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蒙红嫂〗这些事俺一辈子也忘不了（王换于）
发表时间：2020-02-15 16:00阅读次数：次
俺叫王换于,今年九十八岁了。打鬼子的时候，俺参加了革命，一九三八年腊月加入了共产党，不久又被选为副乡长。当时俺已五十多岁，大家都称俺“于大娘”。那时候俺这里是抗日根据地中心区，山东分局、八路军山东纵队、鲁中区的首长和战士们是常来常往的，他们为国为民不怕牺牲的英雄事迹，俺一辈子也忘不了。
为了保藏一本书
一九四〇年夏天，全省的工、农、青、妇、文各界代表来到青驼寺，参加山东省各界代表联合大会。记得大会从七月二十六日开始，开了整整一个月。会上选举成立了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听说那就是省政府的前身，还成立了全省的各群众团体组织。这样大的会在咱山东那还是头一回呢。会上所有领导人的讲稿，文件集中在一起，印成了一本叫《山东省联合大会会刊》的书，当时咱顶缺的就是纸张，这本书也就印了有数的几本。
一九四一年冬季，日本鬼子五万人马对咱沂蒙山区进行大扫荡的时候，咱的队伍到处和敌人转山头，兜圏子，情况很紧急。一天，山东省参议会副参议长马保三同志到俺家,把这本书交给了俺。马保三和俺是老熟人了，平日里常来常往的，成天乐哈哈的不知愁，可这回他却严肃地对俺说：“换于同志，报据地的许多干部和战士都曾得到过您的帮助和掩护，您为抗日斗争做了许多工作，同志们永远不会忘记您。现在把这本书交给您保藏，这要比掩护几个战士或干部重要得多。咱们全山东的抗日领导机构和干部名单都登在上面，要是落到敌人手里，会对我们的抗战工作造成极大损失。您要千方百计地把它保存好，等到战争胜利了我们再来拿。”俺伸手接过这本薄薄的书，心里不由得“扑通扑通”跳起来。 看看马保三显得十分放心，这一下就像给俺吃了定心丸。俺寻思，就凭着党对俺的教育，凭俺村的乡亲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情谊，不管怎样我也得保下这本书来。
俺东辛庄，三面靠山，汶河顺着山根，围着村子绕了大半圈，就只有一面有出路，听人家懂军事的人说，这叫“兵家绝地”。日本鬼子虽然那么凶，但就是不敢轻易地进俺庄。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第一纵队的机关和首长，看中了俺这个庄，驻扎在这里，后来大众日报社也迁来，就住在俺家里，为了掩护同志们，俺庄的人在隔河靠山的隐蔽处挖了许多山洞子，光俺家就在吉太岩山上挖了三个山洞，家中的东屋里也挖了地洞。大众日报社、北海银行等部门的物资和钱款，都在俺庄掩藏过，一点也没受损失。眼下马保三把书交给俺，看来也是经过一番思虑的。马保三走后，我把那本书当成了心肝宝贝，用一块印花棉布包好，小心地藏起来，等着咱胜利的那一天。直到打跑了日本鬼子，这本书一直保存的好好的。
日本鬼子投降了，这本书该见天日了，我成天盼望着马保三来拿。可是国民党反动派又发动了内战，还乡团更是凶狠，形势又紧张起来。邻近村子里出了坏蛋，投奔到敌人那里，他们了解底细，知道我过去和首长们熟识，知道我为八路军藏过一本书，也知道山上有多少山洞，甚至还知道哪个洞里能藏人，哪个洞里能藏东西。这样一乱腾，藏那本书就很难了。搁在家里吧，敌人翻箱倒柜，刨地三尺；放在野外吧，山洞敌人摸底细，野地里又怕潮。寻思来寻思去，我不得不把这本书今天藏在这里，明天转到那里，有时还带在自己的身上。我常想，要是情况紧急的时候，就是自己牺牲了，也得要保住这本书，决不能让它落到反动派的手里。
一九四七年冬季的一天中午，国民党还乡团又到解放区烧杀掳掠。俺听到信,赶紧带上这本书打算转移上山，可还没来得及走，一伙匪徒突然闯进了俺家。由于坏人告密，这次敌人直冲着我来，就是要搜查那本书。匪徒们㨪着明晃晃的刺刀，恶狠狠地问：“你叫王换于吗？”我没吱声。
“听说过去你给八路军藏过东西，其中还有一本书？” 我有意打岔说：“哪里还有猪？猪不是早叫坏蛋拉去杀吃了吗？ ”
一个匪徒劈头盖脸打了我两个耳光，打得我两眼直冒火星。接着他又把刺刀架在我的脖子上，威胁说：“你这老东西装糊涂！今天你这老东你要是交不出那本书来，就要你这条老命！”
我定了定神，说道：“我今年六十一岁了，死了也不算少亡了。你们看着我这条老命比头猪值钱，愿意要就要去吧！”我脸上装着满不在乎，其实心里跳得“扑通扑通”的。这本书这时正掖在我的棉裤腰里呢。过去俺山村里上了年纪的妇女，差不多都穿老式的大裆裤子。这种大裆锦裤腰肥挡宽，掖了一本书，根本引不起敌人的注意。
敌人吓唬了俺一阵子，问不出一句话。说要我的命是假，要那本书才是真。书没到手，他们可不会轻易打死我。他们又说交不出书就要把我带走。我想支开他们，就开了言：“噢！您说的是书啊？我年老耳陈了听说是猪。我家袓辈没个识字的，有本书俺也不认识。抗战那阵子，鬼子“扫荡”像篦头发似的，有什么书还搜不去？不信你找找看，找着了您拿去就是了。”匪徒们乱纷纷地到处翻腾，屋里屋外，箱子凳子，甚至连老鼠窟窿都掏遍了，只是在柳条编的针线筐箩里找到一本夹鞋样子的破书。
我明知敌人是找不到那本书的，可我心里并不轻松，我知道他们不会甘心，我在想如果他们要搜身，该怎样对付？果然，敌人里里外外折腾了一阵后，就朝我走来，一个匪徒靠近我身边，刚要动手，我就撒开了泼，大声骂道：X你娘！你想干什么？我老妈妈子六十多的人了，你想怎么着？你有没有父母？你是不是你爹生妈养的？你是不是个中国人？你难道连个畜牲也不如？”我这一通发落，也还真管用，只见那小子缩住手脚，脸红到脖子。可这时冷不防背后一个匪徒劈腰打了我一枪托子，我疼得猛地一收肚子，那本书一下子滑到裤腿里去了。这一下我可是“急中生智” —— 一枪托子倒打出了一个主意：我想这些兔崽子总不能向我下身搜吧，书滑到裤腿里，脚脖子上都缠着扎腿带子，这一下可就更保险了。我顾不得腰疼，故意提高嗓门喊：“你们不用打，也不用翻，我自己脱下衣服你们看看，你们哪一个不算娘养的，尽管睁开大眼看，可别闭上眼……”说着我便解开大襟扣子，露出半个肩膀，接着我就做出要解裤带子的样子。匪徒们看见我的架式，断定书不会在我身上，也实在不愿意在这六十多岁的老妈妈面前出丑态，便灰溜溜地走了。书保存了下来。
全国解放了，这本书见了天日。俺怕虫子蛀了，就常常拿出来晒晒，仍然等着有朝一日首长们来取。一年又一年过去了，可这本书还是一直没有人来拿，一九七八年，我九十二岁那年，便把这本书送给了沂南县文化部门。后来县委知道了，还派人给俺送来一张奖状和四十元钱。这钱，起先说什么俺也不收，同志们再三解释说这是领导的一点心意，我才领了。
再后，听说省档案馆正缺这方面的东西，这本书就又被山东省档案馆要去了，《山东省联合大会会刊》一书终于保存了下来，它已经起了重要的作用，我就是死也瞑目了。
对一个伤病员的救护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日本鬼子对沂蒙山区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的时候，有一天下午，依汶村的王洪山用独轮车推着一名伤员送到俺家里。那个年月救护伤员不是什么奇事，俺像往常一样，赶紧收拾铺盖，轻手轻脚地把伤员放到炕上。伤员的伤势真是不轻，浑身血肉模糊，前胸、后背、胳膊、腿上的皮肉都被烙熟了，有的地方的肉就一块一块地往下掉，身上淌出来的不像脓，不像血，是难闻的臭水。他的脸上有一块紫，连脓带血，根本分不清模样。他从一来就一直昏迷着，嘴里只有一丝丝气。俺见过不少的伤员，可还从来没见过伤成他这样子的。俺安顿好他以后，就赶紧像喂孩子一样，把他轻轻揽在怀里，用左胳臂托着他的头，叫孩子他爹用火镰慢慢地橇开他的牙齿，大闺女淑琴端着米汤，我右手拿着匙子，舀一匙先放在自己嘴里尝尝，不凉不热的时候,再把米汤慢慢溜进他的嘴里。溜进去一匙,就轻轻地晃晃他的头，让米汤流进肚里，米汤一匙一匙的溜进嘴里，时间慢慢地过去，见伤员的气越喘越粗，俺阖家人紧盯着他，心都揪紧了。过了好大一会，他到底睁开了眼，俺真是松了一大口气，打心里往外喜。伤员费力地到处瞅着，当看到我的脸时停住了，接着干裂的嘴唇动了两下，轻轻地喊了一声 “于大娘……”我一听，声音挺耳熟，可又实在认不出来，赶忙问道:“你是……”他非常艰难地答逭：“毕—铁—华 ……”“咋？是铁华！”。我一听这个名，头“轰”地一声，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不由得联想到两年前的情景：那是一九三九年初冬，大众日报社从牛王庙迁到俺家里。铁华这小伙子在报社发行科工作，他长的俊模俊样的，心眼又灵透，手脚又勤快，常常帮俺挑水、扫地、推磨、碾米……，有时候还和俺家的那些孩子在磨道上撵趟儿玩，别提多欢实，多喜人了。
一九四〇年三月孙祖战斗之后，大众日报社从俺家迁走了,听说铁华被分派到依汶搞采购工作，俺还打心里头常常念叨着他，可谁知这次见面，他竟伤得让俺都认不出来了，这怎不叫人揪心！该死的日本鬼子，把好端端的铁华折腾成了这个样。我又是疼，又是恨，止不住热泪滚滚。倒不是我对铁华特别偏爱，可他的伤，确实太重了。杨在之、马南等许多同志在我家养过伤，可是都没有伤成他“那样子呀!他那个样子，真让人不敢看啊。
铁华到底活过来了，当他刚能说点话时，向俺说了他受伤的经过：一九四一年十一月“留田突围”之后，大部分敌人被罗荣桓政委牵着鼻子离开了根据地。一天下午，在依汶北大山坚持游击活动的毕铁华、王雁南等同忐，回到依汶村，想看看大众日报社埋在这里的东西。不料这天夜里，铜井据点的敌人突然包围了依汶村。毕铁华发现情况后马上去告诉王雁南、王洪山、刘琦等同志想法突围，自己走得就晚了一点。当他从依汶村西围墙豁口突围的时候，被敌人发现了。铁华光顾了对付前面的敌人，不防被身后的敌人拦腰抱住了。 他被捕后，敌人把铁华突围时扔出去的两个暗火的手雷找出来，又从他身上搜出了几张当时根据地用的北海票子和单据,就肯定他是八路军一个部门的负责人。狗翻译官大声吼叫着说：“抓着了一个共产党的小头目！”当夜就在依汶村北门外设了刑场，严刑拷打逼问铁华。不管敌人怎么凶，铁华就是不吭声。敌人又把依汶村的群众集合起来，叫群众指出铁华是干什么的。可群众没有一个人出来说话。翻译官又逼铁华指出群众中谁是共产党员，谁是游击队员，谁是他的部下！铁华在人群里仔细地看着，没有看见王雁南，王洪山、刘琦他们，知道他们已经突围出去了，就放下了心。下定决心，准备牺牲。翻译官问不出一句话，狗急跳墙，叫把毕铁华的衣服剥光，用点着的香烟在他身上烧。铁华大骂翻译官是狗汉奸，民族败类。翻译官被激怒了，命令点起一堆木柴，用烧红了的刺刀烙他的前胸、后背、两臂、两腿。从夜里一直折腾到第二天上午，铁华浑身上下几乎都被烙糊了，人早已经昏死过去，可是敌人没能得到一点东西。那个翻译官恶狠狠地说:“不能把他弄死，死了倒便宜了他，我们要他活着回去继续审问！”火刑停下来后，敌人找了一条裤子给他穿上，用铁丝捆绑了双手，连拖带拉弄到依汶村游街。傍晚，铁华在昏迷中被带到依汶村北的小山庄宅科子。夜里，敌人又审问他。为了不把铁华弄死，敌人没再动火刑。铁华仍用一句话不说对付敌人，敌人还是没有办法。第二天、第三天敌人带着铁华又转移到别的村子里。这时铁华的伤口发炎溃烂起来，身上发出一股难闻的臭味。敌人认定他是要死的人了，就放松了看管，站岗的也嫌有昧，离他远远的。第四天夜里，一个老人偷偷地来到铁华跟前，低声说道：“孩子，你还能走吗？能走就逃命吧！今晚敌人就要走了，八路军快过来了。”说着他把铁华手上的铁丝解幵，给他灌上一碗米汤,把他悄悄地拖到院子里垃圾堆旁边,甩乱草把他盖好，然后对他说：“你要能活着的话，别忘了我是宅科子村姓郭的老头，我是被抓来给翻译官挑东西的。”
老人走后，铁华顾不得伤痛，挣扎着撑起身子，扶着墙，摸黑一步步地向院外挪动。天快亮了，铁华还没有爬出村子去，他知道只有爬到依汶北大山，才能找到咱的同志。铁华咬紧牙一点点地朝前挪动，晌午过后，终于坚持爬到了北大山下。他一下子看见了王洪山，便大声叫喊“二哥”。这时王雁南和大众日报社负责人仲星帆、刘力子等同志也都来了。原来他们都在这一带活动，极力想法搭救铁华，又听说他已经牺牲了，见到他，真是又高兴，又难过。
铁华的命虽然保住了，可是他的伤是一时半刻难以治好的。为了治好他的烙伤，我跑了许多路，到处打听土方验方。先是听说獾油拌头发灰能治烙伤，我就剪下自己的头发，烧成灰，拌上獾油，给铁华搽敷，但是起色不大。后来我又打听到一种“老鼠油”能治烧伤，就是把刚生下来的小老鼠浸在香油里制成药,搽上之后没几天，他全身伤处都结了痂，再不流脓淌血了。铁华的烙伤渐渐治好了，可是身子弱，一时还上不了前线。为了安全，我就把他转移到吉太岩的山洞里，还让俺老头子在外边站岗。铁华在洞里还不住地活动筋骨，洞口又抬上许多石头，防备敌人。我去送饭时，怕天冷饭凉，就把刚烙下来的煎饼趁热揣在怀里，到山洞里掏出来，还是热乎乎的。铁华看了不忍心，说：“你这样还了得！当心烫着你呀！”俺说：“再烫也不会烙成你那样子吧，再说就是真地烫伤了，咱不是还有老鼠油吗？”说得俺俩都笑了。毕铁华在俺家养了四十多天伤，又回到工作岗位上去了。临去时大家都哭了，打那以后，老长时间没再见面。
一九五四年，我到北京走亲戚，顺道看望当年的首长和，同志，在那里我见到了王建安、胡奇才、陈沂、马南、杨再之，也看到了铁华。
一九八三年十月，县上来人通知我，说从广东省来了个白铁华同志要看望俺，俺想，这辈子从没和姓白的人相识呀！等吉普车开进俺村之后，倒是俺二儿媳妇先认出了他：“娘，这不是小毕吗？”我擦了一下眼，好好看了半天，可不，是他，就是他——毕铁华，原来他现在改姓白了。这次他特意带上家眷，趁着到江苏连云港开会的机会，专门来看望我的。一晃就是四十年了，这次见面大家高兴极了。
一位烈士遗体的掩埋
那也是一九四一年的冬天，毕铁华同志的伤势刚刚缓过来，又一个让人伤心的消息传了来：陈若克同志在沂水城被日寇杀害了。我一听说，就觉得天旋地转，脚底无根，一下子晕倒了。陈若克是朱瑞同志的爱人，她老家是广东，生在上海。年幼时就父母双亡，从十一岁就开始当童工养活自己，因为年幼个子小，看机器都得踩着砖头，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她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一九三九年随八路军一纵政委朱瑞，从太行山来到沂蒙山区，曾住在俺家的南屋里。一九四一年冬天日本鬼子大“扫荡”时，她已经怀孕八个多月了，还是要跟随着部队转移。我不让她走，她说，“咱们革命哪能避艰险！我是个领导干部，要是找个地方躲起来，怎么去号召同胞们抗战？”我看实在留不住她，只好把自己的一件大襟褂子给她穿上，给她梳了个假纂，打扮成一个农村妇女的样子。若克走后，俺整天为她提心吊胆。可万万没有想到，她这一走娘俩就再无相见之日了。
到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咱做敌工工作的同志，按上级指示，打算通过地下关系，把陈若克的遗体从敌人的虎口里运到根据地。俺听说了这个消息，就叫俺二儿子于学荣一起去，俺再三嘱咐学荣要细心，要认准遗体,千万不要出差错。俺还向领导上要求把若克同志的遗体，埋在俺家的地里，俺看护好她的坟冢，这天若克的遗体秘密地运到俺村里，俺掀开蒙在上面的被子，只见若克脸容模模糊糊，四肢都已经不全了，衣裳破破烂烂，只剩下一条苏联出的腰带，那是她和朱瑞同志结婚时，朱瑞同志送给她的礼物。旁边还有一个孩子的尸体，用白纱布包着，头上的白纱小帽上，还有一颗若克在监狱中为她剪的红五星。
知道情况的同志含着眼泪诉说：若克同志是拖着快要临产的身子，在十一月七日从大崮撤退的时候，不幸落入敌人手里的。起初她奋力反抗，以激怒敌人，杀死自己，但敌人硬是把她带到沂水城。敌人审讯时，严刑拷问她叫什么名字？干什么的？丈夫姓什么？干什么的？若克硬朗朗地回答：“我是抗战的，打日本鬼子的！丈夫也是抗战打日本鬼子的！”若克大骂敌人，敌人就把她吊到屋梁上拷打，昏死过去就用凉水泼醒，醒来后再用扛子压。陈若克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始终没有说出一句敌人希望得到的话，在敌人的摧残下，若克同志流产了。敌人看硬的不行，改用软的手腕， 拿来牛奶给孩子喝，企图用她疼爱孩子的心理诱使她屈服。若克对敌人的卑劣行为极端蔑视，她把牛奶摔在地下，和孩子一起展开绝食斗争。敌人使尽了招儿，最后下了毒手。若克同志怀抱婴儿，大义凛然走向刑场。敌人过去强夺她的孩子，若克拼命地抱在怀里不放,高喊着：“中国共产党万 岁！”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敌人用刺刀将若克母子二人活活穿死。当时，陈若克年仅二十二岁……。
听了来人声声血泪的诉说，我的心肝几乎都要被撕碎了。晚上，我在豆粒大的油灯底下，一边哭一边给若克和她的孩子做寿衣。眼泪淌下来，遮挡了眼，刚擦完一把又淌了下来，手指头让针扎得出了血都觉不着疼。俺和若克相处的情景，一幕一幕地在眼前出现：那还是若克乍来俺家的时候，有一天她工作回来，偎在俺的怀里，嘴儿甜甜地说：“大妈，阿拉从小就没有母亲，阿拉就做您的女儿吧！”她向俺诉说了她的身世，向俺讲述了参加革命的道理，俺听着听着就流下了眼泪，打心底里疼爱若克，从那俺就把她当亲闺女待，俺俩有时一个铺上通腿睡觉，有时一起去参加妇女会议，宣传抗战道理……
一九四〇年夏天的一个深夜，若克还在忙着写什么，我过去劝她休息，她却一把拉着我的手，激动地说：“妇女干部应当最坚决、最有气节、至死不屈，在最困难的环境下不动摇、不屈服、不妥协，即使被敌人逮捕了，受了残酷的刑罚，就是死也不能供出别人，也不能说出组织系统和领导机关，凡是有关组织的问题和对于抗战有害的话都不能说，这是妇女干部、妇救会员政治上的节操问题，是妇女干部和每个妇救会员都应具备的条件……”原来这是她写在给联合大会上的工作报告上的一段话,她这是念给我听听,让俺提提意见的。我心疼地看看她熬红的双眼,说道：“深更半夜的你就别念了，等到开大会时俺到台前听你讲演去，万万没有想到，一年之后，若克实践了自己的誓言，牺牲得那么壮烈！”
第二天，在俺村头上给若克举行了葬礼，大家怀着无比悲愤的心情,悼念陈若克烈士。若克的丈夫朱瑞同志也赶来了，他沙哑着嗓子说：许多同志和若克一样,为着党、为着人民、为着革命，而英勇牺牲了，我们要昂起头来,化悲痛为力量,一直战斗到最后的胜利！在场的男女老少无不失声痛哭，恨不得马上和日本鬼子拼命，为烈士们,为若克报仇！这天夜里，陈若克和孩子的遗体,一起埋在了村东头的黄土地里。一九五三年，沂南县人民政府将陈若克和孩子的遗骸迁葬到孟良崮烈士陵园。陈若克虽然离开了俺，但是她永远活在俺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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