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们的母校 ——费县师范讲习所(李华林 赵光)
发表时间：2019-02-22 10:55阅读次数：次
费县师范讲习所，于三十年代初为本县培养师资而创建，是费县当时的最高学府。学校坐落在城西北角，是由原来的城隍庙改建而成的，学校设备很简陋。从开办到抗日战争爆发，这所学校先后办了五个班级，约二百余人。一、二、三级的同学毕业后，均由国民党县政府分配到农村城镇当了小学教员。我们四级和五级在校的学生，约有八十多人。建校以来，先后更换了四个校长。一九三六年国民党政府派来的校长叫徐乐亭，昌乐县人，是国民党员，基督教徒。教员多数是从各地聘来的，大部分比较年轻，其中有共产党员，有政治上倾向进步的知识分子。也有些是国民党员，但多数是混饭吃的，只有个别的政治上很反动，是国民党县党部的底线。
一
三十年代初，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实行高压统治，大搞白色恐怖，我们党只有在穷乡僻壤才适合埋下革命的种子。位于沂蒙山区高山峻岭之下的费县师范讲习所这块小天地，是进行革命活动很好的阵地，是传播马列主义很好的场所。这个学校的学生，大都是出身于贫苦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的家庭的子弟，也有极少数是地主、富农子弟，但能左右学校局势的是贫苦家庭出身的子弟，他们受尽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恶霸、高利贷等反动势力的压迫、剥削、用家中父老忍受饥寒节省下来的微乎其微的钱来求学。多数同学没有钱加入学校的伙食图，从几十里甚至上百里外的家乡背干煎饼，吃咸菜，喝白水来求学。本城的也有许多是走读生，这些贫寒学生，本能地具有接受马列主义真理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助。
这所学校从建校起，就有一股子革命力量在成长着。据了解，办学不久就有一位刘复平老师，在这里发展了一批地下党员。后来，王觉生、冯毅之同志(现任山东艺术学院的院长兼党委书记)也曾在这里教过书，进行过马列主义的宣传活动，还写过一些进步的诗集和短篇小说。李伯瑾、商向前、诸葛金亭(朱林)等同志都是一级的学生，也是那时发展的地下党员，一九三三年五月，鲁南地区发动的“苍山暴动”被镇压后，我党采取了战略退却的方针，暂时荫藏，聚集力量，师范讲习所一度中止了党的组织活动。
一九三五年十月，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带领工农组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之后，全国出现了新的局面。之后，抗日的烈火在西北、华北、东北以及全国各地燃烧起来了。当此民族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时刻——一九三六年八月间，中共山东省委派林浩(原名尹圭璋，当时用名尹骆饮)同志来到费县师范讲习所，以教师身分为职业掩护，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进行革命活动。从此，这里的青年学生得到了一位良师益友。
林浩同志是级任教师兼课任教师。他利用国文课这块阵地，了解学生，教育学生，提高学生的政治思想觉悟。记得林浩同志第一次给我们出的作文题目是《一个贫苦学生的自述》。通过这一篇文章，使每一个贫苦学生都亮出了自己的身分，道出世世代代家庭的血泪史，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控诉地主富农的压迫剥削。当然大多数同学的文章只不过朴素地讲出苦难的事实，而没有自觉地从阶级、社会根源上系统地分析观察问题，有的甚至还持有宿命论的观点，认为贫穷是命运不好。林浩同志一方面挑选一些立场、观点比较明确的文章，用红毛笔加上批语，在同学中宣读、传阅，一方面将一些宿命论的观点归纳起来提供同学们思考，发动大家讨论辩解。然后再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给同学们进行小结，使同学们第一次听到了马列主义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论述，解决了贫苦青年学生长期苦闷而得不到解决的疑团。所以林浩同志很快就得到这些同学们的拥护和爱藏，费县师范讲习所从此活跃起来了。
在校学生都有学校统一发的经过政府审定的课本，可是，林浩同志却不按国文课本讲课。他从国内外进步作家著作和进步报利杂志中选编了许多讲义。如高尔基的《海燕》、《母亲》,鲁迅的《阿Q正传》，以及反映当时抗日救亡运动的论文和报告文学、诗歌等等。林浩同志把课堂变成了宣传革命道理的讲坛。他讲十月革命，讲帝国主义侵略和“五四”运动，讲“九一八”事件和国民党政府不抵抗主义，讲制止内战，一致抗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等等，激励着同学们的民族革命热忱，启发同学们的阶级觉悟，使同学们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久而久之，大家感兴趣的不是学校规定的课本，而是林浩同志的讲话了。国民党县政府教育科也常来学校监听老师上课，他们一到，林浩同志和同学们就不约而同地拿起课本应付一阵子。他们一走，同学们就悄悄地告诉林浩同志：“狗走了，讲吧。”同学们异口同声地称赞:“我们的国文课，是议论国家大事的讲堂。”
随着同学们觉悟程度的提高，只听老师讲，已不能满足要求，大家迫切希望读到一些革命的书刊、报纸。学校的图书馆不但书籍陈旧，破烂不堪，而且为数很少，进步书籍根本就没有。同学们向学校当局提出买书的要求，校方推说没有钱。大家就从林浩同志那里借一些书来看。记得他带了一柳条包书都是国内外进步文学著作、社会科学著作、抗日救亡集、青年自学丛书和一些进步的《文学月报》、《生活》半月刊、《大众文艺》、《光明》等杂志，还有供党内传阅的油印小报《星火》，大家偷着互相传看。后来经过充分酝酿，学生们自己组织起来，成立了读书会。这是党在学校建立起来的第一个群众性学习组织。为了求知识、求真理，大家节衣缩食凑了一些钱，买了一些进步书籍，订了几种进步刊物，由读书会指定专人负责保管，分散在会员中传着看。当时在费县师范讲习所掀起了一个学习革命理论和传播抗日救亡言论的热潮。
新成立的读书会，不仅组织同学们读书看报，而且举办读书座谈会、时事讨论会，还出刊了墙报。当时活动的中心是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阵线，宣传抗日救亡运动，揭露批判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组织一些进步的同学在读书讨论会上讲演，为墙报写稿。墙报的名称，开始叫《校园》，后来改为《燎原》、《前哨》。墙报的内容，思想性战斗性较强，形式多种多样，有政论性的，评论性的，也有散文、短篇小说、诗歌等等。不少文章写得比较泼辣、尖悦，一针见血，如《“九一八”事变说明了什么》、《东北人民的呼声》、《攘外必先安内对吗》、《谁是中华民族的罪人》、《是谁挂着羊头卖狗肉》等等。费县师范讲习所的墙报和读书会不仅对本校学生的进步推动很大，对本校教职员工和社会上知识青年也有一定影响。当时，国民党县政府教育科长徐绍业责令徐乐亭，要他纠正学生的所谓过激言论，要取缔墙报。这位徐校长为了保住饭碗，采取了两面应付的态度。特别是在墙报刊头改为《燎原》之后，他也曾叫嚷要“取缔”、“追查”，追问文章是谁写的，因为拟稿人都是用的别名，没人理他，他叫嚷一阵也就过去了。后来，他在一次周会上讲话时说:“抗日我也赞成，但你们不要言词过激，那样对学校和你们都不利啊!”学校里有一个姓侯的总务主任，是个油头滑脑靠攀上司混饭吃的家伙，同学们都贼他“猴子”、“狗”。他经常来往于县政府教育科，实际上是国民党派到学校里的底线，搞特务活动的。平时，他鬼头鬼脑、跑来跑去地打听消息，经常在教室外面偷听林浩同志讲课，还以查夜为名，到学生宿舍观察动静。所以，同学们常叫他“狗”。每逢我们的墙报贴出去，他总是站在那里看来看去。有一次，他看了一篇驳斥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谬论，主张停止内战，联合起来，一致抗日的文章，在那里评头论足叫嚷什么“这话说得荒唐”，“当学生就应该好好读书，国家的事情用不着学生来管”等等。同学们当场同他争辩起来。有的同学问他“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们当老师的懂不懂?你们不也是中国人吗?”也有的同学问他“主张停止内战，工农兵学商联合起来一致抗日，荒唐在哪里?”质问得他张口结舌无言答对，灰溜溜地跑掉了，从此大家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老法”。“狗”(意思是法西斯走狗)。尤其令人情慢的是，他咪告林清同志。为了除掉这个祸根，我们把他货污修缮经费，吸鸦片、同自己的女儿鬼混等等犯罪行为整理成材料，告到县政府和专员公署。因为事实无可争辩，国民党县政府无可奈何，只好撒了他的职。
二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发生的西安事变，对学校震动很大，对改变学校面貌起了重要作用。记得一天下午，林浩同志来给我们班讲课，在讲台，他宣布了“西安事变”消息。我们要求林浩同志讲讲他对这一事变的看法，林浩同志当即慷慨陈词。他首先分析了国内外当前形势，接着讲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全国工农兵学商的共同愿望，大势所趋，不可阻挡，阐述了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开后，学校立即轰动起来，大家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可是校方要员们却如丧家之犬，大惊失色。徐校长哭丧着脸,唉声叹气；候总务坐立不安，四处窥探，“崔老夫子”(训育主任)竟然嚎啕大哭起来。第二天，国民党县政府在南关文庙小学召开营救蒋介石大会。所谓工农兵学商各界和国民党政府机关的人员参加了大会，费县师范讲习所和它的附属小学师生也参加了大会。国民党县长陆鼎吉在大会上作了营救蒋介石的讲演，宣读了一个营教电文。师范讲习所的很多同学在会场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大会以后，组织游行。队伍从县城中心街穿过，稀稀拉拉，拖得很长，一面走着，一面呼口号。别的队伍按照县政府发的口号呼，师范讲习所的同学们却振臂高呼:“工农兵学商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惩办汉奸卖国贼”“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团结起来，反对内战，一致抗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等等。这次游行活动之后，师范讲习所的墙报《燎原》出了增刊，引起了国民党县政府的注意，他们开始怀疑师范讲习所里有共产党的活动。
“西安事变”后，师范讲习所展开了较为广泛深入的宣传活动，重建党的组织，开展了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政策的宣传，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同年底政名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由李瑞祥、盛清澜、胡震等同志组成“民先”分部干事会，并与省总队部杨涤生同志接上了联系，抗日救国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可是，林浩同志已成为国民党费县反动政府的怀疑对象了。学校当局除加强了对林浩同志的监视以外，还在林浩同志的宿舍里安上一个“钉子”，把一位年轻的姓孟的音乐体育教员安排在他的隔壁。要这个小孟把林浩同志一切活动，随时向校方报告。小孟夫妇俩，都好吃好玩，不十分关心政治，又加林浩同志也注意了对他们做工作，好歹没出什么大事。虽然如此，林浩同志已经不便于再在此继续工作了，同志们和一些进步的同学对他的处境都非常关心，山东省委也十分关心着林浩同志的安全。十二月下旬，省委借用林浩同志家里人的名义来信，要他回家“结婚”。一九三七年一月初，林浩同志提前两周结束了他的“课程”，回到了济南。
林浩同志在费县师范讲习所教书易间发展了一批党员，并在行前建立了费县党的领导组织，成立了由王宗一、李祖恩，崔友仁等同志组成的中共费县工作委员会。
林浩同志回省委后，又通过关系，向校方接荐了济南第一师范毕业的刘士明(即安波同志，原名刘清录)、张秀千、孙济云等同志到费县师范讲习所任教。安波同志是省委派来的特派员，协助费县工委开展工作。在讲习所里安波同志担任国文、音乐和地理等课程，他热情满怀，但活动方式却比较隐蔽，当时除工委的同志外，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分。他善长文学艺术，特别突出地发挥了音乐方面的才干(他是我党有名的音乐家)。他抓住了青年学生爱好音乐和富于爱国激情等特点，大教大唱救亡歌曲，并通过歌词大意，鼓舞学生的抗日热情，使同学们很快学会了《义勇军进行曲》、《马赛曲》、《国际歌》、《大路歌》、《毕业歌》、《救亡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除奸歌》等二、三十支革命歌曲。同学们说:“刘老师来了,师范讲习所多年不用的唯一的一台风琴响起来了，革命的歌曲唱起来了。”大家不仅在音乐课堂上唱，课余休息也唱;不仅在校内唱，还利用假日到城郊村镇上演唱。唱得大家激情满怀，唱得大家热血沸势。“七七”事变的前夜，我们借欢送三级同学毕业的名义，与他们同台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芦沟桥上》，《月亮上升》、《杀敌报国》等抗日话刷，演唱了二十多支救亡歌曲，昼夜两场，轮番上演，接连三天，场场满座。以文艺武器传播革命思想，启发人们奋起抗日，一浪追逐一浪，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怒满。党组织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组织了“歌咏团”、“化妆讲演团”，举办了诗歌朗诵会、音乐剧作比赛会，吸收进步同学参加，成立了半公开的党的外围组织。还发动了在城镇乡村教书的同学和进步教师，成立了“教师救国联合会”。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加强领导，还安排了党员和进步青年一起参加活动，这样，就把党内与党外，校内与校外，县城和乡村的活动结合起来，广泛宣传了党的主张，扩大了党的影响。
三
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日寇的铁蹄践踏了我国华北，逼近了黄河。当此紧要关头，师范讲习所的学生同全国人民一样，迅速掀起了一股抗日救亡的怒潮。他们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烧杀抢掠等残暴行为无比痛恨，对国民党军队的腐败无能，节节败退义愤填膺，而学校当局仍以“读书救国”的滥调多方限制学生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并对安波等同志严加监视，引起了学生们的强烈不满，发生了震动一时的罢考斗争。十一月间，学校当局不顾学生抗日救亡的要求，强行月考。同学们因无心读书，更没有心绪考试。老师发了考试卷以后，同学们互相观望，以目示意罢了考，纷纷交了白卷。
罢考的行动震动了政府和学校当局。当老师拿着考卷走出教室，同学们正在商量下一步的对策时，校长徐乐亭急急忙忙闯进教室，他气势汹汹把学生训斥一顿，又散布了一通“抗日与学生无关”的无耻谰言，紧接着就是责问是谁先交的白卷。教室里沉默了一会儿，刘玉珊同志(“民先”成员，党的发展对象。抗日战争期间任中共费南县崇圣区委书过，一九四一年冬季反扫荡战斗中英勇牺牲了)猛地站起来说:是我先交的。”徐乐亭质间。“你为什么不好好读书，领头交白卷?”玉珊同志义正辞严地说，“日本鬼子打到黄河北岸了，光考试不抗日，能不当亡国奴吗？”这位校长想打一儆百，就指着刘玉珊说:“你到台上来讲！”玉珊同志从容走上讲合，徐乐亭心慌意乱，赶忙动手去拉。刘玉珊同志不让步。这时同学们“轰”地一下都站起来，表示支持刘玉珊。徐乐亭看势不妙，就说:“你跟我到办公室来！”拉着刘玉珊向校部走去。刘玉珊和徐乐亭刚走出门，教室里就活跃起来了，同学们报起书籍文具一哄而起，宣布罢课回到了宿舍。校方无可奈何，只得把刘玉珊同志放回来了。
当天夜里，整个学校处于异常紧张的状态。我们支部由李春泰、赵广德、李瑞祥(即:李华林、赵光、李扑)三个志志具体研究了罢课以后怎么办?当时工委书记王宗同志农村教书，距城很远，来不及向他请示:我们支部同安波同志只有个别关系，又刚刚在他的课堂罢了考，马上找他也方便。大家想来想去，忽然想到在《星火》小报上有一则报导:山东人民抗敌后援会在泰安集会，号召全省人民动员来一致抗日。在发起人名单中，有尹浩林（是林浩同志行留下的名字)，杨涤生(林浩同志介绍的省“民先”总部联系人)等同志的名字，便决定带领大家到泰安去参加抗战，并确定和“民先”的同志们一起，做好同学们的工作，次日早饭后行动。整个一夜，党员和“民先”的同志都在同学中做工作，组织队伍。这一夜，学校当局也很紧张，他们令工友把后门落锁,前门紧闭。任何人不得擅自出入。校长和教师轮换到学生宿舍一面监视，观看学生们的动向；一面劝说，做同学们的瓦解工作。开始，同学们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后来就干脆和他们展开了辩论，特别是和那位校长辩论得非常激烈。有的同学就说，在封建社会读书是为了中状元，坐高官光宗耀祖，欺压百姓;现如今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读书也是为了升官发财么?有的同学说，你校长读书大概就是为了当校长，拿薪水，过舒适的日子。只要保住你这个校长宝座，就满意了。有些同学说，日本鬼子快要打过黄河了，国民党节节败退，你这校长的宝座也快坐不住了。同学们的这些话，搞得他张口结舌，只是翻来复去地讲:“你们父母把你们送到我这里来求学，我要对你们父母负责，你们得听我的话。”同学们哄堂大笑地说:“听你的话，就只能当顺民，当亡国奴!”
第二天一早，同学们就将行李打起来，有的还搬到了院子里。校方看到学生真要行动了，连忙向国民党县政府教育科报告。顿时，这个小小的县城紧张起来，警备队如临大敌似地出动了。吃过早饭，我们把队伍整顿好，选了几个身强力壮的同学领头，趁校长和教师们正在吃饭的时候，把校门打开，一冲而出。到了大街上，就看到警备队已在街头、路口布满了岗哨，迅速将我们的队伍围住，不仅不让向前走，而且强令我们回学校。这时不仅校长和有些教师来了，国民党县政府教育科长也带领着一帮人来了。警备队荷枪实弹不准老百姓接近我们。由于我们缺乏斗争经验，事前只以为冲出学校大门就可以顺利地走了，没有预料到会发生这样情况。这时，就只好坐在自己的行李上，同县政府教育科等人员展开辩论。我们质问他们:“为什么不让走?”他们气势汹汹地同:“你们到哪里去?”我们就理直气壮地回答。“到抗日前线去，参加抗日去。”开始这帮家伙很蛮横，待别是那位教育科长怒气不息地说:“当学生的本身是读书，抗日的事用不看你们管!”我们质问他：“我国历来就有局名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话对不对?”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搞得他很狼狈。后来他们就想出点子，要我们派代表谈判。同学们异口同声说，抗日打鬼子， 人人有份，我们人人都是代表。要抗日的和不抗日的进行谈判吗?那么，你们是代表哪一方?这位徐科长听了这些话，大为恼火，气得吼叫起来:“我不管你抗日不抗日，反正你们不能走。”他指了指警备队:“把他们给我赶回去!”说完他就夹着尾巴溜走了。
我们在大街上和他们辩论了一个多小时，以实际行动向费城人民群众作了一次生动的抗日宣传，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战，不准抗日的投降主义进行了有力地揭穿。市民们、土兵们听着同学们和国民党官员们的辩论，暗暗点头称赞，深表同情。有些人还公开说，学生们说得有理啊!
县长陆鼎吉(原是国民党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的秘书。一九三六年夏派到这里当县长)见校方和教育科的人动克无效，只好亲自出马了。大约在上午十点左右，陆鼎吉赶到现场,强令警备队把我们迫回了教室。教室周围被警备队包围起来，杀气腾腾。教室里空气异常紧张。这位陆县长在教育科和校长的陪同下登上了讲台，讲起话来。这人口吃。说起话来有个口头语，张口一个“我说的话的话”，闭口一个“我说的话的话”，就像念经一样地要说十几次“我说的话的话”，内容却还是那一套“读书救国”滥调。整个教室除了他讲话以外，死一样沉寂。同学们都在等着看他还要耍什么新花样。他讲到高兴之处，突然说:“你们到底乐意不乐意读书?”教室内无人回答。他就采取了各个击破，打一儆百的办法，先从座位前排，找年龄较小的同学问:“你乐意不乐意读书?”开头的一两个人简单地回答:“乐意读书。”后来又问王恭三、杨振寰同学，“你们呢?”他俩回答说:“乐意读书，也要求抗日。”接着一个姓苏的同学站起来说:“现在是抗日的时候，我不乐意读书。”这下可把县长气炸了，他大吼一声:“我的话的话，你不乐意读书，这个学校也不要你，你回家去罢，我的话的话。”这位同学当即离开了教室。陆鼎吉看苗头不对，不敢再往下问了，当即责令学校当局，宣布开除苏的学籍。同学们愤愤不平，和他们辩理。正当我们同政府当局和校部斗争激烈的时候，不期而遇地碰上了费城暴动。
四
费县城暴动，打乱了我们的工作部署，又加对暴动的真象不明，下一步工作方针不好确定。为了避免遭受损失，安波同志和工委的同志商量决定，将学潮暂时缓和下来，先设法向省委请示，以便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针。安波同志在这次学潮的掩护下，以此为借口向学校当局辞职，先离开费县，向省委汇报工作。安波走后，学校没有正式复课，也没有继续罢课，只是由同学们出面，在校内进行抗日的宣传活动，大唱救亡歌曲，排演一些抗战戏剧等。
济南沦陷，形势很紧，日寇沿津浦路南下，敌机沿交通线轰炸。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读书救国”早已破产了，他们对师范讲习所带头闹学潮的人想进一步追究，又抓不到什么证报，特别是没有抓到学潮与暴动有什么联系的人证物证，又恐学潮再起，扩大事态。一九三七年底，遂以“师生安全”为借口，发出紧急通知提前放假，并限学生三天内全部离校，实际上是强令学校解散。
安波同志走后，十来天不见回音，工委决定学生暂时回家，印发了同学们的通讯地址，确定好了联络网，一旦省委有指示再行联络。学生走后，工委决定派王崇一同志和两位老师一起找省委联系，井指定崔友仁和赵广德同志分别在城内外负责联络。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了，由于战争形势变化，安波和王宗一等同志均未回来。在两个月时间里，我们费县党组织和上级党失掉了联系。直到一九三八年二月，省委领导徂徕山起义，成立了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后，由黎玉等同志带领部队来蒙山前的柘沟开展工作，我们才又和党接上了关系。崔友仁、赵广德等同志根据省委的指示，立即和党员、民先队员以及进步的同学联系。同志们(同学们)都兴高采恐地到省委办的岸堤军政干校去受训，后来又一批批地走向抗日的第一线和各个战斗岗位，实现了自己期待已久的崇高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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