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海银行之“前世”与“后生”: 一场特殊的货币战争中山东根据地 金融实践逻辑与经济运行机理* （四）
发表时间：2022-03-03 16:26阅读次数：次
北海银行之“前世”与“后生”:
一场特殊的货币战争中山东根据地
金融实践逻辑与经济运行机理*
（四）
周靖祥 李世华
中国共产党扎根农村的红色经济发展史,也是一部战争史,更是当代中国经济史的重要构成部分,暗含经济与金融、财政与金融、财政与经济的复杂关系。毛泽东同志(1940)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就已指出,“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描绘即将建成的新中国究竟为何样?这样来呈现,“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43]在阐明“中国的经济”道路选择之时,使用“一定”和“决不能”这样的词汇铿锵有力地讲述,“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决不能……，决不能……，也决不能……”[44]毛泽东(1933)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报告中指出，“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业。”“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顺利地开展我们军事上的进攻,……。”“我们要使人民经济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大大改良群众生活,大大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确切地建立起来。”“没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要迅速地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是不可能的。”[45]当时就已指出,“从出入口贸易的数量来看,我们第一个大宗出口是粮食。”“三百万元经济建设公债的发行怎样使用呢?我们打算这样使用:一百万供给红军作战费,两百万借给合作社、粮食调剂局、对外贸易局做本钱。”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在洛川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由毛泽东提议并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中一条就是“实行为战时服务的财政经济政策。”
革命战争年代,战时经济的研究主要围绕经济(包括金融与财政)与战争的密切关系而开展,1942年1月，一份题为《太平洋战事发生后我国各地金融经济变动情形》的报告指出,“内地对外金融与经济上的关系,并不以港沪为止。上海、香港均为法币流通区域,两地均有法币之外汇市场,而上海之外汇市场,且以法币为主体。内地所需之国外朝资,常转经港沪而输入。而沦陷区所需国外物资,亦以港沪为转道之枢组。因此,港沪对外关系之变迁,亦能影响后方之金融与经济生活。此种关系,重叠相成,殊为复杂。”[46]罗敦伟(1943)坚持认为经济总动员在战争中的作用甚大,“战争在意义上虽然是政策或攻略的继续或延长,可是战争的本质,完全是经济的。”“现代战争不仅在本质上是经济的,而且行动上、形式上都有经济的姿态。”[47]
关于红色金融和战时财政的研究甚多,不失一般性,此类文献多是将货币服务于革命斗争的实践进行总结和评价。基于研究的研究文献梳理不构成我们研究的重要内容,在此只是列举其中之部分。概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重要特征,其中一项就是建立根据地并形成了区域性的革命治理模式以星星之火得以燎原,因其成功而使得财政、金融这一套切合于中国革命的治理模式拥有特殊地位,意义也非同寻常(潘晓霞,2020)。[48]在中国革命战争年代,财政的地位更加特殊,在此援引毛泽东同志的话语立据为证,“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问题,就是几万军队和工作人员的生活费和事业费的供给问题,也就是抗日经费的供给问题。”追本溯源,中国红色金融起源于大革命时期,在与国民党和日本进行对抗的革命战争时期不断地得以发展并壮大。概言之,红色金融(主要形态是货币斗争)与军事(战争)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红色金融不仅直接为军事提供资金支持,还通过促进根据地经济建设间接地为人民军队进行军事斗争创造了稳定的战略大后方。军事战争胜利,又为红色金融(货币斗争)提供了更加有力的外部运行环境,继而在军事战争之背后获得了大发展(郑录军,2020)。[49]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译介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的基础上,就已将这一学说应用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形成了一整套趋近于完善的红色货币思想,这样的思想认识是先于中国实践的,[50]并为日后构建成熟的货而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尹振涛,2017)。[51]作为可査性文献的相关补充,关于边区货币发展和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相关研究存有大量硕士和博士论文；此类文献的一个共同点就是缺乏统一的理论基础,论述时多是“纪实性”的文本写作方式,仅作为集成了的历史资料值得一瞥。[52]以北海币(北海银行)为研究对象深度融合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来说理,至于那些先于实践且早已存在的本项研究中引入分析所借助的基准理论实为承前,意在阐明清楚经典理论或思想是可以用于指导实践的；至于20世纪50年代后经济学界新产生的货币理论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创造性实践和理论创新实为启后,或与山东根据地北海币较长期稳定发行的伟大实践有直接或间接关联性,或不存在任何的关联性,此类问题都不再属于本研究所要解答的内容体系。历史是一面镜子,能够照清楚现实:北海币是因战争需要而被创新出来的新事物,出现过但又消失了,后世又在反复利用这一伟大实践留存的制度遗产。
在浩瀚如烟的货币经济学研究文献中,我们不难找出金融和财政的理论底色,甚至可以说是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20世纪70年代的新古典综合学派的思想结集,只需要将各种经典理论或思想镶嵌于具体实践就可能将理论进行重构,或是统一。代表性理论有Lerner(1935;1943:1952:1961)的“功能财政论”,该思想重在阐释“财政的目的首先是经济平衡,只要能达到没有通货膨胀的充分就业的经济目的,财政预算本身是否平衡是不重要的。”[53]而且,该理论催生了这样的一种货币经济思想,预算赤字或预算盈余可以有助于稳定经济。还有, Minsky(1963)的“金融不稳定假说”,作为货币论集大成者,他开启了金融脆弱性理论研究,他的理论曾经旗帜鲜明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的本性决定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Ryoo,2013),金融危机以及其对经济运行造成的危害都难以避免。[54]再就是货币主义者 Friedman and Schwartz(1963)的“货币政策失误论”,也即由于货币乘数相对稳定,货币需求是一个稳定的函数,而货币数量决定了物价和产出量。货币供给变动的原因在于货币政策,也就是说,金融动荡的根源在于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的失误可导致一些小规模的、局部的金融问题发展为剧烈的、全面的金融危机。20世纪60年代,可谓货币论创新的伟大时代,之间20多年时间里货币理论都处于休眠期。直至上世纪末, Mckinnon and Pi11(1998)才创造性地提出“道德风险”理论,至今仍有较强的生命力,借助于该理论我们能够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存款担保(显性的或隐性的与过度借债( Over Borrowing)之间的关系。[56]Godley(1998;1999)造性提出的“三部门均衡理论”,又可以将其视为一种方法论,将家庭、企业和政府三个部门引入分析框架中,求解出宏观经济均衡的基本条件是消费、投资与政府支出之和必须等于消费、储蓄与税收之和( Singh and Rathod,2010 Goodhart,2008）。[57]拾取 Lagos and Wright(2005)、Wi11 lamson and Wright(2010)的观点,现代货币理论的更新总是兼容了诸多非主流的观点,关注中心则是政府的财政政策与央行的货币政策该如何协调运作。[58]这一部分理论回顾,更早的文献见于 Casadio and Paradiso(2010)、 Ful lwiler et al.(2013)、 Palley(2014)、Tymoigne and Wray(2015)等。[59]纵观现代货币理论,主流的货币学说之演变基本顺延着三个主要方面在进行:其一,求解和实证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关系的货币数量论;其二,试图解释汇率决定及其与物价(货币供应量)关系的购买力平价理论;其三,谋求搞清楚各国利率水平与汇率走势关系的利率平价理论。
（本文作者： 周靖祥 李世华 原载于：《北海银行历史研究文集》 未经作者和本站同意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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