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简介：
朱立英，1929年农历十月出生于沂南县大庄镇朱家井子村。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主要从事地下工作，曾三次从日军眼皮底下死里逃生。1948年，朱立英担任沂水县河阳区宣传干事。1951年，调至莒县民政科工作。1962年，朱立英被调到临沂地区外贸局。1987年，从临沂地区机械进出口公司离休。
采访札记：
“我一直相信党，相信群众，也相信自己。过去成千上万的人齐参战，我做的这点工作算不了什么……”13日下午，我来到金源路中段阳光高第朱立英的家，说起这次“记录抗战岁月，传承沂蒙精神—口述沂蒙抗战历史活动”时，老人如是说。虽然已是86岁的年龄，朱立英对自己的当年经历历历在目，亲眼见证当年日军暴行、汉奸为虎作伥的她，对日军、汉奸充满了仇恨。可当聊起老人为革命奉献一生时却又特别谦虚，这种老一辈人的品质值得学习，正如老人所言，“现在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希望年青一代一定要好好学习，跟着共产党坚定地走下去。”
口述：朱立英 整理：车少远
1938年，鬼子第一次进我们朱家井子村，当时我还小，鬼子“扫荡”进村后在巷子里正好遇到我，一名扛着长枪的鬼子伸出拇指、食指比划着“八”的动作，问我八路在哪里，我当时心里很害怕，不停地摇头。鬼子进村就开始抓人，没来得及外出避难的青壮年见一个抓一个，村里的女性也被抓去了。后来听避难躲过一劫的大人讲，青壮年被抓去做劳工替鬼子挖战壕，妇女被糟蹋了。
有了第一次，鬼子经常不定期到村里“扫荡”，鬼子不理会我们这些村里的小孩。后来，因为我抗日决心坚定，做事机敏，1944年春天，村支书朱立春发展我为党员，为党组织秘密从敌占区向根据地送情报。
抗日战争时期，鬼子残害中国人令人发指，可汉奸比鬼子更可恶，因为他们了解哪个村哪些人是党员，发现后第一时间向鬼子报告。所以，我们在积极抗日的同时，也有意擒拿汉奸。
“初生牛犊不怕虎”，村外站岗放哨
抗战早期，对我而言还不知道什么是“八路”，后来经常听村里大人讲做地下工作就是和“八路”一伙的。1938年以后，我印象中村里地下党员经常组织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日。我耳濡目染，接受了许多革命思想，成为村里的儿童团团长。每天，我们这些孩子在大人安排下到村外隐蔽起来盯着远处，当时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也不知道害怕，只要发现鬼子来“扫荡”，第一时间跑回村报信，便于乡亲们和村里的党员及时隐蔽。
有一天，我和儿童团员在村外站岗放哨，当我们看到有鬼子来时，我立即让一部分儿童团员继续观察，又让另一部分回去向大人报信。鬼子进村时，开会的干部已经迅速撤离，其中有一位干部未来得及撤离，就藏在我身旁的一堆柴草里。鬼子端着明晃晃的刺刀朝我走来，站在草垛前，我手指前方说，太君，八路的那边去了。鬼子以为小孩不会说谎，于是径直奔去。
距鬼子第一次进我们村不久，鬼子在我们村南、村不远处用树头搭起了据点，据点驻扎着很少的鬼子，晚上不敢出来，伪军跟着鬼子一道守在据点监视四周村里的动向。有几次，我晚上和民兵摸进鬼子的据点，每次都生擒几个汉奸送到根据地，防止这些汉奸继续告密。
我们村在沂河东岸岸边，河东成了敌占区，河西是根据地。晚上，地下党就来东岸发动群众抗日。
1944年，我担任村识字班班长，组织几十名识字班队员唱“共产党、毛主席是大救星……”大家都认为共产党最好，但不知道谁是共产党，还以为离“党”很远。1944年春天一个晚上，村支书朱立春把我叫到一间空房子里，问我想见共产党吗？我干脆利落地回答，想。这天晚上，我回家在床上翻来覆去难以入眠。
三个月后，河阳区委来了两个人，在一盏煤油灯下，我面对党旗，郑重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我被选入村党支部，进党支部我才知道原来自己的父亲也是一名共产党员。
敌占区坚守，三次死里逃生
我加入共产党以后，被朱立春安排负责来往沂河两岸送情报。汉奸得知我加入共产党的消息后，和小鬼子先后三次到村里捉拿我，结果都没成功。
1944年夏天，鬼子到村里“扫荡”，喊话要活捉了我。老百姓们纷纷下水朝河西岸根据地躲避，我和一位名叫尹作兰的女干部也撒腿跑到河边渡河，就听到身后鬼子的子弹“嗖嗖嗖”地打过来，河面上激起朵朵水花。当时水流湍急，我不会游泳，我和尹作兰俩人紧紧抱在一起也不管水深水浅就往前蹚，直到到了河西岸这才躲过一劫。
第二次，1944年的冬天，这次我没有及时跑出去，隐蔽到村里一位老大娘家里，这位老大娘赶紧给我换上老太太的衣服，又在我脸上抹了几道灰，让我抱着个小孩装成老太太。鬼子将门踹开，“哗啦”一下全进来了，都带着枪，枪上也都上了刺刀。一名鬼子将刺刀架到我的脖子上，情急之下，汉奸小碎步跑过来告诉小鬼子在隔壁邻居家发现有柿子可以吃。小鬼子一听有柿子，于是也便放下刺刀离开了。这一次，我险些被残害。
第三次，我得知鬼子又来“扫荡”，提前去了河西根据地，隔了没几天，母亲蹚过冰冷的沂河到根据地，我见到母亲时她两条腿被冰凌子刺破了，母亲告诉我说父亲被鬼子抓去了，如果我不出现，扬言要杀了父亲将人头挂在雪地里。这一次我吓坏了，我家里有兄弟姊妹五个，牺牲我一人不要紧，如果父亲因为我牺牲了我们这个家也就没了顶梁柱。我喊着要去救父亲，战友们极力阻拦，去了也只能白白牺牲。最终，在抗日根据地特务营的营救下，父亲安全脱险。
即便鬼子扬言要活捉我，我依然坚守在敌占区，不是因为不怕，而是因为对鬼子的恨支持着我这么做。每次，村支书朱立春拿到情报后转交给我，我就将衣服撕开口子，将情报藏进去，第一时间将情报送到河西岸殷家庄村一位姓薛的党员手里。
抗日战争接近尾声，当时时局已经有些缓和，党的队伍经过村子，我就动员村里人把房子腾出来让给战士们住。村里住着病号，我就动员识字班为伤员送吃送喝，擦洗伤口、换药。短期病号我们就喂鸡蛋，长期病号我们就熬鸡汤帮伤员疗养。将伤员送走时，送的人哭了，被送的伤员也哭了。平时，我还带领秧歌队去为慰问部队，那个时候缺少文化生活，我们去慰问战士的时候，大下着雨，战士们观看演出聚精会神，没有一位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