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珠山起义前后(郭有邻)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正当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党领导的莒县人民举行了珍珠山起义，点燃了武装抗日的火炬，建立了中共山东省委直接领导的鲁东南地区第一支革命武装——莒县高房乡民众抗敌自卫团。这支武装根据省委的决定，在一九三八年三月与沂水县党组织所发动的武装汇合，组成了八路军山东游击第四支队第六大队，不久，又整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二支队，在抗战初期成为鲁东南地区一支宣传、组织抗日救国的工作队、战斗队。
        我参加过这次起义，在这支部队里生活战斗过较长的时间。为了真实地记录革命斗争历史，让后代了解当时的斗争情况；为了告慰已牺牲的烈士及其遗属，鼓励幸存者进行新的长征，我觉得有责任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我所了解的有关这支人民军队的建立经过，如实地反映出来。

        “七·七”事变后，平津沦陷，日寇侵入华北。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抗战情绪空前高涨，抗日的行动遍及城乡。当时我正在济南师范(原省立第一师范)读书，学校当局为了阻止学生的抗日活动，借故放了假并不准学生留校住宿。可是我们这些长期在党的领导下做救亡工作的同志，争取团结了一部分赞成抗日的教工和学生，留校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并要求校方对平津流亡同学即将来校表示欢迎。当时，我们曾去黄河北慰问正在对日寇作成的东北军（记得是刘多荃部)，路过车站看到大量的食品堆积在站上受潮发霉，不积极向前方运送，而前方战士又吃不上饭的现象时，大家十分痛心。特别是当大家看到国民党韩复榘政府，为了对日妥协，排斥东北军的抗战行动，有意制造困难，许多伤员长时间泡在雨水里不得治疗的情况后，就更加深了我们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对抗日战士的崇敬。在全国抗战形势的推动和广大群众的支持下，我们冲破了国民党山东政府、学校当局的百般阻挠，在市民中展开了广泛深入的宣传救亡活动。正在这时，我们听到了有一批政治犯将要出狱的消息，大家高兴极了。不久这一消息就得到证实。一九三七年九月的一天，被国民党因禁的政治犯赵健民同志到济南师范来了，随后姚仲明同志也来了。他们的身心虽然长期受到敌人挑残，但精神却很好，深深地影响着每一个和他们接近的人。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在济南师范东北楼下学生宿合里，赵健民同志向我们传达了党的指示。
        赵健民同志是冠县人，家中只有老母，他为寻求革命道路，考入了山东省第一乡村师范。入学后，由于他对政治时事比一般同志关心，对同学热情诚恳，作风正派，生活俭朴，因此在同学们中间有相当威信，有些进步的老师也很器重他。我于一九三二年考入这所学校。和健民同志是四级的同班同学。几年中我们同桌读书，同室就寝，彼此十分亲密。他既是我的同学益友。又是我参加革命的引路人。从考入这个有着地下党工作基础的学校后，在党的教育和赵健民、姚仲明同志的影响下，我的思想觉悟有所提高，先参加了党领导的读书会和党的外围组织“瓦砾社”,通过学习，我逐渐懂得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开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参加了“学生抗日救国会”、“学联”、“民先”，直至入党。
        这天晚上，健民同志向我传达党的指示后，严肃地说:“新形势给我们提出了新任务，党要求我们脱下长衫到农村去，发动组织游击队，建立抗日武装。过几天我准备到鲁西聊城范筑先部去帮助组织抗日武装，你和我一块去怎么样?”，我十分高兴地表示同意。过了两天，健民同志和另外一位同志(后来才知是王永福同志)来了，他说:“情况有些变化，我明天就走，组织决定叫你到莒县去，因为你是莒县人，便于利用这个条件开辟工作。”又说:“我走后你要和姚仲明同志联系，他现在的住址是杆石桥外第十七小学。”
        姚仲明同志也是我在乡师的同学，虽然他在二年级我在四年级，但是由于乡村师范的校风好，同学关系和其他学校有明显不同，不仅不存在那种常见的高年级学生欺侮低年级学生的现象，而且一入学就使人感到有人在帮助你教育你，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在影响你，使你感到温暖、亲切。后来，才知道乡师地下党支部是个模范支部，就是她创立了这种良好的校风和同学之间的新型关系。因此，仲明同志虽是高年级生，与我却很亲近。按照赵健民的指引，我找到了姚仲明同志。他非常热情，详细地向我交待了回莒县的任务:一是发动进步知识分子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二是选择对党有认识的对象入党，建立党的组织；三是在适当时机发动组织抗日武装。当我告别的时候，他又说:“我很快就要到长山县去，你以后和我联系就写长山县中学。”这次接触之后，我很快就回到了要去开辟工作的地区——莒县。

        莒县是个大县。当时包括着现在的莒南、莒县以及五莲、沂水的一部分，约五十多万人口。莒县人民有者光荣的斗争传统，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反抗封建和军阀统治的动人事迹。一九二八年，全县各地曾建立过许多农民协会，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取消苛捐杂税和抵制日货等群众性的斗争，一度搞得轰轰烈烈，封建统治者吓得丧魂失魄，军阀设在集镇上的税卡也一扫而光。韩复榘统治时期，这里的群众又组织了金钟罩、红旗会等革命团体，拿起武器和韩部的展书堂师运其昌旅进行过激烈斗争，最后发展成为莒县、沂水一带人民的联合行动。这两次大规模的斗争虽然都失败了，但人民群众坚定顽强的斗争精神，却不断发扬光大，如今他们又把满腹的仇恨集中在日寇侵略者身上。
        一九三七年十月，我回到莒县后的第二天，就去五花营村我曾与抗日救亡组织有联系、对共产党主张抗日表示拥护的王禹民同志。当时，他在该县九里坡小学任教员，与地方上的中下层群众和小学教师有着广泛的联系。经过交谈，我了解到莒县的形势是相当混乱的，日寇对我国的疯狂进攻，早已震动了这里的人民群众。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制止人民群众武装抗日，凭借其军事、政治、经济等有利条件,到处下委封官，结果出现了数不清的各种名义的有官无兵的司令、“抗日军”。其中有直属国民党军委会系统的光复军，有所谓国民党嫡系的别动队，有第五战区的，有沈鸿烈系统的，还有张里元系统的，等等。诚然，这些队伍中有的人确实希望组织武装抗击日寇，但也有不少人却是借机招兵买马升官发财。因此，他们自领委之日起，便向老百姓要枪，要钱，要捐，像土匪一样，对老百姓实行绑、吊、烤、砸。人民群众对他们深恶痛绝，都希望能有真正抗日的力量来领导抗日。
        地方上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抗战情绪是很高的。一部分进步的知识分子和地方上的开明人士，面对日寇长驱直入，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的严酷现实，忧心如焚，正在到处寻求抗日救国的道路。他们听说我和共产党有联系，便纷纷来访，表示愿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和日寇斗争到底。但也有的人认识模糊，对国民党抱有幻想，被骗加入了国民党的政训处、训练班和抗敌后援会等组织。这些组织，有的开始就反对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抗日活动，有的在敌人向莒县进攻以前就跑光了，还有个别的当了投降派。
        面对现实，我和王禹民同志研究了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问题，商定由他负责莒县东乡、南乡的工作。他即刻行动起来，找到了聚将台的教师曹明楼，坡子的青年农民曹吉亭，山头渊村的教师王济堂、尹茨芬，农村工商业者王玉璞，店员赵子俊、董绍云，雇工孙发启等，还有本村的张学明、刘登五、杜信、杨树森。接着，我和他又去吕家崮西找到第一师范的同学马凤祥(马华)、马星五等同志做工作。以后由山头渊逐步向辛庄、车辋沟、磨家湖、汀河一带发展，整个东、南乡的工作迅速地开展起来了。王禹民的堂叔王挹青，以前曾去济南、青岛当过小职员，失业后在五花营任小学教员，他和当地中上层人士有比较广泛的联系，也有一定的活动能力。通过他的介绍，我认识了当时的高房乡乡长刘克诚(入党时改名刘炎光)。
        炎光同志是莒县兰家官庄人，出身地主，本家曾出过几位有名望的教书人，他也曾在北京上过大学，在学生救亡运动中受到过进步思想的影响，他对国民党丧权辱国的反动政策极为不满，是一个政治上进步，做事有魄力有胆量，生活朴素，能接近群众的好青年。我和他谈了党的抗战主张和组织抗日武装的问题后，他态度明朗，很肯定地说:“国民党卖国求荣，打内战……他们是不会真正抗日的。”还说：“北平的学生救亡运动肯定是共产党领导的，可咱当时找不上。你这一来太好了，咱们合在一起干吧!”刘炎光忠心报国的态度，使我很受感动，就在他那里住了几天，又同王挹青、杜鸿喜等人商谈了组织武装起义的具体设想。炎光愿意把自己家里的枪拿出来，拉队伍，把乡公所的尾欠粮拿出来作队伍的给养，还商定以乡公所的名义动员各村青年出来抗日。同时，他提出了希望参加党的要求。
        对被国民党和地方势力统治的莒县县立第一小学(城里小学)和第四小学(陈家屯小学)，我们也积极地进行了工作。有一次我去城里小学找张叔达等人的时候，恰巧遇到了庞汇川。他是莒县辛家官庄人，农民子弟，为人正直，富有正义感和爱国思想。这次见面，我们交谈了形势和任务后，他毫不犹豫地表示，希望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抗日救国工作。他说:“国难当头，别的没有出路……并表示愿意去城西开展工作。庞汇川去了不久，那一带的工作就很快开展起来了。接着，我们又到了陈家屯小学和教师来润农一起，做了校长毛星帆的工作，吸收了一部分教师参加了当地的抗日活动。后来中共莒县特支用的那架秘密印宣传品的油印机，就是这个小学捐助的。
        通过一个月的紧张工作，莒县的抗日活动蓬勃地开展起来了。我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和八路军坚持抗战的行动，鼓舞着这个地区的广大群众、知识分子及其他方面的进步人士，甚至连一些不大开明的地主土绅也和我们取得联系。已经组织起来的同志，就像获得了新的生命一样，信心百倍地到处奔走，他们走到哪里，工作就开展到哪里，由于同志们的积极努力，莒县城南的五花营；东南的坡子、石井、吕家崮西，城西的泥沟子、兰家官庄、辛庄、水牛庄等，很快成为党开展工作的基点。一、二、六、七、八等五个区，也都有了我们的党员和秘密游击小组的成员。根据党员和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我们不失时机地拟定了建立武装的计划，决定举行珍珠山起义。

        挺拔峻秀的珍珠山，位于莒县西南约二十多华里一派连绵山岭的中部。登山东望，一片平原，城镇公路历历在目。西望则丘陵起伏，直到沂蒙山区。山南有担山、土山；山北有好婆岭、望夫山、浮来山，还有高大的雪山，从北到南形成了莒县古城的一条天然屏障。
        浮来山，在历史上素有盛名，山上有棵两千多年的银杏树，其身八围，叶茂参天。是战国的鲁候、莒子相会的地方，“大树龙盘会鲁侯”因此得名。这里庙宇齐整，碑碣林立，据历史传记古代文学家刘勰曾在此修过《文心雕龙》，每逢新春住节，都有盛大的庙会，远近来赶会者人山人海，凡来赶会者都争抱大树，饮泉水，攀登高峰。据僧人说：这里安静的时候，修书不知得晓，读经声扬山谷。
        珍珠山原来不如浮来山有名气，但从抗战以来却为人们所传闻乐道，成为群山之中的后起之秀。可用得着“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的比喻。它之所以有名，就是因为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献身于革命事业的共产党员和抗日志士，在中共山东省委的直接领导下，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揭竿而起，在这里成立了一支抗日武装——莒县高房乡民众抗敌自卫团，举起了人民渴望的红旗，燃起了其势燎原的星火。人民的斗争给珍珠山带来了光荣，使它在历史上刻下了为人传颂的称号。
        起义前，连着几天晚上，我和刘炎光、庞汇川、杜鸿喜，带着几十个执行瞭望警戒的人，来到珍珠山上的三官庙，观察了地形地物，反复研究了起义问题，决定利用高房乡乡长的名义组织队伍，还决定召开村长会议，把各村愿意出来抗日的青年集合起来编成第一中队，由杜鸿喜同志担任中队长，请车辋沟的王学敏当教练，把被争取过来的佛教会友以史金印为首在陈家屯小学组成第二中队。同时决定把乡以下四个社的壮丁组织起来，编为不脱产的常备队，担任打更、放哨、查夜和维护地方秩序，还在各村成立夜学，作为学习文化和宣传抗日的场所。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日，“高房乡民众抗敌自卫团”第一中队在珍珠山上正式成立了，莒县人民的第一支革命武装胜利诞生了。与这部分武装同时组织起来的还有四个社的常备队和在陈家屯小学成立的第二中队。”
        民众抗敌自卫团成立的那天，团长刘炎光请杜鸿喜中队长给战土们讲话。他说:“弟兄们，咱们的抗敌自卫团今天成立了，大家都很高兴。老百姓参加抗日军第一次离开家，对家里不要挂心，有要紧事，还可以说一声回去看看。咱们想想，小日本鬼子来了不抗日，能当顺民、当亡国奴、当汉奸吗?不！爱国就得抗日。”接着又说:“过去大家都是庄稼人，整天拿着锄、镰、锨、镢和地打交道，一家一户的自己干。现在我们手里拿的是枪，打交道的是日本鬼子、汉奸，是大家一齐和敌人干。一齐行动就得有个纪律，有个指挥的。要服从统一指挥，不然一盘散沙怎么能打敌人!再就是我们要加紧训练，手里拿着枪不会用也不行。还有我们的队伍要保护老百姓，尊敬老百姓，不能像旧军队那样，不能忘本。”最后他说:“从农民锻炼成一个抗日军战士是个大变化，不光是学枪法，还得学习、锻炼……希望弟兄们坚决干吧!”
        武装建立之后，人员不断增加，装备、给养，尤其是部队的训练等一系列的问题随之而来。我们几个负责人都缺乏领导部队的经验，急切盼望上级派给有经验的红军干部。正在这时，姚仲明同志的回信来了，说军政干部都有。大家高兴极了，决定我立即去长山中学找仲明同志汇报工作。在长山中学，我见到了姚仲明和廖容标同志。等我全面汇报了莒县的工作情况之后，仲明同志除向我谈了当前的工作方针、政策及建党知识外，还告诉我今后莒县的工作由省委直接领导，并写了两封信要我去省委。
        我赶到济南后，从十二军政治部田佩芝老师那里得知，省委已移往泰安。当夜，我又乘车转赴泰安。在泰安第三中学找到了省委办事机关(对外名义是平津流亡同学会)，把两封信交给了孙有为(孙陶林)同志。第二天，孙陶林和刘居英同志听了我的汇报,经过他们研究,决定成立由省委直接领导的中共莒县特别支部，由我任书记，刘炎光、庞汇川任特支委员。还决定由刘炎光兼任民众抗敌自卫团团长，继续发展武装。省委随后将派干部去莒县巡视工作。我回到莒县后，把去省委的情况和省委指示向同志们作了汇报，大家的热情更高，信心更足了。

        十二月间，省委派李仲林同志来到莒县，在我家住了一个多月。他检查了几个重点村党的工作后，向同志们传达了当时的形势和任务，并和王禹民、刘炎光、庞汇川等同志谈了话，同意了他们要求建党的意见，并建立了几个村的党组织。春节后，李仲林同志路经沂水县回省委去了，临走时给我们留下了去省委的地下交通线，即沂水马荒庄邵德孚同志家，新泰蒙阴北交界处的野店李x x家以及莱芜西的柳行沟等地，一站接一站，即可找到省委 。
        在省委的指示和李仲林同志的具体指导下，莒县的抗日工作和革命武装有了迅速发展。
        一九三八年二月，日寇侵入莒县，国民党莒县县长许黑子(许树声)和他的随从不战而逃。中共莒县特支立即通知所有党员和游击小组队员到珍珠山集合。这支队伍，在珍珠山西的砚疃庄进行整编时，已由二个中队发展为三个大队、一个特务中队，共六百多人的武装了。由刘炎光任团长，我任政委，庞汇川任参谋长。团部还设立了几个处，军需处(李锡印任处长)，修械处（曹伯贤任处长)，政治处(由我兼主任)，联络处(朱板卿任处长),秘书处（王挹青负责)。第一大队队长原是杜鸿喜同志，他牺牲后由张百川同志接任，孔福亭同志任教导员(开始称指导员);第二大队队长张石生，原名张渠；第三大队队长孙发启，负责政治工作的是王禹民、曹明楼同志，特务中队由贾长吉、王振山同志负责。部队的名义，也由原来的“高房乡民众抗敌自卫团”改为“莒县民众抗敌自卫团”了。
        部队扩大后，如何解决武器装备，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开始时，我们只有一架油印机，第一中队建立时只有十几支土造枪，第二中队则全是大刀长矛，新中队集合时则只有七颗手榴弹。为了搞到枪枝，个别人采用了国民党的办法派枪捐，或在夜间去起枪。特支和其他同志坚决反对和制止了这种行为，同时采取了有效措施，向群众反复宣传拿出枪来建立抗日武装的重要意义，对自愿交出枪来的群众，由乡公所发给借枪收据。这样，较顺利地解决了部队最初的装备问题，仅在东西营墩子，我们一次就借到了十几支枪。  
        其次是部队的给养问题。最初我们吃的是高房乡的尾欠粮(即未向国民党县政府交的粮)，后来就靠刘炎光同志和各村开明人士的捐助，但还是经常出现吃饭紧张的情况。有一次过春节，只好采取让大家回家过年的办法，来解决节日改善生活的问题。后来，经特支研究，决定扩大活动范围和募捐范围，并按照党的政策，没收了张家车疃的汉奸地主张启的一宗粮食，除部队存用一批外，还分给无粮度荒的群众一部分。记得分粮的那几天，远近几十里内，扶老携幼地来了上千穷苦人，在军器处具体组织下，我们很快就把粮食分下去。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们挑的挑，背的背，高高兴兴地领了度荒粮。这次行动，同国民党游击队的横征暴敛、挥霍自肥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不但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而且也获得了社会各阶层开明人士的支持，扩大了党的影响。后来，我们又在地方上设立了半政权性质的办事处，与国民党粮秣系统反复斗争，解决了一部分给养。有一次二区粮秣主任、九里坡的大地主张XX拒不给粮，我们便把他抓来，押到部队里，不准他同家中的人见面，并扬言要送司令部处理。这一来，他家里的人慌了，赶紧请了当地的许多名流士绅，向我们求情说和。通过这些方式，我们较顺利地解决了给养问题。
        在解决装备和给养问题的同时，我们还注意解决了部队的服装问题。在这方面，贡献很大的有赵子俊、王玉璞、董绍云等同志。王玉璞不但有正义感，而且有爱国思想，在地方上联系面相当广，他自己开着染坊，还办着小学，在莒县、日照县一部分工商业者和群众中有一定的号召力。一九三八年初，他参加了共产党，除了努力动员青年参加部队外，对解决我们部队的军需起了很大作用，从六大队到二支队，这时期的军装主要是靠他们募捐和供应的。还有从莒县城逃出来的裁缝李文斋等，他们组织起来，日夜为我们赶制军服。
        队伍每到一地的宿营，开始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时走到哪里都得住老百姓的房子，穷人家房子少，地主家不让去住。在大的村子里，我们经常住的是酒店、庙堂、油坊的碾屋，马粪味臭的熏死人。小村子就更难办了，费好多事才能在有的户里住上一个班或一个排的。铺麦穰睡曖和些，但很滑，翻几个身，麦穰就跑了，早起一看，还是睡到地上了。铺谷草倒不跑，但又硬又不暖和，拉衣服很厉害。有的战士离家近，回家修补衣服、鞋袜，媳妇看见心里痛，但还用开玩笑的话安慰说:“等打走了鬼子再来算工钱,听着吗?”
        从建立这支武装开始，我们就注意加强了政治建设和组织纪律，使之具有人民军队的鲜明特色。在特支领导下，部队团部设政治处，各中队尽量配备上政治工作人员，还秘密地发展了新党员，建立了党的组织。这样，就从政治上组织上为部队的发展提供了保证。在群众纪律方面，我们更是严格要求，除及时处分那些犯有严重违纪行为的分子外，还在砚瞳庄举行过群众大会，公审判决了持枪抢劫老百姓钱财的罪犯，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获得了群众的赞赏。
      
        抗战初期，阶级关系十分复杂，像我们这样一支刚刚建立的弱小武装，常常遇到难以对付的形势。在这种情况下，党的统一战线的政策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正是依靠这一法宝，对社会各阶层的人士进行了广泛的工作，只要拥护抗日，就团结联合他们。因此，我们和当地的一些开明土绅和中上层人士都保持较好的关系，很快形成了以王玉璞、宁德新、唐彩臣、庄龙田等为主的在地方上有相当影响的统战力量。他们在捐助给养、布匹，支援部队等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包括一些后来走上错误道路的人，在当时一个时期里，对我们工作的开展也曾起过积极作用。另外，由省里介绍的统战对象张鹏(东北义勇军军官),对我们也是支持的，他的部下哪里的枪都去起，就是不到我们高房乡去。尤其是在六十九军新六师和五十七军(东北军)中做秘密工作的党员同志，他们以公开合法的身分，对我们工作的开展给予了很大支持。莒县的动委会、保安旅政治部及所属少年队等组织，在一个时期内也起过重要作用。
        发展统一战线的同时，我们坚持党的领导和独立自主的原则，对企图吃掉我们的敌对人员和武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从我们这支武装一诞生，许黑子就以县长的名义，派政工人员鲍子宜到我们这里来委任招降。许黑子的这种做法遭到我们强烈反对后，恼羞成怒，接着来了第二步，以诬陷我们搅乱地方秩序为名，于十二月间的一个深夜，采用土匪绑架的手段，抓去了我第二中队部分队员。经过我们反复交涉，他无话可说，才放回来。日寇进占莒县城以后，许黑子又想利用我们去保护他，派了县商会会长于星堂，以供给我们武器、给养为诱饵进行游说，要我们归顺他。以后，许黑子又派出手枪队妄图消灭我们。由于我们保持了高度的警惕，他们的手枪队未进兰家官庄(乡公所、团部所在地)，我们的队伍就拉到珍珠山上，一面派人和他们讲道理，一面做好了战斗准备。他们见势不妙，只好灰溜溜地跑回去了。
        要给我们委任的除许黑子以外，还有其他系统的。委任的名义有的是很大的，许的愿也很高。因此，在我们队伍内部，拒委斗争也相当激烈。有几个负责人，几次想接委，都被我们制止了。特别是最后一次，我们在拒绝国民党苏鲁战区第二纵队给的委任时，他们竟然提出:“省委还不知道在哪里呢”，“我们离开这里，不能再干了”等错误主张。但是，由于绝大多数同志立场坚定，使部队没受影响。后来，我们又和第二纵队派来的主纪先交谈，说明我们是中共山东省委领导下的武装，不能接受二纵队的委任，他弄清了这一情况后，不但对我们不接委任很赞成，并说:“你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我也要在这里干，不回去了。”主纪先这样一明确表态，那几个抱有投机思想的人也就孤立了。
        由于我们不接受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委任，他们就采取了更加恶毒的手段，从县、区到乡，都成立粮秣委员会，把群众上缴的粮秣全部控制起来，一粒粮也不给我们。如果我们向村里要粮，他们就攻击我们是额外勒索，以此破坏我们与群众的关系。他们还造谣说我们“抗战是借口，占地盘是目的，将来把有土地财产的老小都杀死，留下青年当兵”等等，给我们吃饭、住宿、扩大武装等都造成了困难。但是，我们仍然坚持着，并以事实为依据，不断揭露国民党政府的罪恶行径。
        一九三八年二月，日寇侵入莒县，国民党正规军争先撤退。许黑子更是“闻风四十里，枪响一百一”，溃不成军，拚命逃审。我们的部队却杀上了抗日第一线。
        敌人侵占莒县城后，马上南下进攻临沂，成队的汽车在台潍公路上日夜不停地往来。为了阻滞敌人前进，我们组织了两个中队的力量,在旧历一月的一个晚上,奔向台潍公路，烧了黄花沟大木桥，破坏了一节公路，割断了几段电线。第二天一早，敌人就出动了，他们一面抢修公路桥梁，一面寻找我们的队伍。这时我们早就埋伏在浮来山上,做好了消灭敌人的准备。然而，狡猾的敌人只朝浮来山乱打了一阵机枪就回去了。
        我们的这次行动，不仅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而且使部队受到实际斗争的锻炼，鼓舞了士气，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进一步提高了同志们和日寇战斗的勇气。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我们的队伍也迅速扩大了。在这种情况下，更感到需要干部，尤其需要有战斗经验的红军干部。三月间，我们又去省委汇报工作，并请求上级派干部。这次孙陶林、景晓村等同志接见了我们，传达了省委的决定:莒县的武装与沂水县邵德孚等同志组织的武装汇合，统编为四支队(直属省委领导的支队)六大队。遵照省委央定，我们回莒县后经过紧张的整顿，冲破了一切困难和阻碍，于三月上旬向沂水县南泉庄进发。临行前，同志们都佩戴上红色的“八路军山东游击第四支队”的臂章，每个人的脸上都显出了无限的兴奋。有些青年同志一面看着自己的臂章，一面伸着大拇指说:“这回我们是正式的八路军了! ”两支队伍在南泉庄汇合后，进行整编。整编后的队伍由鲁滨任大队长兼政委，邵德孚任副政委，李仲林任政治部主任，刘兆光、赵子俊分任募集处正副主任，庞汇川任二中队指导员，我任参谋，同时兼管莒县地方党组织的工作。这时全大队。一队共设五个中队和一个特务中队，还有四个不脱产的常备队。
        在我们的武装发展过程中，曾一度出现过左的错误，不管是发展党员，还是发展游击队员，都再三强调“老实”，甚至有的同志提出:“越老实越好，越不会说不会道越好。”因此，对入伍的队员要求过严，一般的人想参加队伍是不容易的，即便收留下，也得找出可靠的保证人。这种不符合当时斗争形势、脱离实际的做法，严重影响了我们队伍的发展壮大。特别是在张家哨整顿队伍时，我们按主观想象的条件要求每一个队员，结果将相当一部分队员清洗了。最后弄得枪多人少，剩下的队员好多人都背两支枪，就这样，还有一部分枪枝不得不存在群众家里。这些被清洗的队员，有的回了家，有的把我们存的枪拿出来，重新拉起了队伍。他们刚重新组织起来时，对我们是有很大意见的，但以后他们又主动派人与我们取得联系。当我们的队伍从沂水开回莒县后，他们中间很大一部分同志，仍回到了我们的部队，组成了莒县独立营，由刘炎光、孔楚白二同志分任营长和政委。
        队伍汇合不久，我们又发现大队长有严重的破坏行为，不仅使部队的发展造成了困难,而且使供给毫无保证，不得不四处游荡就食。有一次，队伍开到北辛庄，人家关了寨门不让进村，经多方交涉，寨里才派人送出一天的口粮，像打发讨饭的一样。部队开到葛庄后，刘炎光和我跑到沂水南乡他岳父家借来六担谷子，才暂时解决了燃眉之急。在这种处境下，部队思想混乱，情绪不稳，减员严重。在这紧要关头，我们党组织在沂水汶村召开了干部会议，严肃批判了大队长的错误，并决定由我和徐文三再次赴省委汇报。
        我们这次去省委，在莱芜南的张庄见到了省委负责人郭洪涛、孙陶林，还有王彬等同志。省委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后，决定撤销大队长的职务，派罗积伟、吴坤和杨昆三名红军干部到六大队加强领导，并对部队领导班子作了调整，由罗积伟同志任大队长，吴坤同志任副大队长，杨昆同志任政委。这三位同志都是在党的多年培养下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红军干部，他们把红军一整套政治工作经验带到部队，经常召开活动分子会议，培养骨千力量,对指战员进行传统教育，使部队的政治素质很快得到提高。军事训练也抓得很紧，每天率领部队出操上课，练兵场上紧张活泼。他们特别重视群众工作，成立了民运工作团，由杨昆同志兼任团长，我兼任副团长。参加工作团的同志，有的是从部队里调出来的骨干力量，如曹明楼、王禹民同志；有进步的教师，如刘曦、刘浩、毛洪、孙涛、王卓、邵英、刘灼等七位女同志，还有投笔从戎的庄泽华、李辉等同志。民运团在开辟新区和做群众工作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那几位女同志，成了发动妇女参加抗战的带头人。
        部队开到莒县后，在尉家垛庄办了两期民运工作训练班，由邱也民同志具体负责，罗积伟、杨昆、李仲林等同志亲自讲课，该地区绝大多数有爱国思想的教师、知识青年都参加了学习。不久，莒县县委以二支队办事处的名义，在辛河以王卓、徐华两位女同志为主，举办了一期妇女工作训练班。参加学习的，大都是地方上的中上层民主人士的女儿她们有文化，有抗战要求。这些女同志，冒着社会和家庭的各种非议参加了训练。通过这几期训练班，我们培养出很多人才，有的到了部队，有的参加了地方工作，对这支部队的发展和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通过以上工作，我们在各方面都打开了局面，部队的后勤供应工作也有了显著改善。在开赴鲁东南前，我们还赶做了一批新军装，战士们脱去了各种各样的便衣，换上了整齐的灰色军服，精神面税大有改观，许多同志高兴地说:“这样嘛，才有点抗日军的样子哩。”
        六月间，我们根据省委的指示，到达鲁东南地区，同时把部队番号改为“八路军山东游击第二支队”。除直属三个营、一个特务连外，还有莒县独立营、日照独立营和诸城的两个独立营等，到三八年秋就发展到两千多人。二支队在良店、相邸一带接连打了几个胜仗:一是打垮了盘踞在甘霖的土匪百多人，把他们抢劫的牲口、财物让群众领了回去；二是消灭了准备在三界首组织维持会的汉奸队，活捉了他的头目刘建一；三是解决了歇官庄、小坊前的土匪和准备组织维持会的土顽队伍。小坊前战斗，我们缴获的胜利品最多，有武器，还有布匹、银元和钞票。经过几次战斗，我军在这个地区树立了军威，安定了地方秩序，为开辟这个地区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这年十二月，省委决定把这个部队的番号改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二支队”，并派刘勇、景晓村同志来部队分别担任司令员和政委。部队进驻大店后，又进行了一次整顿。由景晓村、刘勇、李仲林、崔介等同志组成中共鲁东南特委，景晓村同志任书记。从此，二支队在刘勇、景晓村等同志领导下，驰骋在鲁东南战场。瓦店、朱解一仗，初次打击了诸城、胶县一带敌伪的反动气焰，为开展这个地区的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以后，我们又在诸城进行了贡口、石河头、泊儿等多次战斗。在打贡口时，我们第一次用土炮和五子炮(也是土炮的一种)痛打了敌人的炮艇。炮声一响，飞弹如雨，敌人还没搞清是什么武器，就夹着尾巴逃跑了。大家高兴地说:“这次小鬼子回去，够他研究几天的。”经过半年时间，我们胜利地完成了开辟鲁东南根据地的光荣任务。
        在新的形势下，我们部队分成了前方和后方两个部分，鲁东南特委以二支队后方司令部的名义，驻在莒县桑园一带，领导整个鲁东南地区的工作。主力部队则由刘勇、景晓村二同志率领，经招贤到诸城和日照一带开辟工作。并在贡口设立了税收机构，增加了财政物资收入，改善了部队的供应。不久，特委由高克亭同志担任书记，整个鲁东南的工作进一步开展起来了。一九三九年五月，二支队开赴鲁中参加反扫荡，组织上决定我去胶县开辟工作。从此我就离开部队，一直在沦陷区做地下党的工作。一九四三年初，为了打通华东局到胶东区党委的交通线，山东军区从胶东军区和滨海军区各抽调一部分部队，组成路东支队(台潍路以东滨北段)，由贾若瑜同志任司令员兼政委，调我到支队任副政委。这个支队活动在敌伪占领的诸城、胶县、高密等地，直到解放战争胜利。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这支珍珠山起义的部队不断发展壮大，成长为我党活跃在鲁东南地区的一支坚强的地方武装。经过几次整编，原来部队的大多数同志进入我军的主力，就像涓涓细水，汇入到汹涌澎湃的大海，成为我军伟大肌体的一个细胞。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岁月里，他们南征北战，英勇杀敌，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从珍珠山起义到现在，已经四十多个年头了，回忆起我们这支队伍所走过的道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大家都深深体会到：党的领导，是人民武装胜利的根本保证，这支队伍所取得的一切胜利，都是党的胜利，人民的胜利。同时，历史也告诉我们，谁要反共反人民，违反社会发展规律，谁就要灭亡；谁要对党的领导发生动摇或脱离党的领导，谁就要走上错误的道路。缅怀过去，面对今天，我们应该永远保持艰苦创业时的那种革命精神，永远保持当年对革命事业的信心和热情，团结一致，奋勇前进，为四化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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