...... 的歌曲。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烈火般地燃烧起来了。
在这种形势下， 临郯青年教国团有了更大的发展，不少村庄成立了村团部。码头镇建立了二十二分团，由沈启升、管登岩等人负责。团部设在码头镇南哨门里‘吉兴号’的宅子上。许多进步青年参加了青救团，他们经常出墙报，宣传抗日的道理，动员群众起来抗战。每天晚上都有大批青年来到二十二分团团部，讨论当前时事，演唱抗战歌曲。青年救国团的团歌，是大家最喜欢唱的歌曲之一。我还记得歌词是这样的：
苍山浮着白云，沂河流着黄金。
这儿是抗战的据点，鲁南的重镇。
这儿土地脱美，养活了我们的祖宗和我们。
我们为了生存，下定了抗战的决心。
我们，活泼、勇敢、朴实、坚定，更有牺牲的精神。
团结，团结临郯的青年，大家一条心。
一面抗战，一面学习，更要负起建国的责任。
不避艰险，不怕困难，
我们推动着时代，时代推动着我们。
临郯的青年，青年！向前进！进!
这首歌曲，现在看起来也许觉得很平常，但在那时却鼓舞了许许多多的青年，离开家门，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
这时郯城、码头都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郯城县二区区长刘世桐，副区长高舒泉，都是国民党员。他们为了装点自己的面目，也在码头成立了“抗敌动员委员会”，领导成员有五人，正副区长为当然的动委会主任，另有高赞非、张云非、王秋岩三人。这三人都是同情我党的进步知识分子，在地方上有着较高的威信。他们参加动委会后，和我党取得了联系，在党的影响和推动下，做了不少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还办了一个油印的“动员报”，起了很好的作用。
随着形势的发展，我党和我军的力量日益发展，国民党反动派渐渐露出了原形，不断制造摩擦。特别是郯城县换了阎丽天当县长后，非常反动，公开反共反人民，反对民主，反对一切进步力量。由于码头镇是郯城县抗战力量的中心，阎丽天视之为眼中钉，肉中刺，派了大批特务进行破坏捣乱，扬言要逮捕我青救团的工作人员，监视和限制青救团的一切活动。高赞非等同志办的“动员报”也被迫停刊。在最后一期的“动员报”上,他们登出了声明，退出了动委会，随之动委会也被撤销了。从此，我党在郯城、码头一带的抗日活动，被迫转入地下，郯码地区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一九三九年春， 我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支队，来鲁南开展工作，不断粉碎敌人的扫荡，经常反击顽固势力的挑衅和进攻。为彻底扫除阎丽天设置的这个反共前哨阵地，东进支队决定攻克码头镇。八、九月间，我码头地下党支部书记徐昆吾同志，指派专人绘画了码头镇的详细地图，并把码头镇内顽固军队的详细情况报送东进支队。支队根据地下党组织提供的情况，各个方面做好了进攻的准备。
旧历九月 初八日，正值码头镇大集，四面八方的群众拥拥挤挤前来赶集。我东进支队第一大队，挑选了四十名英勇善战的战击。由曾股长和钟参谋率领，化装成农民、小商贩等，扛着扁担，拿着麻袋，挑着担子，进入了码头镇，陆续来到了‘盛德号’的后楼上隐蔽。不料，我们被国民党驻码头的保安中队发觉，中队长赵瞎子立即指挥他的部队，把“盛德号”包围起来，并实行了戒严，形势十分紧张。由于赵瞎子未弄清我们来了多少人，一时未敢动手，打算先把我们围起来，等第二天援兵来到后强攻。当天夜里，我东进支队第一大队由王炳璋率领，按原定计划，开始进攻码头镇，外围打响后，我埋伏在“盛德号”的四十名键儿，当即奋勇出击。顽军料定是老八路来了，惊慌失措，迅速后撇。我军从码头西北角攻入镇内，和镇内的同志汇合，分两路攻击敌人，把撤退到“同益油坊”炮楼上的保安队包围起来，并在炮楼周围放了大量的高架秸，施以火攻。在我军猛烈攻击下，敌人全部被俘，只有赵瞎子藏在油缸底下，未被发觉，后来混出南门，狼狈逃审。至此，码头镇全部解放，接着我军又乘胜迫击。向大小圩沟、刘港口以及二郎庙等地顽军进攻。两军纷纷逃窜，郯码地区联成了一片。郯码解放后，群众被压抑的抗日热情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各种抗日组织像再后春笋一样，纷纷建立，形成了郯码地区抗日工作大发展的时期，许多同志都喜欢把这一段时间称之为郯码的“黄金时代”。
二
我军攻克码头镇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就发动了抗战期间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提出了所谓“溶共、限共”的反动政策。山东的国民党顽固派积极推行这个政策，并不断制造摩擦。郯城顽固县长阎丽天，派顽军乘夜间潜入码头镇南门外的白圩子，妄图进攻码头镇。这时，刚进入码头镇驻防的一一五师第二支队，得悉这一情况后，支队长梁兴初立即采取果断措施，向白圩子进攻。我八路军威震敌胆，顽军听说后，不敢抵抗，迅速溃散逃跑。阎丽天残部被我驱逐出郯城后，曾于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一日，冒充五十七军，混入我滨海根据地西盘，杀害了抗日干部刘震西、许大猷同志。以后又在临沂、苍山一带勾结土匪，四处抢劫，并曾配合日寇向我根据地进攻，最后，被我军完全击败、溃散。
这时， 日寇对郯码地区也时有扫荡。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临沂日军约三、四百人进占郯城。次日又向码头镇进攻。遭到我八路军东进支队迎头痛击，敌军溃败，退回临沂。一九四〇年一月三日，新安镇等据点的日军三千余人，分两路向我根据地进攻，一路由临沂南下，占领郯城，复向码头镇进攻。我东进支队在码头镇附近与敌激战三小时，毙敌五、六十名，残敌向陇海路新安镇方向退去。另一路从夏庄以南向我马陵山麓进攻，也被我军击退，毙敌一百二十余名。五月初，敌人又出动万人进行扫荡，曾一度占领了码头、重坊等地，我东进支队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展开反扫荡。在我军阻击下，敌人分别窜回临沂等据点，我军又收复重坊、码头。此后，我军民配合百团大战，主动袭击敌人，破坏敌人交通，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到一九四〇年，郯码一带，除北边的临沂和南面陇海路上的新安镇以及桃林等少数据点外，都联成一片。
郯码解放后， 广大群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抗日救亡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为了加强郯码一带工作的领导，上级党组织决定成立中共郯码工作委员会，由陶友亮、崔光润分任正副书记，姚西桢任组织部长，我担任宣传部长，统一领导郯码一带的各项工作。同时，上级党组织， 还派来了王永福、靳耀南、段霖等同志，组成工作团，发动群众，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选出了人民信赖的县长，成立了郯城县参议会。各村、乡、区也都通过民主选举，选出了村长、乡长、区长。这些各级政府的负责人，都是当地有名望的抗日积极人士。县政府明令，废除了国民党顽固派政府推行的各种苛捐杂税，禁止赌博，剿歼土匪。 为了稳定金融，还规定以北海银行的北海币为根据地唯一货币，禁止使用日寇发行的金元券。北海币分为一角、二角、五角、一元、 五元等几种，群众非常信任，广为通用。成立公平负担委员会，筹款筹粮，合理负担。合理负担是根据地推行的一种新政策，按
照这一政策。土地少的贫下中农少负担，土地多生活富裕的地主、富农则多负担。这样，既可以使地主、资本家为抗战在经济上多做贡献，又可以使生活贫困的农民减少负担，进一步调动了他们抗日的积极性。
随着群众抗日热情的高涨，迅速掀起了参军热潮。广大青年积极参加八路军，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参加了一一五师的战士剧社等文艺团体，仅码头镇就有几十人参加了剧社。他们中年龄最大的十七、八岁，最小的只有十一、二岁。这些青年经过部队的培养锻炼，大都成为党的文艺干部，为抗日战争的文艺工作，做出了贡献。
群众组织更是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最活跃的还是青年组织——临郯青年救国团，在几个月之内，区、乡、村都已建立起来。单是码头周围，就建立了八十多个村团部。临郯青年救国团总部提出要在码头镇附近发展一万名团员，这一计划在一九四〇年五月间就完成了。青救团不仅组织青年学习，进行各种抗日宣传活动，而且还建立了自己的武装——青年抗敌自卫团。青抗团发展得也很快，到一九四〇年五月间已发展到五、六百人，组建了一个青年营。这支优秀的抗日力量，曾多次配合军队进行反扫荡，做出了很大成绩。妇女解放运动也很活跃，村村都成立了“妇女抗敌救国会”(简称妇救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沙埠召开了临郯地区妇女代表大会， 到会代表三百多人，这是临郯妇女运动的一次空前壮举，会上选出了傅大娘为临郯妇救会会长，何庆生为副会长，李桂芬为秘书。妇救会发动妇女慰劳军队，缝制军衣，赶做军鞋，动员自己的亲属参加各种抗日组织。群众武装组织——自卫团，各村也都建立起来。他们背着大刀、手榴弹或扛着红缨枪负责巡逻、站岗、放哨，战时配合正规军作战。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一 日夜间，郯南一个村庄的自卫团，在放哨时查获了红花埠一个姓谢的奸商，载运八十多石小米去新安镇资敌，他们当即把人和粮食押送到民主政府。当时农救会、职工会、儿童团也很活跃，而且都有自己的武装。码头解放后，我们还办起了战时小学，教员是由文化界抗敌协会的会员担任，白尽义务，没有工资。教材也是自己编的油印本，内容是向儿童们进行抗日救国教育。没有小学的村庄，便自动组织起儿童团，一面学习，一面进行抗日活动。儿童团也有自己的章程、公约，概括起来有五条:努力学习，每人每天至少学会两个字，一星期内要学会一个歌;不打架，不淘气，同心合力打鬼子;帮助自卫团站岗放哨，做一些能做的抗日工作;动员自己的父、兄参加自卫团，母、姐参加妇救会;动员自已熟识的儿童参加儿童团。那时，为了防止汉奸活动，各村村民外出，都必领由村政府开路条，儿童团是查路条的一支活跃力量。他们二、三人一伙，扛着红缨枪站在村口路边，威风凛凛，不管任何人，没有路条都不准通过。因此，汉奸特务都不敢轻易闯进根据地进行破坏活动。
根据地的文艺活动也非常活跃。特别是郭沫若同志领导的抗敌演剧队第六队，在队长陆万美率领下，到达山东根据地，并演出了“被糟踏的人”、“红灯”以及独幕剧“死里逃生”、“荣誉队长”等节目后，对山东敌后的戏剧运动是一个很大的推动。郯码解放后，经常来这里演出的剧团有一一五师战士剧社、鲁迅艺术大队、中共鲁南三地委的黎明剧团、郯城县动委会的动员剧社。这些刷团最常演的是活剧和歌剧，也演出一些短小精悍、群众喜闻乐见的“活报剧”、“拉洋片”，“卖梨膏糖”等。每次演出都有几千观众，几十里以外的群众也赶来看戏。这些新剧对鼓舞人民的抗日热情，揭露日寇汉奸的罪行起了很好的作用。郯码地区的歌咏活动，开展得更为广泛，男女老少都喜欢唱歌，哪个人不会十支八支的歌子，就被认为是不光彩的。每日晚饭后，各村的群众组织，就自动集合起来，练习唱歌，比赛唱歌，月光下嘹亮的歌声此起彼伏。遇上开大会，青救团、农教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比赛起歌来，就更热闹了，你唱一支，我唱一支，互相啦歌，互相“攻击”。这个喊:“叫你唱，你不唱，扭扭捏捏装姑娘!”那个喊:“叫你来， 你不来，扭扭捏捏当小孩!”在这种场合，识字班的年轻姑娘是从来不示弱的。她们会的歌子最多，唱得也好听，常常是最受欢迎的。歌声、掌声、欢呼声混合在一起，整个会场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那时最流行的歌曲有“大刀进行曲” 、“五月的鲜花”、“在太行山上”、 “游击队歌”、 “黎明进行曲”以及“大别山战歌”等。我曾记得有首歌的歌词是这样的:
铁蹄踏不碎仇恨的心，海水洗不清祖国的怨恨，
我们既为反抗而来到了人间，还怕什么流血牺牲!……
我们的一代，健壮年青，我们在绝火中长成，
我们高举正义的旗帜，为祖国的解放而斗争!……
每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这些歌词就会形成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鼓舞人们英勇奋斗，不怕牺牲， 战胜困难，夺取胜利。
三
在郯码革命大发展时期，我们工作上最重要的成绩之一，就是为党培养了大批的抗日干部。郯码解放以前，党在芦汪子一带办了两期苏鲁边干部学校。那时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主张与我们合作,因此，我党办的苏鲁边干部学校，也称为“第五战区苏鲁边干部学校”。干部学校校长是刘剑同志,教务处主任是周南同志，还有政治处主任孙哲，党支部书记王恭三同志，组织委员王宏烈，女生队指导员郭英以及张侠同志。这是一个完全新型的学校，学生们都是从临郯地区四面八方来的。全校分为四个大队，除女生队只有五、六十人外，其余三个大队都是一百人左右，由于大家为了抗日这个共同目标来到学校，因而就像老朋友一样，一见如故，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亲密无间。学生和教师之间也是同志关系，互相爱护、互相尊重。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成了青年们的道德规范。那时，学校里的生活十分艰苦，名为学校，实际上既无教室，也无宿舍。大家挤住在当地群众的几间空房子里，地上铺了一层薄薄的麦穰就是床，被子是各人从家里带来的。因为住得太挤，夜晚出来，是要费很大劲的，不是碰着了这个人的头，就是踩着了那个人的脚。伙食是从老百姓那里凑来的给养，多是高粱煎饼或饼子，偶而才能吃上一顿麦煎饼。菜是炒糊盐，有时十几个人吃一小碗南瓜菜。就是这样的饭菜，也不能按时吃。有时给养催不上来，早饭就要等到中午或下午，大家肚子饿了就唱歌，越唱越起劲，互相啦歌，一片欢笑，慢慢的也就把饿忘掉了。
课堂是广场，大家坐在地上，一面听讲，一面记笔记。教师既无课本，也没有讲义，全凭口说。每讲一课，要分组讨论一、二次，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互相争论。如果统一不起来，就向教师反映，等下次讲课时，教师再给解释。当时的课程，有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还有周南同志讲的社会发展史。学生们早起跑步唱歌，上午上两节课，下午有时上课，有时小组讨论。晚饭后做游戏，大家围成一圈抛手帕，或者换瞎子摸瘸子，再不就击鼓传花。输了的要罚唱一个歌子或讲一个笑话，真是一派欢乐气氛，不身在其中的人，很难知道其中的乐趣。干部学校共办了两期，每期两个月。虽然时间很短，但对青年们的教育和影响还是很深的。他们不仅学习了许多抗日救国的道理，而且还学习了社会发展史，懂得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旧社会一定要灭亡，自由幸福的新社会一定要到来，从而更加坚定了战胜敌人取得抗战胜利的决心，初步奠定了革命人生观，许多同志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成了临郯地区抗日的骨干力量。
码头解放后，培养干部的道路更加广阔了。各个群众组织都曾举办过短期训练班，许多积极分子还被选送到各自的上级——鲁南各界救国联合会、鲁南农救会、妇救会、职工会、青年救国团等组织去学习。中共郯码工委宣传部还办了多期党员训练班，对党员进行党的基础知识的教育。鲁南三地委在郯城二区的新村办了郯码干部学校，专门训练郯码地区的知识青年，每期七、八百人。地委负责同志杨士法、周南等同志经常到学校去讲课。这个学校一直办到敌人大扫荡前，为郯码地区培养了大批骨干。
郯码地区工作大发展，成为日寇的心腹之患。一九四〇年十月，日寇集中了大批兵力，以绝对的优势从四面八方对郯码地区进行“铁壁合围”，并在码头、郯城以及周围十几个村庄安设了据点，到处烧杀抢掠。为了坚持长期抗战，我正规军暂时转移。中共郯码工委组织了小型的游击队，在马陵山区、沂河两岸与敌人展开游击战。这些小型游击队经常深入到敌占区破坏交通，铲除汉奸坏蛋。他们以新的斗争形式，展开了更加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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